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利用GSS2003的数据，集中探讨了中国城镇社会中客观阶层位置在有关社会领域中的后果和影响，居住模式、社会交往、生活方式和阶层意识构成了这一分析的4个维度。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居住、交往和认同维度上，特别是在客观分层结构的两端，阶层化构成了主要的趋势；在生活方式维度上阶层化的趋势则比较模糊。在4个维度上都存在程度不同的不对应关系。

关键词：社会分层；阶层化；潜类分析；对应关系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现代化和制度急剧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成为引人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国内现有的研究大多围绕“市场转型”理论所引发的争论，集中于分层结构的变迁，而较少关注阶层化（或结构化）问题或分层后果的分析；然而，后者在当代是更具理论和现实挑战的问题。本文的主旨是立足中国正在经历的现代化和制度转型背景，利用2003年度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GSS2003），对当代中国城镇社会的阶层化程度进行分析，探讨客观社会分层结构在相关社会领域的后果和影响，考察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一致性的对应关系，或者说在什么范围内和多大程度上存在着一致性的对应关系，集中回答有关我国城镇社会中“阶层化”过程是否出现、以及在哪些领域中表现出来的问题，从而为分析中国城镇社会的社会分层状况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阶层化问题的理论探讨

阶层化问题的讨论是社会分层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大多数传统的关于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①「这里所谓“传统”是指相对于后工业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主要基于结构主义立场所形成的相关理论。」基本上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即：一个社会的阶级或阶层是基于客观社会位置而形成的，例如，阶级位置、职业地位、教育水平、财产和收入、权力等，即使是“社会声望”这一看起来是主观的评价标准，其基础也是社会经济的，内在地包括了权力、教育水平和收入等要素（Blau &Duncan ，1967；Featherman，et al.，1975；等等）。

但是，社会分层研究并非仅仅是对客观社会位置的分类和分析，而是如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所指出的，其首要任务是阐明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中可见的主要社会行动模式之间，或简单地说“结构和行动”之间的关系（Erikson &Goldthorpe，1992：1）。马克思关于“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著名概念，韦伯关于“阶级”仅仅是某一种共同体行为的可能基础的讨论（马克斯·韦伯，1997Π1976〔下册〕：247-251），都强调了客观分层结构和相应群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赖特主张，对阶级的分析必须区分“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 ）两个层次：阶级结构被定义为一种决定个人或家庭的阶级利益的社会关系结构，而阶级形成则是“在这种阶级结构之中，基于由结构所决定的利益基础而形成的组织化的集体行动”（Wright，1985：9-10）。

因此，尽管社会分层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客观社会位置的分析，但都内在地包含了一个基本假设：客观的分层结构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基本分界线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基础，构成了社会集体行动的基本组织原则和社会矛盾及冲突的基础，也就是说，构成了集体行动的基础。

在分层结构和集体行动两极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中间过程和条件。这些过程在吉登斯那里被称为“结构化”过程（Giddens ，1973：109），我们将其称为“阶层化”过程。由于社会行动的极端复杂性，客观的分层结构在行为、消费、认同和社会意识等各个领域中产生的后果和影响，以及它与集体行动的联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此也是一个更具挑战性且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主题。

不同的理论传统在关注阶级形成问题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理论归宿有较强的一致性：阶层化研究不仅仅指一种客观分层结构的划分，而且需要充分注意到其他因素与客观结构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标识着一个社会内部的阶层化水平。在本文作者看来，居住空间、社会交往、生活方式和阶层认同4个维度对于分析阶层化程度具有重要意义。这4个维度在客观结构和行动模式之间表现出某种递进的关系，构成了衡量阶层化的层次结构，居住方式更接近于客观结构，而阶层认同更接近于集体行动。本文的基本目标是基于我国城镇居民的职业、教育和收入等客观位置，探讨客观阶层位置与居住空间、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社会认同4个维度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利用中国城镇社会的资料来检验并发展上述基本假设。

（一）居住模式

住房是财产的重要部分，对于大多数被雇佣者来说更是如此。同时，住房不仅仅是一个栖身的场所，还包含了居住者对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往对象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分层结构和居住空间之间的关系很早就为研究者所注意。恩格斯曾经对19世纪4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社会居住空间模式进行过分析，从社会阶层的居住空间分割的角度探讨了英国社会的阶层化问题。而现代社会学的研究中，则集中探讨了居住与社会封闭之间的关系。例如，英国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雷克斯对于“住宅阶级”的研究（参见夏建中，1998）；住宅社会学关于住宅的使用差异是人类社会隔离的指示器，客观上形成了社会的阶级隔离、种族隔离和贫富隔离的分析（周运清主编，1991：12）；消费社会学提出的居住空间因社会阶层的分化而产生空间分隔的判断（渡边雅男，1998）；以及P.马库斯在1993年基于城市社会地理学的视角而提出的城市社区持续模式等，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分层结构与居住空间的关系。

一些学者还通过运用社会居住分离指数及相应的统计分析，进一步研究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寿命周期、种族与民族隔离等因子对造成西方城市居住分隔的影响（王兴中，2001）。

上述关于居住空间分割与阶层关系问题的探讨，主要存在两种倾向，并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分离。其间，一种倾向强调以居住类型的差异为基础，由此分析真实社会阶级的形成和阶级冲突；更多的研究者则以人群中的其他结构性区隔因素，比如种族、收入、教育、职业等，来分析和探讨产生住宅类型差异的原因。然而，事实上这两个方面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相互促进的影响。居住空间上的阶层分化特征并非单纯的社会分层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导致社会阶层化、社会封闭趋势显性化的重要机制。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由于受到不同的结构性条件的制约，选择了不同的居住方式，这表现为，在一些生活质量和居住质量十分类似的社区中，集中居住着一些在生活条件和生活机会上大致相似的人群；并且，在这样的封闭性社区中，人们逐渐养成了大致相似的生活方式和地位认同，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产生了相对封闭的社会阶层群体。

（二）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属于现实的社会行为范畴。与“纯粹”的客观社会位置相区别的是，人的行为是其结构属性和社会心理前提相结合的结果（布劳，1991Π1977：246）。

从结构社会学的传统出发，布劳在其社会交往的宏观结构理论中曾经阐述了一个基本假设，即：人们更多地与自己群体或社会阶层中的其他成员交往，处于相同社会位置的人们有着共同的社会经验和角色以及相似的属性和态度，这一切都将促进他们之间的交往，例如婚姻、朋友等性质的交往关系。这一假设可以称之为“接近性”假设。在布劳看来，接近性假设具有社会交往理论的首要基本公理的性质（布劳，1991Π1977：57-59、67）。格兰诺维特有关关系强度的著名研究，其理论逻辑的起点也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Granovetter ，1973）。按照布劳的结构理论，人们的社会地位是多维度的，基于任何一种社会地位所产生的对交往的影响，或多或少地独立于其他的社会地位（参见谢文，2000：343-370）。因此，社会地位维度之间的相关程度和相交程度，体现了社会结构的整合和冲突状况。

社会交往的结构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阶层化的视角。如果处于某一特定分层位置的人们其交往对象不局限于同一位置的人，还包括了很多其他分层位置的人，则意味着不同社会地位维度的相关性较弱，分层结构呈多元化，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分层结构。如果处于某一特定分层位置的人们其交往对象仅局限于同一位置的人，则意味着不同社会地位维度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整个社会的分层结构呈现为较高程度的结构化。如果人们的社会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客观分层地位决定，那么这种交往过程本身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强化客观的分层位置。

（三）生活方式（生活风格）

也许可以说是韦伯最早将生活方式概念引入到分层研究中。在韦伯那里，与基于市场能力的经济阶级相对，韦伯提出共同体内权力分配的另一来源是基于生活风格和社会声望的等级或身份群体（St？nde ）。尽管韦伯也认为身份群体与财产状况有很大联系，但他更强调身份群体的真正故土在“社会的制度”里，即在“荣誉”分配的领域里，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或建立在习惯的生活方式之上，例如，人们的社交圈、通婚、共餐等方式，都表现出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群体化形式（马克斯·韦伯，1997Π1976〔下册〕：253-260）。

在后来的分层研究中，有关生活方式与客观分层结构的关系也形成了两个相对立的视角。

布迪厄认为，客观社会位置与存在于象征体系中的外显行为—生活风格（styles of life），构成了社会空间的两个层面，后者涉及到个人的艺术与知识鉴赏能力，如谈吐仪态举止是否符合上层社会的礼仪风俗，家居、服饰、饮食、交通等消费过程中表现出的品位等（Bourdieu，1984）。“惯习”（habitus ）将二者联系起来。所谓惯习主要是指一定社会阶级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思想、行为所带有的特定倾向，因而惯习的产生过程也就是阶级形成的过程（Bourdieu，1987）。

相对立的视角则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变化，社会不平等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个人主义化的趋势，客观社会位置不再是社会分层的决定因素；特定的生活方式、个人品位、选择和承诺等文化的因素更重于传统的结构因素（参见Grusky，2001：7）。这里的生活方式概念具有独立的意义，完全不同于布迪厄基于客观社会位置的生活风格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前者实际上已经摒弃了“传统的”阶级概念，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日益个人主义化的生活方式和态度（Grusky，2001：21）。

（四）阶层认同、阶层意识阶层认同和阶层意识在所谓“结构和行动”的问题中是最早得到较为充分阐述的维度。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的核心是基于财产关系的阶级利益。因此，财产关系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只是区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客观基础；而阶级的形成在于人们的“阶级立场”的产生，即基于阶级境遇所产生的阶级觉悟、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这样，就“自在的阶级”转变成了“自为的阶级”。当然，这种转变能否实现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和过程，例如，组织化过程和阶级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等。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思想都有一定的发挥，比如S ·奥索斯基把人们头脑中关于社会分层的想象视为阶级分析的重要方面，认为它表明了不同阶级利益的实践经验，直接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计划的推行（Ossowski，1963：6-7）。

倾向于“阶级已经死亡”的学者则持一种对立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个人主义化”以及当代大量新社会问题和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导致基于传统阶级结构基础的群体认同和阶层意识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基于个人主义基础的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的“碎片化”

（fragmention ），以及人们基于生活方式、价值认同和社会规范的问题对于新社会运动的关注（Clark &Lipset ，1996；Eyerman ，1992；Haferkamp &Smelser ，1992；Touraine，1981；转引自李春玲，2005）。

七、小结

上述有关客观阶层位置与4个维度对应关系的潜类分析，呈现出一幅复杂的画面。从中，我们也许可以总结出一些基本的趋势。

11.从所有4个维度的潜类分析中，都可以看到与客观位置有同质性关联的阶层分割现象，这主要表现在5个潜类中的潜类1、潜类4和潜类5上，以及居住和交往维度的潜类3上。这些潜类在职业阶层、教育水平和收入上表现出很高的同质性，即潜类1主要是那些职业阶层位置、受教育水平和收入都较高的人，潜类4和5则集中了在3个客观位置上都较低的人。除了在交往维度的潜类1中包括了10%的无业者外，在其他维度的潜类1中体力劳动者、自雇佣者和无业人员比例都非常低，相当一部分没有超过3%.反之，在所有维度的潜类4和5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比例多数都在5%左右，没有超过10%.收入和教育在所有潜类中表现出的一致性次于职业阶层位置，但也有明显的分割趋势。

22.相应于上述潜类中客观位置的同质性，可以看出在几乎所有4个维度上都表现出来的与客观位置之间的一致性和明显对应关系。主要体现在：居住维度上潜类1的社区类型和居住地段，潜类4和5的社区类型；交往维度上潜类1和2与后三类，特别是潜类5的交往对象；生活方式维度上潜类4和5的高雅休闲因子、通俗娱乐因子，以及焦虑因子；在社会认同维度上潜类1、潜类4和潜类5的群体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认同。

33.潜类分析中的潜类2和3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图景。一方面，所有4个维度上潜类2和生活方式及社会认同维度上的潜类3，在客观位置上表现出相对较高的异质性；另一方面，在居住维度的社区类型和居住地段、生活方式的多数因子以及在、和中上层社会“有产者”

“管理者”经济地位认同上，与客观位置、特别是职业阶层位置的一致性较为模糊；而收入和教育则与生活方式的某些因子和社会认同的某些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所研究的几种生活方式因子，对阶层界线的划分所能起到的总体性作用是有限的。

如果尝试对中国城镇社会的阶层化状况给出一个总体评估的话，我们认为至少在居住、交往和认同维度上，阶层化构成了更为主要的趋势，而在生活方式上阶层化的趋势比较模糊。

本研究无意对前面提出的“结构与行动”关系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也无意证明客观结构决定了当今社会中的重要集体行动，而是试图揭示出客观位置和社会行为、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认同的联系。作者相信、并且通过上述分析证明了客观阶层位置至少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居住分化、社会交往和社会认同；但是，作者也要强调的是，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简单的联系。我们越是深入社会生活的实际，就越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