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文化的意识形态转换

  孙津

　　“语用”就是对语言的使用，它不一定遵守语法规则，更多的却是依赖某种习惯。一件事情成了习惯，必有某种态度的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有此习惯的人愿意或宁可保持这种习惯；语用如果成为习惯，必定是公众的习惯，因为语用就是最基本的交往或沟通形式。事实上，语用习惯比语法规范具有更大的选择性和可接受性，因此，语用更容易成为一种文化，或者说由语用体现着某种文化的生成和意义。

　　不仅如此，一定的语用文化一方面从认识上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这种认同一经采取了语用文化的形式，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某种意识形态。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意识形态有一个显著的功能特征，就是“把原则上能够改变的依赖关系冻结起来”（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类的兴趣》，1972年英文版，第310页）。换句话说，语用文化其实具有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即把不遵守语法规范的语用“冻结”为普遍的习惯，从而形成了语用文化的意识形态转换。

　　通过对大众传媒、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毫无疑问，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中大量的语用现象分析，可以明显看出这种语用文化的意识形态转换。如果说这种转换的主要机制或方式是习惯的“冻结”或固定化，那么民族自尊的弱化、政治逆反心态、以及拜金主义就是语用文化的三个主要意识形态转换方式和倾向内容。

　　1、民族自尊的弱化

       如果分别从人类学、社会学或者民族学的角度来讲，对“民族”的界定本来就是不尽一样的，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于，民族自尊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比如，“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虽然有其历史成因，但它的确不专指哪一个民族，甚至也不是56个民族的总和代称，更多的倒是标识“中国”这个含义的总体情感和心态，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因为具有了这种情感和心态才其为中国人的，或者说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的。因此，就“民族”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来讲，民族自尊是一种自觉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它不仅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而且在现实功用上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但是，语用文化的意识形态转换所体现出的民族自尊的弱化并不指对哪一种自尊内容的漠视或摈弃，而是指形成了一种缺乏民族自尊的意识形态。就交往和沟通来讲，语用文化是意识形态最普遍的体现形式，不过就其民族自尊方面来讲，这种形式其实是一种语用的不可替代性。的确，如果从特性上讲，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在情感认同和凝聚方面的不可替代性，而后者则是一种傲慢的优越感和排他心理。毫无疑问，无论从政治还是其他什么意义上讲，民族的含义都比种族要更宽泛、更丰富，中华民族当然包括具有不同语言的许多民族和种族，但是语言的独特性仍是一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最根本标识，而规范用语或者“普通话”才是中华民族在语言方面的不可替代性。换句话说，坚持规范用语或“普通话”是民族自尊的一个基本要求，而现在语用文化中的一个突出倾向，恰恰是毫不可惜、甚至甘心乐意地放弃了对这种不可替代性的坚持，因此是由语用文化所体现出的一种弱化民族自尊的意识形态转换。

　　关于语用的民族问题我曾说过（见1989年1月28日《文艺报》和4月15日《文论报》），现代汉语在语法规范方面借用了西方的科学理性，也就是规范制定的人为性。但是，规范语法的自觉性并不等于把汉语变成了西洋语（比如英语）。同样，外来语汇的移用本身也不必然导致丢弃和涣散本民族语言的语用文化，比如“干部”、“组织”这些经日语而来的西方术语已经完全中国化了。问题在于，现在的语用文化有一种用英语冲击汉语的倾向，不仅在文学艺术和日常会话中如此，而且严肃的媒体新闻和政府的正式公文也如此，所以才形成了一种弱化民族自尊的意识形态转换。这种倾向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来。

　　其一是语法错误。我们知道，现代汉语没有时态，时间先后是由具体的专门词汇来表示的，然而现在却用违反语法规则的方式加上了时态。最明显的实例是用实义动词（或副词）的“有”来表示过去时。比如，不说“吃过饭”、“知道某件事”，而说“有吃过饭”、“有知道某件事”。对于将来时，主要是把表示未来的“将”和表示可能、判断或承诺的“会”连用。比如，不说“明天将有雨”、“会给一个明确的答复”，而说“明天将会有雨”、“将会给一个明确的答复”。甚至还有将来时，比如不说“将对此进行讨论”，而说“将会有一个讨论”。至于进行时态，干脆就把英语中的系动词“是”拿来乱用。比如，不说“那里正在发生一场战斗”、“国会正在通过议案”，而说“那里是有一场战斗”、“国会是在通过议案”。所以说这些都是“乱用”，在于这些用法不仅在语法上是错误的，在语义上也是不清楚的。随便举一个电视新闻中的话来说明，比如，“南边是与缅甸接壤”。从语法上讲，把“是”和“与”放在一起是不对的，应该删去“是”；从语义上讲，“南边”那块地方是“缅甸”，而不是“与缅甸接壤”。还有与时态有关的语法错误，即乱用虚拟语态来表示将来完成时，比如电视新闻在预测运动会情况时竟然不说“这次运动会可能获得奖牌”，却说“有可能在这次运动会上获得过奖牌”！

　　其二是字词错误。如果说，上述语法错误是由于用英语冲击汉语造成的，那么这里的字词错误也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为了时髦，好像这样说话才过瘾。比如乱用多音字，把“游说”、“说服”、“说客”中的“说”都读成“睡”，但正确的读法是，“说”这个字只有在组成“游说”时才读“睡”的音。又比如，把“坐骑”、“铁骑”中的“骑”都读成“季”的音，其实“骑”根本就不是多音字，而表示好马的字应该是“骥”，但是这个字从不用来构成诸如“坐骥”、“铁骥”之类的词。媒体中最时髦的错误莫过于把“曝光”的“曝”读成“铺”的音，殊不知无论写成“曝光”还是“暴光”，这个词前面的两个字都读“报”的音。故意的字词错误显然是在表露一种不以本民族规范用语为荣的心态，比如把“和”读成“汉”的音，把“垃圾”读成“勒色”的音，把“治伤”说成“疗伤”，把“情有可原”说成“有情可原”，等等。还有一种普遍的错误，就是故意不发双字母组成的声母（zh， ch， sh）的音，把它们统统变成单字母的声母（z， c， ）。学术界也如此，已有的规范不用，偏要造出一些并无新增含义的词，比如不说“渠道”、“构架”而说“管道”、“架构”，等等。不仅如此，正式的译名也要把它弄乱，比如明明知道“拉马拉”、“沙特”、“布什”、“里根”这些地名和人名已有规范译法，却还是在同一个电视节目、甚至同一个时段或栏目中混杂着“拉姆安拉”、“沙乌地”、“布希”、“瑞根”这样的读法。有些故意的错误已见多不怪，成为正确了。比如，几乎所的人（包括在几乎所有的场合）都用“迈”这个读音来表示“公里”，殊不知，“迈”是英里（mile）的发音，而一英里比1。6公里还多！

　　其三是词汇的贫乏化。其实，词汇贫乏既是民族自尊弱化的手段，也是它的必然结果，因为不可能全部用外来语（这里指的是英语，幸好还没有其他外国语被用来冲击汉语）替代汉语，于是只好让某些外来语“以一当十”地发挥作用了，比如“酷”、“秀”等字就是如此。更多的情况是自我贫乏，即挑出一些含义化简的词到处乱用，把词汇的丰富含义和情感差异一概弃之或抹杀。比如，用“透过”替代了“经过”、“通过”、“穿过”等词的含义区别；用“好”包揽了“很”、“非常”、“十分”等词的比较层次；用“开心”封杀了“高兴”、“快乐”、“愉快”等词的情感差异；用“打造”排挤了“营造”、“建设”、“创立”、“构筑”等词的针对使用；用“举措”模糊了“措施”、“方式”、“方法”、“途径”等词的政策界限；等等。还有一些贫乏化词汇表面上好像是突出了某种情感特征，或者是综合了某些相近的含义，其实根本就文理不通，甚至是流于粗俗的俚语黑话，比如“肌肤”、“关爱”、“最爱”、“资讯”等等。从民族自尊的弱化来讲，词汇的贫乏化和对本民族语言的无知是互为表里的。随便举一个例子：电视新闻中居然出现“你这一谦让不打紧，却方便了乘客和车辆”这样的句字。显然，播音的和写稿的都不知道，这句话中的“谦让”和“方便”构成的是一种因果关系，而“不打紧”是用来表示转折或否定关系的。同样，词汇贫乏和硬译生造也是互为因果的，它们共同使语用文化趋向苍白无力。

　　由上可以看出，民族自尊的弱化之所以是一种语用文化的意识形态转换，既不是出于无知（尽管存在着无知），也不在于语言的交流借用（尽管也有正常的交流），而是因为对本民族语言规范和语用习惯的自愿放弃。换句话说，冻结成习惯的语用文化，在意识形态转换的内容选择和针对上都是弱化民族自尊。

　　2、政治逆反心态

      所谓政治逆反，往往很难确切地指出所反对的是哪一种政治或哪一个政治观点，但其表现形式上却明显是一种带有政治性内容或特征的不满情绪，所以说是政治逆反心态。这种逆反心态普遍具有解构、反讽或者调侃、漠然等特征，所以也可以将此看成对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一种赞同。但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明确针对是冷战背景下的政治，而各种各样的非意识形态化主张其实也就表达了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因此，就像语用文化本身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和功能一样，政治逆反心态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转换，无论它是否同意意识形态终结论或主张非意识形态化。

　　但是，“逆反”一说总还是要有所针对才合乎逻辑，否则“逆”就没有方向，“反”也就失去内容。依我看来，这个针对就是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这样讲有两层含义。其一，有逆反心态的人并不自觉或不清楚自己要反对什么，只是模糊或朦胧地流露某种不满情绪；其二，由于有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明确反对过去那种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可以的，但这样做针对性过于明确具体，不足以承载当前语用文化各种不满情绪的表达，于是就把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话语借用过来，加以夸张或非时间化，以供当下所用。显然，这两层含义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或要求着某种不同于主流政治导向的意识形态，逆反心态则是这些主张或要求的共同特征，而语用文化，正是表达这些主张或要求的形式载体和环境氛围。这种逆反心态在政治观点上有明确和模糊之分，在表现形式上有直接和间接之别，然而就其语用文化的意识形态转换来讲，在方式和内容上大致可归为以下几个特征类型。

　　其一是精神软化。这是逆反心态中政治观点或倾向最不明确的一种语用文化类型，总的说来就是减弱精神风貌的刚性。毛主席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里的“精神”并不专指哪种政治观点，而是整个民族意气风发、昂扬振奋的社会姿态或形象。逆反心态觉得保持这种风貌太累，甚至太堂·吉诃德化，于是就用中性的个人情调来加以软化。比如，只在中性选择的意义上使用“应该”这个词，根本排除了“应该”这个词所具有的判断、祈使、以及指令等含义区别，以此来表示说话人比较温雅。又比如，用“可以”（“不可以”）来代替“能够”（“不能够”）、“必须”（“不必”）、以及规范要求的“应该”（“不应该”）等词，为的是在说话中弱化或回避这些词可能产生的道德判断、价值取向、以及责任义务等含义。其实，精神软化不仅体现在用词上，也体现在发音上。比如，把爹、妈叫做“爹地”、“妈咪”，把“什么”读成“沈魔”，以及前面说过的只发单字母声母的音等等，都是明显的软化情调。又比如在性别上，不管年龄多大，做何职业，都称之为“男生”、“女生”；如果说表示女性的词稍多一些，也是顾影自怜意味的“女孩子”、“淑女”之类。

　　其二是怪腔乱调或虚张声势。如果说精神软化显示的是一种中性化的阉人姿态，那么怪腔乱调或虚张声势则是一种自阉型的意识形态转换，其逆反心态也不一定总是有明确的政治旨向，较为普遍的倾向是刻意突出某种反讽和调侃的形式。毛主席也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怪腔乱调或虚张声势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些没有灵魂的躯壳，所以说是自阉。这种情况在歌曲作者、演艺人员、以及电视主持人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就是都以不正经或不严肃来哗众取宠，形式猥琐，内容空洞。比如，说话时在语调和节奏上作出一种漠然平直的小学生背书状；或者故作深沉，把本来不用断句的话分成几节，亦顿亦拖或一惊一乍地说出来；说话时表情不随着话题内容和人物个性来处理，而是都采用了一种由撇嘴、撅唇、摆头、瞪眼睛构成的表演套路；好像是表现热爱祖国的歌曲，却填充着“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这种文理不通、毫无个性的语句；看似表现民族振兴、共同发展的歌曲，却用反复叫喊诸如“亚洲雄风振天吼”这种空洞无物且用词错误的口号来虚张声势。的确，歌曲演唱最能宣泄这种逆反心态。歌星们的腔调或者有气无力、郁闷呻吟，或者声嘶力竭、故作粗犷，其政治逆反心态的意识形态转换大致有三种形式。一是所谓“老歌新唱”，把一些已为人们熟知的演唱风格拿来调侃，比如对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不去表现逆境中对爱情的追求和忠贞，而是展现如一条狗被人踢了一脚又不敢叫的可怜相。一是对宏大历史主题或现实政治导向进行解构，比如对于革命历程，不再明显挖苦说“走过来、走过去，还是两万五”，却以百无聊赖的腔调唱革命的“草鞋”和打仗的“皮鞋”；不正经歌颂诚信民风，偏要用低俗的“俺们东北人”来造滑稽效果。还有一种是明显的政治反讽，把革命歌曲颓废化、柔情化，甚至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井冈山上太阳红》等歌颂领袖的歌曲用一种性感的腔调来演唱。在这些意识形态转换中，自阉对象已不仅仅是个体的自我，而是延伸扩大到了个人母体的历史和社会。

　　其三是反话正说。精神软化和各种自我阉割的逆反心态不管主张何种政治观点，其意识形态特征都在于一种非正面导向或不思进取。反话正说与此不同，它把某些否定性的政治用语和事件正式化、确定化和规范化，以此来表达语用文化的意识形态转换，而且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倾向往往是比较清楚的。比如，学术文章、媒体、日常话语都喜欢讲“前苏联”，这个“前”当然是否定性用语，表示某种政治制度和国家实体不存在了。但是，“前苏联”一说在语义和语用上都是错误的，因为现在已没有苏联了，或者说苏联的存在是唯一的，“前”在这里不仅多余，而且没有主语针对。比如，现在仍有叫南斯拉夫的国家，所以才把过去的南斯拉夫叫做“前南斯拉夫”或“前南地区”。反过来讲，时间或主体不连续的事物也都不应用“前”、“后”的说法。比如俄罗斯和埃及并不因为各自历史上曾有过苏联和阿联而把现在的国家叫做“后俄国”和“后埃及”，把过去的国家叫做“前俄国”和“前埃及”。同样，老布什和小布什之间虽然隔着克林顿，却并不因此而不把老布什叫做“美国前总统”，但决不能叫“前美国总统”，因为“美国”并无“前、后”。因此，错误地使用“前苏联”一词，其实是为了表示一种意识形态，即借用苏联来表示对某种社会制度瓦解的肯定和赞赏。反话正说的方式也依意识形态转换的旨向而定。比如， “高尚娱乐区”、“博彩业”之类词汇的规范确立，是比较明显的反话正说；而用“红色”来形容恋人、作品、地点、旅游、产业、产品的特色的做法，则是用正说的方式掩饰或偷换与正说的含义并无关系、甚至相悖的反义。反话正说的语用文化甚至可能导致将明显的政治错误合法化，比如电视节目中公开出现了用“百万国军大投诚”作标题、用“北京”与港澳台相对来表示中国大陆的做法。反话正说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方式，就是将特定的政治含义作符号化扭曲。比如，电视片中年轻一代在反感革命传统教育的时候说，“你不是又要和我说江姐吧”；生活中为了利己要别人做奉献时则说，“你给我雷锋一下吧”。

　　由上可以看出，政治逆反心态虽然并不直接主张或表明某种政治内容，但却是将语用文化作意识形态转换的最直接和最明显的方式，因此这种转换本身成为对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种解构和反讽。

　　3、拜金主义

      如果说，民族自尊弱化和政治逆反心态更多体现为语用文化的意识形态转换方式，那么拜金主义不仅也是这样的方式，而且更是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或主张。事实上，拜金主义已经渗透到社会心理深层去了，不过从语用文化的意识形态转换来讲，大致可以指出这种渗透的三个层面。

　　其一是语用模仿或接受的对象选择。不难看出，上述两节所说的那些错误词汇和语句，包括英语的冲击，都是从港台学来的。那么，为什么要学港台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拜金主义。我写过一篇叫做《故作姿态和人穷志短》文章（见《读书》1993年第12期），说的是画家顶着“前卫艺术”的招牌搞钱。不过这个题目用来说明现在语用文化的拜金主义正合适，因为能够借与洋人“交流”生财的人并不多，英语好的人更少，于是就转道港台。这个“转道”并不真的能够带来钱，而是一种心态，即攀不上首富就巴结身边的小财东。这种拜金主义心态最明显的一个语用文化实例，就是使用繁体字，而且是印在名片上。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就是给港台人看，因为印繁体字的人并不是为了书法好看，甚至自己并不认识多少繁体字，但却可以明白无误地向港台人表示迎合和亲近，至于大陆民众（包括企业家和商人）能否认识这些繁体字就不重要了。因此，语用上的情感和刻意模仿港台实则是把拜金主义渗透到意识形态转换的心理层面，即是说，不管大陆和港台居民实际上哪一方更富（或更穷），模仿港台已经成为一种表征市场文明取向的习惯。

　　其二是间接的拜金主义转换。语用文化既有自觉宣示某种意识形态的功能，更有不自觉地综合了各方面因素从而形成某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因此，曲折间接的拜金主义在语用文化中是最不易被发觉、最顽固和最容易形成见多不怪的习惯的。从影响广度来讲，这种间接的拜金主义转播在大众传媒中有着最特征化的体现。传媒已不再以创作出好的作品作为服务观众的手段和目的，而是把观众当成传媒“做节目”的素材，当成提高“收视率”的构成因素，由此形成媒体和观众的拜金“互动”。比如，只要有可能，各种电视节目就招揽观众用手机发短信回答问题，其诱惑手段就是可以抽奖，而其中的拜金主义已完全排除了答题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因为答案是现成的和明示的）。这种拜金主义甚至完全不顾精神文明的导向，大搞测字算命之类的迷信活动，好几家电视台竟然在招揽广告中说，只要报上姓名就可以为你解析性格和人生的奥秘，而且为了显示其“科学性”，其明确标明的一条信息收费额也高于一般的标准。又比如，各种商业性评比为了赚钱可以把民族的传统美德拿来炒作和调侃，在电视节目中组织评选“孝星”。再比如，抗日战争是既关系到民族自尊又涉及到政治道义的题材，但电影为了翻出花样搞票房价值，不惜用滑稽粗俗和装疯卖傻的手法来表现抗日战争，使之荒唐化。最常见的表现形式莫过于用“搞笑”来制造效果，而“搞笑”本身就是一种语用文化，其中为了赚钱的目的和拜金主义的词汇也最容易不知不觉地融入或转换成大众的话语习惯。于是，从电视节目的内容到栏目主持人都竞相噱头化、丑角化，对“娱乐新闻怪招多，收视挂帅猛搞笑”的标题和做法大加赞赏。

　　其三是直截了当的拜金主义语用文化。也许，从促进改革开放来讲，追求效率、鼓励致富的口号本不是为了宣传拜金主义；从做生意就要赚钱来讲，诱惑别人往外掏钱也在情理逻辑之中。但是，拜金主义把诸如“时间就是金钱”这样的比喻性口号冻结为文化习惯，各种效率和效益都成了快餐文化本身的机制和价值。于是，传媒中介充斥着“新闻大餐”、“科技大餐”、“一周大事盘点”、“国际时讯盘点”之类的拜金诱惑和庸俗语用。事实上，赤裸裸的拜金主义用语已经铺天盖地而且不顾事实。比如，售房广告充斥着“豪庭”、“富宅”、“首席执行官宅邸”、“升值首选”之类的话语，使许多不买房还有两个钱、买了房才知道自己穷了的人大受诱惑。

　　由上可以看出，拜金主义之所以已经渗透到社会心理的层面，在于它宣称并提供了语用文化意识形态转换的某种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是，这种合理性和合法性本身却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价值观歪曲。

　　4、小结

      语用文化的意识形态转换是一个理论问题，它不仅要说明语用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特点和功用，更要说明语用文化是怎样通过某种转换方式来产生其意识形态意义的。前述讨论对此已作了说明，因此出于理论的针对性考虑，小结其实是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上述情况有多少代表性；另一是这种理论是否有些神经过敏或者又来搞过去“老左”那一套了？

　　关于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指文章所论是否符合现实。依我看，这不是一个数量统计科学与否的问题，而是要指出这些现象所反映的性质。所以，这种转换理论要说明的针对性是当前语用文化的意识形态倾向，而不是统计有多少人卷入了或传布着这种语用文化。不过，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而且其中的意识形态倾向并不因为人们没有自觉认识到而不存在，相反，指出这种存在及含义，正是转换理论的现实功用。

　　关于第二个问题，既不是神经过敏，更谈不上“老左”。所谓神经过敏，是指风声鹤唳、没事找事，然而语用文化的意识形态转换却是一种理论分析，由此得出的结论并不依人的好恶而转移。事实上，之所以会有“神经过敏”的误解，大多是因为身在其中而不能自觉认识到习惯做法的意识形态倾向或含义。采用外来语用（比如直接向对方说“我爱你”、“我恨你”之类的话）本身可能只是文化交往中的一种随机选择，但是如果总体风气或普遍倾向都是在模仿外来语用，就很可能形成某种意识形态转换。如果对此的认识也可以叫做过敏，那不过是理论洞察力本身的体现。其实，这种情况历史上不乏实例，比如18世纪的莱辛、赫尔德等人对模仿法国宫廷文化的反对，就是为了在意识形态上树立德意志民族的自觉意识；反过来说，美国政府今天非常担心，国内不学、不讲英语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会导致“美国精神”的瓦解。

　　至于“老左”一说，如果不是政治偏见，就是纯粹的无知。对此，至少可以指出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从讨论的针对性来讲，一方面是说人的确应该有一点精神气，也要保持是非判断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则是指出和说明语用文化的意识形态转换可能和具体方式。这些都与“左”还是“右”毫无关系。第二，从理论上讲，尽管民族自尊的弱化、政治逆反心态、以及拜金主义的划分可能不很准确，也不够全面，但这些方面是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的，转换理论把它们作为整体现象来分析也与分析结果在政治上的“左”、“右”位置没有关系。第三，从“左”、“右”的区分参照和关系维系来讲，任何意识形态的延续都要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与人、尤其是代际之间总要有所沟通和交流，才能就意识形态的方向和内容进行商讨，达成共识。可是，上述语用文化正在破坏和解构着沟通和交流得以进行的维系，比如，当人们随便为某种政治象征（比如前面讲的“江姐”、“雷锋”）另赋含义时，观念变化的沟通和共识就成为不可能。没有明确旨向和自觉意识的语用文化根本不考虑观念的延续和创建之间的关系，所以由此体现的意识形态很难避免道德混乱和价值失范，而无论政治上的“左”或“右”对此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第四，从道德规范来讲，无论个人、家庭、还是民族、国家，总有对某种渊源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象征的认同，不管这种认同的含义如何变化（其实更多的情况是日久弥新），但如果对这种认同本身都可以调侃、反讽、解构、漠然，道德就失去了操守，规范就成了恶意，“左”、“右”的区分对立及相互指责就成了毫无疑义的偏见。

《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