近日，合肥市正在下大力气拆除违章建筑，从媒体的报道和现实效果来看，进展异乎寻常的顺利。众所周知，拆除违章建筑是很多城市的老大难问题，牵扯了太多的既得利益，但合肥何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就？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走访了相关部门，得到的答案是：以往针对违章建筑物的管理权是在市一级的有关部门，而具体执行层往往在下面的区、县，甚至是街道、居委会，因此很多政策、规定很难落实。正如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所言“多一个环节，就多一个婆婆，也就会降低一分效率”。而此次行动最大的特点是将这个管理权下放，而且是一放到底，落实到每个责任人的头上，当权力成为可考量的义务时，问题的解决也就顺理成章了。

说到底，这其实是一个政府做事方式创新的典型案例。所谓创新,技术变革经济学的创始人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给的定义是“建立新概念——形成生产力——成功进入市场的过程”，简单而言创新就是将新的创意因素引入到市场的环境之中，创造新产品，实现市场价值。在这里，我们借用创新的概念，指将更多的新手段、新模式和新要素引入到政府的运作体系之中，换个思路想问题。

政府就像是一部持续稳定运行的大机器系统，如果没有创新，就很难有大的进步，而目前中国政府正在由经济主导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要顺利完成此次变革，创新就成为必要条件。

政府要创新，首先就是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指要拓宽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广度，让我们在考虑问题时更加全面和科学。深圳，从当年的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渔村发展到今天的国际大都市；陕西杨凌，本是一个县级政府，但却拥有省级的经济管理权限；浙江大力发展私营经济，调动每个浙江人的创业精神；江苏则是利用大项目、大工业带动全省经济的发展。无论何种模式，中央以及地方各级政府解放思想都是前提，都是结合实际摸索出来的特色之路。从概率上说来，文化底蕴越深厚的地方解放思想越有难度，因为既有的传统、条条框框太多，脑袋中的禁锢太多，但这一步，我们必须走出！

其次，政府创新必不可少的就是要有冒险精神。风险与收益是一对孪生兄弟，不冒险就不可能有成功。当年安徽小岗村如果没有那纸生死契约，估计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样，贵州近几年的发展就值得推广，西洋肥业、贵州益康、贵州益佰、贵州百灵、以及贵阳的微硬盘产业等，令我们不得不对贵州投以崇敬的目光。贵州在几年前，就决定将资源向这几个产业倾斜，甚至是有点孤注一掷的味道，这种“搏”的精神给他们带来了成功。当然，冒险并不是要做毫无把握的事情，冒险也是要有策略的，毫无疑问，贵州的成功肯定也得益于他们事先对自身以及外部环境的缜密分析，以及一批敢于承担责任，敢于担担子的领导。

政府创新的另外一方面问题就是要有信心，不仅是对自己有信心，也要对自己身边的同志有信心。很多人在碰到创新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总是“如果失败了怎么办？”，笔者认为，这种第一反应应该变成“肯定不会失败”。考虑问题，首先要肯定新的创意，然后再来仔细的分析，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将创新扼杀。

缺乏信心源于闭塞。大力开展干部的交流活动是提高信心、开拓视野的好方法，看到的多了，自然也就敢想敢做了。对身边的人有信心了，自然也就敢于和人配合、敢于放权了，合肥违章建筑的问题之所以得以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靠的就是这点。

当然，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创新环境和创新文化建设，建立允许失败的环境和制度。当失败不再可怕时，创新环境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诚然，政府的创新首先要倚靠的是政府体制内人员意识的转变，但来自社会各届的智慧也必不可少，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将会对政府创新起到意想不到甚至是相当关键的促进作用。

“违章建筑”的问题解决了，沿着这个创新的思路，相信会有更多的老大难问题会得到顺利解决。其实，问题的存在，本来就说明制度层面还有一些不顺之处，我们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就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政府创新就有必要。

群众的需求是常变的，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政府所面对的环境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政府的创新也就注定了将会是一项没有固定模式的日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