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老贵族”

茅于轼

1994年茅于轼就很有名气了，在主流经济学家没叫响之前，茅老早就是主流。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抗战时期转辗于大后方柳州、桂林、重庆。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
　　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5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此书于199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第二版。　
　　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以后7年内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去非洲2次。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招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

1993年7月，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4位经济学家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之后的一年里中国各地成立了很多民营、私营企业，当时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14%，这样的情况迫切需要专门关注此类现象的经济研究机构，于是，我们的投资方北京大象公司决定发起成立这样一家经济研究机构。”茅老说道：“当时他们最初找的人是唐寿宁，后来由盛洪把事情接过来，然后又找到张曙光、樊纲和我；当时我们5个人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共同的特点是各自关注和研究的领域都与制度经济学有关，而且盛洪还认为这几个人能够志同道合。”“我记得那一天好像是7月26日，我们在西单的三味书屋召开的成立会议。在书屋的二楼茶屋，当时的会场布置得很简朴，只摆放了一些简单的茶点，到会的三四十人也基本都是学术界内的一些朋友。几天后，我们在雅宝路的亚洲饭店又开了一次会，然后就在西单的达智胡同租了一间房子开始工作了。”

天则所最初成立的时候是在工商系统以企业单位进行注册登记的，而且组织模式也完全遵循股份制原则。茅于轼等人属于技术入股，分别占7%；主要发起人盛洪占14%，王永丰所在的大象公司则是资金入股，占20%，他们首期支付人民币10万元，并约定其后按季度逐步增加投资。作为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几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坚信自己的知识一定能够创造财富。

“一开始我的理解还不很明确，甚至说有些糊涂，我不知道天则所具体要做些什么，我在里面能起些什么作用，甚至开始时我还以为自己只是一个顾问。”在谈到起步时的天则工作时，茅老笑着说道：“而且，很快大象公司因为经济困难，计划投入的100万只给了一半就终止了，于是我们只好自力更生。天则成立不久盛洪要出国，刚好我从社科院退休，于是我又接替了盛洪的所长工作。”

　　主要兼职如下：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还有其它社会工作和头御，用茅自已的话来说：“我在1993年退休后的十年中办了三件事，其中牵扯精力最大的就是和盛洪，张曙光等同志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至今十年过去，可以来说一说，办一个民办研究所主要的精神应该是什么，主要的危险又是什么。天则所的社会影响在不断扩大。这个过程看似自然，其实极不容易。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很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既要保持独立性，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很像是在走钢丝。至少要保证天则所不出大问题。”

茅于轼的敦厚温良，做为学者不失大家风范，智慧、慈悲、很有几分贵族气质。“回顾这10年，最大的困境就是一直没有钱”， 国外的基金组织向天则提供赞助，比如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每年都会提供给天则所1到2万美元的赞助，还有美国国际民营企业中心等，当然也包括Atlas基金会，亚洲开发银行。近年来，国内的赞助也逐渐多了起来，先后有两家证券公司向天则提供总共大约100万人民币的赞助。

可精英不能犯原则性的错误，一次也不行，茅于轼在2003年秋在香港访问期间,对媒体说: 台湾可以独立,这句话精英只能是偷偷说台湾可以分出去，私下里说也不行，更不好明说。一回内地70多岁老爷子受到封杀。2004年底天则就出大问题了，丰台民政不给他挂靠，海淀工商不给他注册，天则办了10多年，变成非法的。弄的老爷子挺惨的。

天则所已走过了10年的风雨历程，而一直参与其中的茅老也陪伴着经历了10年的风雨沧桑，这10年间的欣慰与感叹自然也是不一而足。从最初的西单达智胡同，到后来的水科学院、方庄芳古园、紫竹院报恩楼，及至现在的真觉寺，天则所10年间共四易其址，经历5处办公地；茅老也从最初的所长兼理事长、总管天则一切事务，变成了现在的常务理事，并且因年龄原因正日渐淡出天则所的日常工作。

梁从诫办的“自然之友”（环境科学）一路发展，茅于轼办“天则”（经济学）10多年一路坎坷。俩老爷子有相似之处，梁是三代名人，茅是两代名人，贵族气质太浓，以致圈子不大。

梁从诫

2000年伊沙在清华专家楼开会才见到梁从诫，是王名组织中国第一个NGO会议，梁正为自已民间身份问题，向民政部的官员大发牢骚，说民政糸统不批“自然之友”，他只好在工商局办理登记，梁火气很大，象他爷爷胆敢对晚清开刀，也象他父亲胆敢向毛泽东叫板，梁提前离会佛袖而去。好帅,酷B！很有些贵族气质，不愧是三代名流。

环境问题，污染，生态破坏，植被沙化，水资源枯竭，人口过剩是社会性问题，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环保精英想绕开政治难度很大，在国际上环保是绝对的政治主题。

以后才有了廖晓义和李皓的“地球村”，李皓是中国妇女运动先趋黄启藻之女，廖女士跟李女士合作时很短，旋即分手谁也服不谁，他们是中国最早的环保精英，克林顿来访要先接见中国环保精英，有关方面安排在南京。好象考虑北京接见怕影响过大。这些贵族NGO也下乡，农民奇怪他们整天不干农活，一天到晚转来转去，要不就成天就为农民听懂他们说的活，吵来吵去。伊沙说，他们有贵族血统，中国第一代是“贵族NGO”。至2001年以后才有“草根NGO”，打工妹，打工者演出队，农友联合会，烦忧热线等。三农问题更是大政治问题。

我们用有限的警力监视NGO的精英，无疑是政府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