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奖最佳故事片给了《撞车》，于是就找了张DVD来看。没想到这么漂亮的一个电影。吃饭桌上好几回跟两个孩子说这个片子，说到他们都嫌我唠叨了，女儿“表扬”我是永远最佳电影观众，问我是不是又流泪不可收拾。

一个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都市生活故事：两个偷车的非洲裔青年，一个墨西哥裔修锁匠，一个波斯裔的小店主，两个相爱的白人同志巡警，一个有钱人家的白人主妇还有她的丈夫，一个非洲裔电视导演和他漂亮的有非洲血统的妻子，一个黑人警官他的绝望的母亲他的偷车的弟弟他的白人女友，一对朝鲜裔夫妇。他们的生活本来互不相关。36小时里他们经历了撞车。

发行该片的Lion Gate Entertainment 公司网站对电影作了不长但很漂亮的广告：

“在生活速度的流动中，我们注定会相撞”。

“每天我们都要面对这些做出反应。怎么对一个境遇去解释，这就给你对每天生活的感觉涂了一层颜色”。

这种意义上的撞车我这个星期也有一回经历。故事是这样：上周末去看父母，母亲告诉说深圳教育局要求在深圳入读小学的北京孩子（我的小外甥女属于其中）家庭提供北京街道派出所出具的该儿童不在北京入学的盖章证明，否则不接受孩子入学。为了她的外孙女母亲已经往前门派出所跑了三趟还没有结果。母亲说的时候我心里不自在：行政官僚主义在国内国外都一样烦人，我担心七十多岁的老人累坏了，决定开车陪母亲去办第四趟。第四趟，我也撞车：十分钟不到就被打发出来，伶牙俐齿面带微笑的我自认为比母亲要强好几倍，没用，还要有第五趟，非那个已经拒绝母亲的管片儿民警不可。母亲不吭声，默默回家，她跟我问去第五趟的时间，还问了我一句“要不咱们让你妹找人托托那边的教育局领导？”我没说话。出国回国好多年，我对这种方式不习惯而且拒绝。不就是个大都市里义务教育的简单问题么？我跟母亲说我去吧你就别跑了。母亲不依，说要陪我。我心里觉得这事窝火。

当天晚上我看了《撞车》。第二天早上去派出所前，我还想着那个电影，一个人对着要给小外甥女办的文件夹发呆很久。

第五趟。派出所在崇文门祈年大街白墙掩盖着的胡同里面。一看就知道属于北京相当底层人的居住地：胡同窄小，有的胡同连牌子都没了，大片平房简而破旧，旧油毡铺的房顶，上面用砖头压着，卫生条件极劣。路过几家小饭馆，看见里面地上黑黑地糊着油腻，沿胡同的小店铺，有的门口挂卖浮了一层黄尘的化纤棉被，有的卖金鱼牌洗涤剂肥皂和卫生纸刷鞋刷子，也有卖小型家装工具，电线和扳手，也都浮着尘土；公共厕所从老远就味道熏天，更惊讶的是里面走出穿着医院白大褂的女士一群，听她们说话才知道她们在旁边的小中医诊所上班，都是医生，这里是她们的工作卫生间；拐过弯儿，看见一个摸样还好的老宅子门外靠墙地边上睡着一个少年民工，身下面铺着硬纸箱板，脑袋下枕着一幅黑不溜秋的劳动手套，睡得香甜，我想他一定不去游戏网吧。这一路心里不舒服，在外企作白领的我很久没有站在这样的世界里，这回再一次跟自己说你不可能对着这些无动于衷，不然是耻辱。我下意识伸过手挽住母亲的胳膊，怕她在砖头破纸乱堆的小街里走不好。派出所到了，我要见的那个警察正赶上在给拆迁户办手续。小小的房间里拥挤不堪，烟味和人身上的各种味道混在一起，气味难当，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进了里面等候；想排队都不知道怎么排，拆迁户挤在一堆，皱皱巴巴的文件攥在手里，或者用食品塑料袋和颜色掉得差不多的塑料商品袋装着，一个个小心地陪着笑脸，穿著都离电影《阳光灿烂》那个时候的风格不远，。我瞅着那个警察，背影看是中年了，一个人被这么一堆人围在里面，不排队的人轮到和轮不到都不管，张口就探过身去问问题，问的事有的十三不靠，那警察有的回几句有的说他也不清楚，他又是检查填表又是收存表格，办公桌一张光板台子上面连个存放文件的夹子都没有，旁边也没有助手帮忙，整个一上午下来他真不容易。终于轮到我的时候，不由自主我开口先把这个感觉告诉了他，然后说了我要办的文件。我只是简单地第五遍概述了问题和现在的难处，本来准备了一肚子对派出所制度的点评和作战方案根本就不说了，只问他能不能有个又不为难他但是还有“建设性”的办法，就是说不走后门但是能让我小外甥女在深圳上了小学接受义务教育。出乎意外，那个片儿警态度很温和，他眼睛里有一种微笑，和他对那些拆迁户的微笑一样，让我感动。他耐心地告诉我为什么这种信他们不给盖章，他说规矩破不得（可也是，我这么想），然后他想了一会儿说他同意用自己的名字作为片儿警签名来承担证明信的责任，并且主动把派出所办公室电话和自己的手机电话全部写在证明信上。母亲最后说咱们盖章没拿到毕竟也有了字儿，也是个说法。

北京日子里每天的撞车和洛杉矶和世界上每个大都市日子里每天的撞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怎么可能不撞？撞了，你跟对面的人怎么办？恨你？骂你？耍你？涮你？灭你？不理你？认识你？理解你？需要你？帮助你？安慰你？保护你？善待你？ 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