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参政

2006年2月17日下午五位全国政协委员董良翚（董必武女儿）、任远征（任弼时女儿）、周秉德（周恩来大侄女）、刘太行（刘伯承儿子）、罗东进（罗荣桓儿子）等开国元勋老革命之后胡木英（胡乔木女儿）和苏铁山也应邀参加“乌有之乡”举办的学者的座谈会，听取学者对改革开放大计和建议。会由苏铁山主持并申明这些老革命之后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坚持劳动人民的立场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参会有：杨帆，左大培，高梁，宋晓军，毛立言、李延明、许建康，黄纪苏，祝东力，周国瑾，李昌平等。座谈会目的就有一个：参政。两会之前吹吹风。

2006年2月25日左右派学者第一次在清华碰面，张维迎见杨帆，杨说，对不起，最近我总是骂你。张很不自然的说，骂得好，骂得好。2月25日，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多功能厅，杨帆、张维迎两个素来被认为是水火不容的学者坐到了一起。尽管两人均不承认自己在学术上的“左”或“右”，但在许多人眼中，杨帆和张维迎分别是经济学界“左”派和“右”派的代表人物。吸引他们走到一起的话题是“如何理性地反思改革”。参加当天研讨会的还有曾声称“国内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香港科大丁学良。曾撰文“改革共识已基本破裂”的孙立平，清华李稻葵、人大周孝正，团校王小东在研讨会上发言。问题的实质就是开两会之前的院外攻势。没有几个学人不想当政客，这就是危险所在。精英最危险的是参政活动。两会集中10多年老问题：三农问题、教育问题、看病问题、失业问题、台湾问题、东海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创新问题、国企问题、腐败问题、金融问题、股票问题、上访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集中在两会，所以，两会变得格外的沉重。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时代。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文革，第三次是当前改革开放。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大体放在经济层面上，政治体制上不敢动。诸多社会问题经10多年堆集积累问题成山，动又动不得。各种不可测的不安定的因素正在积蓄，很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地爆发，中国经济繁荣的背后埋藏着巨大的社会不稳定。观注中国精英命运，他们怎么了，中国怎么了，国人正快乐着奔向灾难。

中国精英个人炒作的路数，先当报刊经济学家，再当电视经济学家，争当国师，更是死路一条。两派学者都想上折子，递万言书，当国师。参政是好玩得吗？王子犯法就得先杀你，高官犯罪也得先灭你。海外民运份子沉寂多时，一看两派为反思改革掐起来，说新自由派是一条聪明狗，咬一口肥肉，新左派是一条傻狗，叼一骨头。

中国学人非常非常羡慕外国学人进则位列三公，出将入相，象基欣格，象沃尔福夫维茨。退则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人家外国学者参政是通过基金会支持下的智库。中国有吗？仅有的三、四个民间智库，茅于轼的天则，曹思源的思源事务所，温元凯的南洋德林，钟朋荣视野咨询，九年过后，两个半黄了，有一个半还剩一口气。形不成专家平台，要想改变中国精英命运门也没有，脱离不了古代学人复命。两派都加紧诉求政治援助，迅速向专权靠拢，这是古代帝王传统之道，知识份子从古到今，就在皇帝，诸候，外戚，宦官，在四种势力的剿杀中生存，奔走游说于四方势力之间。这就是仕的命运。

网民胆小蝙蝠说：文人或知识分子，有三大特点： 1，脱离实际，缺乏实践精神，即科学精神。2，文人相轻，自命清高，从而失去了自省能力。3。意志薄弱，邓公说，哭哭啼啼没出息。从而为当汉奸准备随时听候招唤。清代文人误国，而当代学人祸国。

中国知识份子能耐，一座而论道，二谈论伪问题，三上奏折。这是学者的悲哀。很多学者根本无视社会环境恶化的实情，背后原因在于缺乏社会良知。这种偏执和无良现象也是网民批评这些学者的主要原因。面对网民批评的时候每每勃然大怒。精英“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精英霸权所在，显示了这些主流学者还沉溺于主流媒体舆论的幻觉，而浑然不觉网络时代已经将话语权转到社会民间，这才是我国学术界的悲哀。17年来这么多精英故事，他们都聪明过人，经验老道，竟还有这么多折的，风光不在了。

精英越来越专横和霸道的同时，越来越觉察出自已命运危险来临，越来越有恃无恐，丝毫不在意别人的感受和反应。“你能怎么着吧。” “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你爸爸！”爱你没商量！”草根对上层也越来越反感。中国精英变得越来越不厚道，越来越缺乏常识，说话也越来越离谱，在情绪氛围中，理性的声音和严肃的讨论，淹没在火急火燎情绪当中。有关改革的讨论中，价值观、是非观的分裂，主流意识跟平民意识的分裂，是跟平民大众的分裂。中国社会从经济上不断地分裂，失去安全感的人们越来越经常地排挤他人和分裂中寻求他们的政治方略。老贵族与新富的分化，白领与小资的分化，愤青与民工的分化，老大跟老二的分化，最严重的两极分化，李强跟胡哥汇报基尼糸数一经达到0，5，周孝正跟胡哥说0，6，已达动乱边缘。每每内忧外患之际，中国精英们相互杀伐功夫越来越精道，两派借着媒体和网络充分显示了庙堂和江湖功夫。

中国知识份子很容易变成王明，大搞红色恐怖，搞专制一绝。中国是一个集权政治，中国人的整体取象的思维方式很容易形成一种我掌握了真理的错觉，这种错觉与唯科学主义结合，就会使一个人形成一种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信念。如果这种人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就会自动产生一种自我造神的冲动，尽可能地支配所有人的权力。并且，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其后果，是为人们带来灾难。

不是说知识份子不能参政，现在中国文人参政路径不对，跳高当国师那成本多大啊！象李强，周孝正能跟胡哥说上话的教授，全中国能有几个。中国缺的是大专家平台，原体制内的不行，得打破围墙，在强大基金支持下的大平台，统和中科、社科、军科及各科研院所大平台。中国学人参政才能得以实行。政府有能力、有经验领导专家为一共同目标而实施战略项目，象“二弹一星”一样，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政府组织好专家资源，就是最大解放生产力。历史上GCD曾成功解决各派统战问题，听任两派学人内斗其实是对专家资源最大浪费，即不能为创新战略服务，又耽误战略机会。起码有不少专家，学人，官员，决策者都认识到了：停下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精英个人炒作争当国师，就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