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听说一个时髦的段子，说：“经济学家是LM，社会学家是FQ”。呵呵，这个段子应该是有点过了，不过倒也反映了时下的一种情绪。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城市里两所鹤立鸡群的中学互不相让，其中较好一所学校的学生讽刺较差的那所学校的学生为LM，较差的学校的学生总是气愤不过，于是有人出主意，讽刺较好的学校的学生为“有知识的LM”，最后的结果当然也是较差的学校的学生扭转颓势，占据上风。可见对于LM来说，有了知识反而是一件可怕的事，由此，知识分子更要慎言慎行，否则就会引起公众的极大反感。

我国千年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素有尊重知识的传统美德（个别时期除外，如文革），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向来以“气节”自勉，导致大众对“家”这个称号是有些神化的，大众对于站在前台的人总是有非常高的期望：既然要以学者的身份站出来，就希望你是个“神”，但如果你要成不了“神”，那就只能成“LM”了。当下，“气节”依存的儒家士绅体系已经不复存在，文化传统也倍受冲击，而经济社会以信用体系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又尚未完善。诱惑如此之多，经济学家哪又有那么容易继续扮演“神”的角色？

其实，所谓的“家”，不是神也不是LM。在北京上学的学生，只要是学经济、金融、财政、管理等等相关专业的人，大多都有骑着自行车去各个学校聆听“名家”讲座的经历。坦率的说，听的多了的感觉就是：很多“名家”知识上的高度的确难以企及，但是，他们的“观点”却并不一定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势“的基础上，因为有了“势”，才有了“观点”，然后再用知识来包装。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方法是不严谨的，结论不是被推导出来的，而是被证明出来的，这样做是很难避免片面的，也就容易出现情绪化后进而走向偏激的情况。所以，我遇到的很多人也都变成了这样：“名家”们要讲一个知识，那是非常有兴趣，一定要洗耳恭听的；但要讲一个观点，那就是听一听，知道了而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中国做社会科学的氛围本身就有问题，站的高呢，要顺“势”讲官话，站的低呢，要么是更激进借“势”扩大声名，要么是出狂言造“势”引人注意。归根到底，都是因为功利，因为急功近利，所以，在人性上面，“家”与普通人并没有区别，“家”也是人，“家”就是人。只要掉进了功利的旋涡，多有名的家也是人。中国的历史中，有不太好听的诸如“御用文人”这样的名词，也有很多容易被美化的行为，比如“上书”。关于“上书”，举一个很有名的，康有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名冠天下，为天下苍生而慷慨激昂、被誉为读书人的楷模，但是后来发现呢，也一样是一个没有堪破名、权、利的人。

还原经济学家“人”的本质的意义在于，一个人的名并不能证明他的对错，名气与对错没有必然的关系，名气与能力也没有必然的关系。甚至，名是一种拖累，有了名反而更容易犯错。实际上，国外的经济学家在谈论具体问题、微观问题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因为经济学并不是基于责任的学科，责任首先不明确，过于微观了必然陷入利益纷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更多是基于责任的权衡，寻求的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没有这种思维模式，几个数字哪能勘透其中的奥妙。所以，微观的问题本来并不适合搞宏观的人来研究。

把经济学家还原成人并非坏事，作为一个人，在名、权、利三方面本来就是很难全都解脱的。于是这样，经济学家也可以解脱了，大众不用搞“身份崇拜”，做不了神，也不会被人讽刺为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