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前551～前479)鲁国人士，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学的创始人，与后来的孟子、荀子等诸多先贤共同创造了儒家学说。儒家学说博大精深，自成体系，是影响中国社会几千年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孔子学说主要形成于春秋末期，当时正是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的时期，君臣等级，人伦秩序荡然无存，君臣攻杀，父子相残，同室操戈比比皆是，所谓“春秋无义战”，既是对当时状况的基本概括。针对这种情况，孔子创造了以“仁、礼、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的基本框架，而民本思想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谓“仁”主要指统治者而言，提倡统治者善待百姓，施仁政；所谓“礼”则主要指伦常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及礼法规矩即指此而言；所谓“中庸”，中不偏，庸不易，指人们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可以看出，这时候的民本思想还是模糊而被动的，孔子当时的本意是要建立一套共同遵守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

    中国的民本思想其实由来已久，古代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百姓，也就是统治者口中的“民”的历史作用，因此有不少君主有“爱民、“重民”、“尊民”、“亲民”的意识，而系统地提出“民本”思想的是孟子。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在他看来，无土地则无以立国，无人民则无以存国，无政事则无以治国；不仅诸侯的封国、天子的天下，而且一切大大小小的国家、形形色色的政府，都是如此。他更进一步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君主、土谷之神和人民这三者之间，人民最为重要。诸侯君主如果危害国家的生存，可以改立；土谷之神如果不灵效，也可以变更。唯有人民是须臾不可缺失的，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当上天子、诸侯和大夫，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这在当时是高瞻远瞩思想。所以，孟子不仅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这无疑是十分光辉、弥足珍贵的民本思想。中外传统思想史上，系统阐发具有如此强烈民本精神思想主张的，实在很少有能与孟子相比肩者。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希望统治者实行仁德之治，善待、关爱民众。孟子更认为“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提出先圣而后王，唯有圣者才能为王的理想政治模式。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儒家的基本学说是忠君与爱民，君权与民本互为依托的治国理论，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政治理念。，

    然而，儒家学说在当时并不受重视，现实中的诸侯多数采用的是法家学说，以强力追求统一天下的王霸之业，以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秦始皇是典型人物。到了汉武帝时，统治者及其官僚文人学者从儒学中发现了适合统治人民的“合理”成份，于是在董仲舒的提倡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原本处于民间、为诸子百家之一种的儒学，抬升到廟堂，使之成为封建王朝唯一的意识形态和最高统治思想。更由于统治者垄断了对儒家学说的解释权，各取所需，断章取义，阉割了儒家学说的民本成份，使之更加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其结果是儒学固有的民本精神逐渐沦丧，儒学蜕变为君主专制统治的护身符，和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以及麻醉人民的政治“软件”，它的积极意义如民本思想等不见了。

    现在看来，由于时代的局限，儒家学说也和其它各种理论学说一样，既有其精华也不可避免地有其糟粕，了解儒家学说的历史延革对公正地评价它的历史作用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一味地批判儒家学说，把它说成一无是处甚至罪大恶极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