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广州海关的一组统计数字表明，今年1月至4月，广东对日出口农产品的企业达205家。由于受日本不断提高检测标准的影响，在这4个月中，广东对日出口蔬菜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30.2%；出口茶叶、食糖、水果分别下降20.1%、11.8%和1.9%。号称目前世界上最苛刻、最全面的食品安全标准——日本《农药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从5月29日起正式实施。“肯定列表”中，不但对所有农业化学品在食品和农产品中的残留限量都做出了重新规定，而且设限指标大幅度增加，限量标准更加严格，检测项目成倍增长，单是对从我国出口的香蕉就规定了321种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对于未制订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农业化学品，其在食品中的含量不得超过“一律标准”，即每千克含0.01毫克，其涵盖范围几乎包括了我国所有对日出口的农产品，尤其将对食用蔬菜、水海产品、禽肉、畜肉等我国优势农产品产生严重冲击。对中国部分中小农产品企业而言，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以及前期欧盟的新法规的施行，似乎一下子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恐慌、无奈甚至是绝望无疑把这些企业逼到了生死边缘。
从毒韭菜到炸鸡翅、从速溶茶到儿童奶粉，在大量关于食品质量的新闻报道中不断有“致癌农药”、“苏丹红”、“氟化物”、“碘元素”、“亚硝酸盐”等化学名词出现。而所有出现的这些问题，很多社会公众单纯将其归咎于是生产加工环节出现了问题，而实际上，化学性污染成为危及食品安全的一大“杀手”，其关键在于堵住源头。食品专家认为，食品污染途径主要有重金属污染、有机物质的污染、非金属物质的污染。不铲除污染的根源问题，即使我们的生产加工环节再苛刻，监督再严苛，也不能彻底解决化学污染问题，更何况我们面临的是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的作坊式生产加工企业？
“要抓好食品质量安全的根本在于管好食品加工企业。”业内人士如是说。从总结质量检验部门和业内专家说法来看，目前有四大隐患直接威胁着食品安全：
一是绝大多数食品生产企业规模过小，基本上属于家庭作坊式的，根本不具备生产的工艺、设备和条件。数据显示，就小麦粉、大米、酱油、食醋来说，占总销量50%以上的产品都是由10人以下、设施简陋的家庭式加工作坊或者厂点所生产的。
二是相当数量的食品企业不具备检验能力。在被调查的60085家企业中，84%的企业没有生产能力，65%的没有质量检验，42.3%的原材料进厂不进行任何形式的生产检验把关。
三是企业管理水平差。大量的作坊式企业根本没有什么管理，检查中发现，15.3%的企业属于无证生产，一些酱油的生产企业现场脏乱不堪，细菌指数严重超标，而且生产人员素质低，难以保证产品质量。
四是一些企业见利忘义。过量使用增白剂、防腐剂、色素，甚至直接用工业原料生产和勾兑。解决企业问题，专家认为只有利用立法的手段才能够改变现状。
一连串的食品安全事件其实早就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家对整个食品行业启动了安全工程，在全国范围内严抓食品安全问题。早在2004年7月21日，国务院就专门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国家质检总局为此召开全国质量技术监督局长会议，严密部署，常抓不懈，严防死守，时刻敲响食品质量安全的警钟，做好政府和人民的“守夜人”。
面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现状，国家有关部门在加强监管和严厉打击非法食品生产企业的同时，笔者认为从源头直接清除和改变化学污染，才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中之重和有效长效机制。据专家介绍，常见的食品化学性污染有农药污染和工业有害物质污染。农药除了可造成人体的急性中毒外，绝大多数会通过污染食品对人体产生慢性损害。农药主要通过4种途径污染食品：一是食物链富集，土地中的有害物质通过一级级的食物链积聚；二是喷洒农药直接污染食用作物；三是植物根部吸收；四是运输贮存中混放。我们不彻底杜绝类似于农药等源头性的农业生产问题，食品安全和人民的健康就永远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就根本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讲，虽然“肯定列表制度”的严格、残酷程度超过了历史水平，但从更深层次上给我们的食品安全生产敲响了警钟，我们的农业出口企业反而应该以此为契机，大力推广农业标准化生产，切实提高质量管理水平，探索出新农业的生产模式，实现更大程度的规范化、规模化生产，这才是我们的根本出路。
为此，包括很多专业人士在研究三安农业的经营和生产模式时发现，“三安模式”恰恰为解决食品安全提供了一条新的可以借鉴的道路。首先是生态化，“三安模式”不仅仅能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其对化学农业带来的环境和食品安全危害都能进行有效的化解，不仅能解决种植环境污染问题，其正在制定的食品生产过程中的102项高标准，能够确保食品达到或超过世界安全食品标准。其次是市场化，“三安模式”采用“企业+农户+政府”共同组成利益共同体的模式，在这个共同体中，企业提供3A技术、技术产品和市场渠道，农户提供土地（或养殖场）和劳动力，在投入较低的前提下，广泛应用适合国情的生物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生产出高产量、高质量的农产品，实现农业产品的商品化，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就是科技化，“三安模式”以二十多项技术为后盾，从环境到食品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只有不断地吸收、消化世界先进农业技术，才能促进我国农业的健康、安全、快速发展。
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出来的。目前我国企业应积极按照包括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在内的国内外要求，从源头管理上推行标准化建设，健全追溯体系，努力做到“源头能控制，过程可追溯，质量有保证”，在这样的“危机”时期，要把不利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努力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就必须依靠政府、企业和检验检疫部门的共同努力，强化“源头控制”，寻找最为安全稳妥的途径，才有可能打造我国食品安全的“铜墙铁壁”，才可能找到中国食品安全的救赎之路。
日本“肯定门”事件，很多人喊出“谁来拯救我们的胃？”这也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对化学农业的“批判性”认识，从而发动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迅速波及全球的“环境革命”，这就是人类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生物农业，也是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质的改变，从而真正带领我们走向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健康的新天地。
从毒韭菜到炸鸡翅、从速溶茶到儿童奶粉，在大量关于食品质量的新闻报道中不断有“致癌农药”、“苏丹红”、“氟化物”、“碘元素”、“亚硝酸盐”等化学名词出现。而所有出现的这些问题，很多社会公众单纯将其归咎于是生产加工环节出现了问题，而实际上，化学性污染成为危及食品安全的一大“杀手”，其关键在于堵住源头。食品专家认为，食品污染途径主要有重金属污染、有机物质的污染、非金属物质的污染。不铲除污染的根源问题，即使我们的生产加工环节再苛刻，监督再严苛，也不能彻底解决化学污染问题，更何况我们面临的是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的作坊式生产加工企业？
“要抓好食品质量安全的根本在于管好食品加工企业。”业内人士如是说。从总结质量检验部门和业内专家说法来看，目前有四大隐患直接威胁着食品安全：
一是绝大多数食品生产企业规模过小，基本上属于家庭作坊式的，根本不具备生产的工艺、设备和条件。数据显示，就小麦粉、大米、酱油、食醋来说，占总销量50%以上的产品都是由10人以下、设施简陋的家庭式加工作坊或者厂点所生产的。
二是相当数量的食品企业不具备检验能力。在被调查的60085家企业中，84%的企业没有生产能力，65%的没有质量检验，42.3%的原材料进厂不进行任何形式的生产检验把关。
三是企业管理水平差。大量的作坊式企业根本没有什么管理，检查中发现，15.3%的企业属于无证生产，一些酱油的生产企业现场脏乱不堪，细菌指数严重超标，而且生产人员素质低，难以保证产品质量。
四是一些企业见利忘义。过量使用增白剂、防腐剂、色素，甚至直接用工业原料生产和勾兑。解决企业问题，专家认为只有利用立法的手段才能够改变现状。
一连串的食品安全事件其实早就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家对整个食品行业启动了安全工程，在全国范围内严抓食品安全问题。早在2004年7月21日，国务院就专门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国家质检总局为此召开全国质量技术监督局长会议，严密部署，常抓不懈，严防死守，时刻敲响食品质量安全的警钟，做好政府和人民的“守夜人”。
面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现状，国家有关部门在加强监管和严厉打击非法食品生产企业的同时，笔者认为从源头直接清除和改变化学污染，才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中之重和有效长效机制。据专家介绍，常见的食品化学性污染有农药污染和工业有害物质污染。农药除了可造成人体的急性中毒外，绝大多数会通过污染食品对人体产生慢性损害。农药主要通过4种途径污染食品：一是食物链富集，土地中的有害物质通过一级级的食物链积聚；二是喷洒农药直接污染食用作物；三是植物根部吸收；四是运输贮存中混放。我们不彻底杜绝类似于农药等源头性的农业生产问题，食品安全和人民的健康就永远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就根本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讲，虽然“肯定列表制度”的严格、残酷程度超过了历史水平，但从更深层次上给我们的食品安全生产敲响了警钟，我们的农业出口企业反而应该以此为契机，大力推广农业标准化生产，切实提高质量管理水平，探索出新农业的生产模式，实现更大程度的规范化、规模化生产，这才是我们的根本出路。
为此，包括很多专业人士在研究三安农业的经营和生产模式时发现，“三安模式”恰恰为解决食品安全提供了一条新的可以借鉴的道路。首先是生态化，“三安模式”不仅仅能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其对化学农业带来的环境和食品安全危害都能进行有效的化解，不仅能解决种植环境污染问题，其正在制定的食品生产过程中的102项高标准，能够确保食品达到或超过世界安全食品标准。其次是市场化，“三安模式”采用“企业+农户+政府”共同组成利益共同体的模式，在这个共同体中，企业提供3A技术、技术产品和市场渠道，农户提供土地（或养殖场）和劳动力，在投入较低的前提下，广泛应用适合国情的生物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生产出高产量、高质量的农产品，实现农业产品的商品化，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就是科技化，“三安模式”以二十多项技术为后盾，从环境到食品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只有不断地吸收、消化世界先进农业技术，才能促进我国农业的健康、安全、快速发展。
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出来的。目前我国企业应积极按照包括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在内的国内外要求，从源头管理上推行标准化建设，健全追溯体系，努力做到“源头能控制，过程可追溯，质量有保证”，在这样的“危机”时期，要把不利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努力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就必须依靠政府、企业和检验检疫部门的共同努力，强化“源头控制”，寻找最为安全稳妥的途径，才有可能打造我国食品安全的“铜墙铁壁”，才可能找到中国食品安全的救赎之路。
日本“肯定门”事件，很多人喊出“谁来拯救我们的胃？”这也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对化学农业的“批判性”认识，从而发动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迅速波及全球的“环境革命”，这就是人类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生物农业，也是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质的改变，从而真正带领我们走向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健康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