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改良，还是革命？

 ——兼评赵东进先生《“儒”，中国的宿命》

《价值中国网》“社会视点”栏目刊载了赵东进先生《“儒”，中国的宿命》一文（以下简称“赵文”），掩卷沉思，一方面为赵先生拳拳赤子之心所感动，另一方面，对赵先生文中所提观点又不能完全苟同，欲以管窥之“我见”与赵先生商榷。

“赵文”对儒学使用了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词——“革命”，并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态度与“文革”对儒学的“打倒”并列而谈，这是我不敢苟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诚如如李大钊先生所说：“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第41页）。“五四”先贤所要打倒的正是这个被秦汉以降的历代帝王改头换面的“刍狗”式的孔子以及他所代称的封建专制政体，因此，“五四”先贤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政体以及滋养这种政体所相应的畸形文化，而并非孔子及孔学。这是我们必须明晰的一个关键问题。至于“五四”后期以救亡图存代替了新文化运动是不得已之事。欲借西学批判传统文化，求得传统文化的新生，对传统文化的改良中传承的任务就此搁浅，文化启蒙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当代新儒家以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重新抗起儒学这面旗帜，欲完成“五四”先贤未竟之业，但遇到的困难较之“五四”先贤竟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下的人们急功近利，唯“财”是举，对当代中国文化之塑建极端冷漠；另一方面，在西学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一些“海归派”极力宣传欧美文化，认为中国近现代的挨打、当代的落后皆是传统文化之故，是儒学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及思维方式，他们的“高见”赢得了国内许多人的呼应，一时喊打之声不绝于耳。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最关键的是“文革”对传统文化的“屠杀”、对文化人的惨绝人寰式的戕害，以及所造成的经济和文化上的极端贫穷。在“穷则思变”的路径之下，许多人受迫性地接受了欧美强势文化，欲籍此以富国强民。但文化之强烈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使其在与世界文化相容过程中必然出现激烈的冲突情节，而一国之文化“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如果不以本民族文化为底蕴而讲全球化，必然是邯郸学步，一无所获。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许多不合当代文化发展需要而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因素，但就如笔者在《传统文化：批判还需忏悔 》一文所言：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是一体之两面，我们只能在“一体”的前提下梳理解析，而不能轻率地弃糟粕而取精华，也不能全面否定，追随强势文化。面对传统文化，我们首先需要继承，其次需要改良，但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反躬自问、忏悔之“诚”！因此，对儒学，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就如“赵文”所言：“儒教的伦理关系是联系中国人的唯一纽带；尽管它严重扭曲了人性，但它却维系着我们的生产和社会关系；没有“儒”，中国人的一切生产和社会活动将会停滞；没有“儒”，中国人将无所适从无所事事”。现实如此，我们只能尊重民族文化独有之特性，是“改良”而非“革命”、是稳步推进而非急功近利，构建中国当代新文化。

“赵文”中另一个不能为笔者所苟同的观点是：“当权贵者和他们豢养的儒生们和历史上的一样，又一次强奸了“市场经济”后，我们再次看到：在儒教的现实下，社会的变革不会发生，生产的变革也一样不会按大多数人盼望的那样发生”。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是，目前的中国是否是在“儒教的现实下”？因为只有“儒教”在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居于核心地位时，我们才能承认是在“儒教的现实下”，但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在中国，文化形态大致可概括为三种：即居于统治地位的强势文化、精英文化或民间文化、外来文化。在这种态势下，“儒教”岂能一统天下？我想赵先生的意思是说，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深深积淀在中国人的骨血中，其中那些造成国民“阴暗”心理制约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文化、经济溶入全球化的进程，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变得曲折而漫长，甚至让人失去信心。但我认为，尽管对文化的改良刻不容缓，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在向欧美学习的过程中不要重蹈近代“洋务运动”之覆辙。中国近代“洋务运动”家们与日本“维新运动”家们都到欧洲学习，但中国人只问枪炮舰船的好坏和价钱之贵贱，不问学术；而日本人则从民主体制、学术原理各方面潜心学习，“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弹丸小国敢悍然发动侵华战争，造成泱泱大国千疮百孔，其原因不正是我们在学习的目标、方法、态度诸方面急功近利所致？现在，摆在中国朝野上下的主要任务是：克服浮躁、自私、好大喜功等心理，潜心学习研究，既要“结网”，还要改良拖网之舟。如其不然，纵然“网”了大鱼，却拖不回去，岂不可惜！

中国的政治体制、文化、经济正处在与国际接轨的关键时期，一般而言，一国之政治制度对一国之文化经济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反过来，经济文化兴旺发达又会使一国之政治制度更加开放、民主。不管是自上而下的主动性改良，还是自下而上的受迫性改良，就如《中庸》所言：“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需要我们的国民到领导人克服工作中的私欲，勇于承担历史及现实的责任，少一些表面化的形式，不图当世之名，哗众取宠，踏踏实实地为人民的自由幸福、中国的富强做一些实在的工作，这正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赵先生衷情于文学艺术，且积淀深厚，近几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研究颇有心得，这一点只要你浏览《价值中国网》上发表的诸多有分量的文章便知。之所以发出一些“愤激”之言，全因其思想中文化责任之深重，这正是笔者所服膺者。管窥之见，以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