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终于有人大代表提出“卖淫合法化”问题了。9日（20060309），来自黑龙江的人大代表迟夙生建议将卖淫嫖娼合法化，“以便于对性从业者给予健康检查，防止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这位“迟代表”虽然不是由人民选出，但却为大家说出了一句大实话。其见义勇为之精神，确实叫人倍感欣慰。
不知道这位“迟代表”是否来自医学界，他的议案的提出，显然是从医学角度来讲的。以目前的环境，从医学角度来谈，确实是一个最适宜的切入点。卖淫，本来确实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作为一个男人，没有老婆，或者有个情人，本是“很美好的事情”，不然到了有需要，却只好找我们的性工作者来解决问题，确实是失败的表现。而作为政府，则本应以“道德楷模”的形象出现，因此对卖淫现象，或作讨伐状，或作歼灭而后快状，就是极正常的事。
尴尬归尴尬，问题却还是得提出来。而且，仅仅从健康考虑，恐怕还难以自圆其说——现在不是正在到处发放安全套吗？要防爱滋，多发几个安全套、广泛地发、凡是娱乐场所，硬性规定必须配备安全套即可。就象非典时期人人都戴口罩一样，虽说是不见得就会真能防病，但却比前卫生部长张文康那样骗人不戴口罩的自欺欺人要好。戴上安全套确实是有防护作用的，这不可否认。
但是，我认为光提出还不够，而是要以“讲政治”的高度来加以重视才行。一方面，“讲政治”往往是我们心中的“最高级”阶段，一个重要工作，一旦戴上“政治任务”的花环，那么它就具有“压倒一切”的力度。如果我们从“讲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卖淫合法化”的意义，就更能体会到卖淫合法化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的份量。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楚，所谓“政治”，其实追根结底，从来就是与卖淫是不搭界的。提“卖淫合法化”，并不是反什么主义；不提卖淫合法化，也不见得就是“先进”了。
政治是社会的管理，而卖淫是社会生产，政治与卖淫本就没有根本的冲突和必然的联系。而以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管理来干预民间的卖淫和嫖娼本就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狗拿耗子多管的闲事。“卖淫”与“嫖娼”，本就是一个涉及人身的买卖关系。它既不是西方人的企图，也不是中国特色。
在当今世界，不用谁提倡，也不管什么制度，只要不干预这种买卖交易，它都会自然产生、自我发展。它没有带着任何的“意识形态”，也没有阶级斗争，只要是公平交易，就只存在需不需要交税、交不交税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在战略上，应是把这一有利国计民生的提法，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另一方面，在战术上，也需要把政治归于政治，把社会生产归于社会生产。
从人权的角度，如果我们现在是以人为本、注重人权的话，卖淫合法化更是有道理。从买方角度，公平交易，正符合民法的个人自治的要求。从卖的一方讲，是以自己的劳动而获得生活来源的最原始、最后的一道救济方式——当她们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又做过什么？当一个人的生活来源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当我们的女大学生生活困难的时候，我们对她们做过什么？我们帮过她们什么呢？
我们再从人本身的角度，所谓食色性也，性是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也同样有着需要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当性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煎熬？难道旷男怨女，人生一世，只有当得到政府的承认，拿到民政部门的一张红卡，“持证做爱”才算合法？难道要我们的女大学生，顶着一张面无表情的所谓天真的脸，而到了夜晚偷了学校的灯泡塞出问题、住进医院了，这才是道德的？或者，也只能象《红楼梦》中的贾瑞，只有“动手指头解乏儿”，才算合法？这才是我们的法律所规定的符合要求的行为？那么，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不能找到心上人，或者找到了心上人，却又不在人心上，结果就只有永远仰望着这蔚蓝的天空，仰望这令人垂涎的禁果，终其一生，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吗？
再回到我们的“政治高度”。我们的社会，其实存在着两个管理层面：白道和黑道。白道盛，则国家兴；黑盗强，则国家乱。黑白两道，势均力敌，则人民就夹在这中间，“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1920年，美国威尔逊总统发布“禁酒令”，结果早在美国近一个世纪的意大利黑手党，却因此找到了一个崛起的机会。到三十年代初罗斯福总统废止禁酒令时，美国就已经迅速崛起了黑手党五大家族。我们也一样，前几年，我们还是一直坚持着我们僵化的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结果是江浙一带出现了无尽的地下钱庄，而且一些民营企业家当资金困难时，在政府的银行得不到贷款，也只好涉足“集资”，最后也只有闹得个政府“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只好草草收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台币、港币皆然）不能自由兑换，结果私下里却因此成就了很多兑换的“黑点”，直接造成地下交换猖獗。前几天，台湾就破获了一个有史以来的地下钱庄大案，他们的交易额竟然达到了1000亿美元（一个国家的外汇才几千个亿啊！）。而另一个导致的结果是，这些地下兑换点得不到安全的保障，刑案频发。毒品有害人类，禁则禁矣，而酒有何罪？做爱本是人的本能，强迫性爱自然有罪，平等交易又有何辜？这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必然恶果。该放则不放，而该禁则全禁，政府、民间，与谁之过？
以现在的性产业现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个的“娱乐场所”，要么是有黑道背景，要么就是有公安、武警或是官员的参与，如果没有其一，则根本无法开下去。这样的结果造成的是政府内部机能的腐蚀。造成的是“白道”的“黑道化”，而中饱的是“极个别”公仆的私囊，最终受害的却是国家。影响人民健康不说，税也没收，归公仆自己收；费也不想动，归黑道早管了。壮大的是，腐败的力量、黑道的力量。此消彼长，形成合力，不是稳定的合力、壮大的合力，而是损害国家利益、政权稳定的力量。
还不尽如此，我们的正统“收税”渠道，也很有问题。有一篇报道讲到现在的立法部门，总是有利益则忙立法，而一旦关乎公众利益，无款可罚，无利可图，则迟迟得不到关注。其实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人大”制度没有得到真正落实的前提之下，“人大”代表没有经过选举，自然就不会反映出公众的利益；同样的道理，政府立法也同样得不到监督，他们想立什么法，就立什么法，而且万变不离其宗、毫无悬念地成为一些部门和组织的弄钱的“办法”！
比如刚刚公布的《治安处罚法》，连嫖娼则“通知家人”这样的“怪招”、“损招”都想得出来。一方面，这更增加了“要价”的筹码，如果嫖娼给抓起来了，连交罚款都还不行了，还得影响你的家人的生活。这么一个严重的事情，谁敢怠慢。在没有充分的监督的情况下，如果执法人员“放弃思想改造”，心里稍有点松的话，在抓到嫖娼的时候，来个七擒孟获，将是一桩多大的大恩大德！以此，如果执法人员思想更加活跃，以此来要挟、敲榨没有“持证做爱”者，这又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筹码！显然，我们看到的执法人员，却确是思想教育松、思想活跃者居多，可想而知，此“法”是多么高明的弄钱的“办法”啊！
我们再退一步，反现实而行，果然有哪个不“持证做爱”、超过了做爱对象范围的“证外做爱”者，被抓了现行，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家就要毁了，或者说他一个人的一次举动，影响的将是一个家庭的每个成员的旷日持久的永远也解不开的心结。一个叫人无法忍受的煎熬，就将无辜地降临到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之中。这到底是维护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稳定之法，还是破坏家庭之法？这到底是严格惩治之法，还是株连家庭的侵权之法？这样的荒唐之法，是人道的吗？
——要以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卖淫合法化，这听起来真有点吓人。可是，我们认真地想一想，难道不是吗？
（200603123下午草，晚一校）
附：
1、人大代表迟夙生建议卖淫合法来防艾
http://paowang.com/news/3/2006-03-11/20060311122540.html
2、立法要平衡权责关系体现公众利益
http://www.sznews.com/tqb/20060227/ca21880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