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本刊曾发表了马誉峰与高书生两位同志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对话（内容见1998年第二期），引起了读者的关注。三年过去了，我国收入分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前分配领域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和矛盾？如何去解决？近日，本刊主编马誉峰走访了高书生同志，请他就此发表看法。高书生同志现为国务院体改办宏观体制司处长。
马誉峰：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收入分配一直是各界人士关注的热点问题。你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已有多年，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高书生：最近一段时间，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你一定还记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学术界曾就按劳分配问题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讨论。那场大讨论，在理论上、思想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到了80年代后期，收入分配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焦点不再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集中表现为对分配不公的不满。“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顺口溜，在当时很流行。最近一个时期，人们对收入分配问题的议论又多了起来，核心问题是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上各种看法和说法都有。
马誉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人们为什么一次次关注收入分配问题？
高书生：我想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改革开放是利益调整的过程，利益格局的变化必然会在收入分配上体现出来。人们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说到底是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益格局变化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将会贯穿于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利益格局的变化大一些，人们的关切度就会高一些；利益调整的不平衡点，往往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二，这些年来，收入分配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总体上看没能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马誉峰：你的意思是，收入分配是表象，更深层次的是利益格局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利益格局发生了哪些变化？
高书生：对利益格局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从宏观或全局的角度看，有两个方面的利益格局变化，值得我们格外重视。第一，从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所占比重看，1978年分别为33.9%、11.1%和55.0%，到1999年变为18.2%、13.3%和68.5%。这组数据表明，我们过去常说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国家所得比重有所下降，企业和居民的所得比重有所上升。从总体上看，这种变化是符合改革开放的总目标和总方向的。因为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富裕起来。
马誉峰：改革开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是这项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人民群众得不到实惠，改革开放也就失去了动力。但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前些年特别强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这种现象还存在吗？
高书生：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说两句话：一句话是，这种现象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另一句话是，我们现在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惧怕“倾斜”。关于第一句话，我有数据支持：1995年，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7%。这个比重确实很低，不光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考虑到我国是人口大国，需要国家出面要办的事情还很多，财政收入比重过低的局面必须扭转。这几年，国家先后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打击走私，清理税收减免政策，不允许乱开减免税的口子等，并取得了初步成效。1999年，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13.9%，2000年将超过14.5%。五年时间里提高了将近4个百分点，每年财政收入的增加量超过了1000亿元。如果国家没有这个财力，就不会给国家公务员和低收入者增加收入，也不会承诺公务员工资“三年翻一番”。
马誉峰：第一句话听明白了，但第二句话不好理解，具体解释一下。
高书生：我的第二句话主要想说明这样的问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居民收入增长常常处于“戒备”状态，“消费基金膨胀”几乎成了推动改革的“拦路虎”。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主要是城镇居民的货币支出项目太少。住房是福利分配的，个人不用花钱买，房租又很低，煤电水气等近乎无偿供应；孩子入托有单位的幼儿园，上学用不着交多少学费；看病有公费医疗或劳保医疗，吃药、住院不用个人花钱。打个比方说，每家的“水缸”基本上都是严严实实的，只留了几个“小孔”，流出来的钱够买“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行了，“水缸”里的水总是满满的。这时候，你把一桶水全倒进去，水肯定会溢出来。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水缸”上被凿了很多“大口子”：房子要个人掏钱买，煤电水气价格也涨上去了，入托、上学花的钱比过去多了不少，看病、住院虽有医疗保险，但个人也要负担费用。这时候，你再往水缸里倒一桶水，用不着担心能溢出来。
马誉峰：咱们都是工薪阶层，这方面的体会很深。从你说的第一个方面的利益格局变化，可不可以引申出这样的道理：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很密切。
高书生：我同意你的归纳。1993年，我曾在《改革》杂志发表《重新认识高工资》的文章，正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审视收入分配改革，并提出了“没有高工资，就没有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命题，把工资改革与市场发育、产业发展、就业机会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人们常说“不能就分配论分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无论学术研究，还是政策研究，思路开阔多了。收入分配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第二个方面的利益格局变化看得更清楚。
马誉峰：第一个方面的利益格局变化，是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收入所占比重来分析的，第二个方面从哪个角度切入？
高书生：从居民的财富占有状况切入。1999年，我们曾对城镇居民的贫富状况进行了分析，从中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财富占有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货币收入是财富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唯一形态；现在，财富占有形态趋于多样化，既有货币形态，也有实物形态，既包括收入，也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为全面分析居民的贫富状况，我们选取了收入差距、耐用消费品拥有量、金融资产拥有量和房产占有差距等4项指标，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收入差距已不能全面反映贫富差距，金融资产差距的倍数要比收入差距的倍数大很多。第二个问题是，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整个80年代，利益格局就像一个“矩形”，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是很大。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以后，利益格局就像一个“三角形”。从人群构成看，是一个“正三角形”，富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很小，处于上方；从财富占有看，是一个“倒三角形”，富人占有的财富规模很大，仍处于上方。
马誉峰：这同国外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看过一些学者的分析，说国外的财富分配像“菱形”一样，两头尖、中间大。
高书生：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说到贫富差距，人们往往只注意贫和富这两极，富人如何“一掷千金”，穷人如何“食不果腹”。其实，处于贫和富之间的人群，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格外值得我们关注。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收入分配国际研究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社会学教授提出的观点“语惊四座”，他说：中国的收入差距比美国的还大。乍一听，这个结论够吓人的。后来，我认真拜读了这位教授的论文，感到很有道理。在我印象中，他的论据之一是美国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是“菱形”的中间大。现在看来，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国家运用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手段，把高收入者的一部分过高收入征上来，转给了低收入者。国外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前后，收入差距曲线有明显的不同。征税前，收入差距很大；征税后，收入差距缩小了。个人所得税对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马誉峰：个人所得税对调节收入差距是有作用的，但除了个人所得税外，国外还有遗产与赠与税。在财富占有形态多样化的情况下，税收调节也应当是全面的。
高书生：是的。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1997年，党的十五大再次明确：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先开征利息税，对调节金融资产差距是有作用的。收入是财富的初始形态，但不再是唯一形态。从收入分配扩展到财富分配，是改革开放实践的反映，也是认识上的升华。从开征个人所得税，到开征利息税，再到开征遗产与赠与税，我们的税收调节体系会逐步完善起来。
马誉峰：你刚才说，收入分配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怎么理解后者？
高书生：财富分配就像“菱形”一样，两头尖、中间大，这种利益格局对社会稳定是很重要的。我国目前正处于结构大调整的历史时期，这种结构调整是全方位的，投资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利益结构等都在调整和变动之中。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动必然在社会结构上反映出来，社会结构也处于剧烈变动时期。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动时期，工人和农民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财富分配上，“倒三角形”的结构肯定是不稳的，必须采取措施逐步过渡到“菱形”的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收入分配也是政治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马誉峰：财富分配怎样从“倒三角形”过渡到“菱形”？
高书生：最终还是靠深化改革，特别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本文原载《干部党员人才》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