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所以出现稳定性危机：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任何一件不大的社会事件都会成为引发重大事故与社会危机的导火索。这是因为，旷日持久的问题矛盾一直得不到解决，使相当多的人利益受到损害，发展乃至生存的机会受阻，人们愤懑积怨，心理承受能力大为减弱，随便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会引起人们情绪上的大波动，产生强烈的行为共振。
这些问题包括：失业问题，医疗及养老保障问题，金融问题，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腐败问题（公开的贪污受贿、买官鬻爵，利用土地批租、矿山资源审批以及国企转制的机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一组，都会引发危机性的事件。因为它们不是点滴的，而是普遍的；不是轻微的，而是非常严重的；不是一般的，而是触目惊心的。一个银行行长可以贪污30多亿人民币，一个走私犯可以走私几百亿元，一个公安局长外逃时，身上携带的现金就多达1000多万元，一笔国有资产的买卖，就可以给关系人让利几千万或者几个亿。而与此同时，相当多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现在拿着很低工资的人，却连病也看不起，孩子连学也上不起，成年的子女连找份工作也找不到。如此强烈的对比和基层官员对这类事情的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能不引起众人的愤怒吗？
一个普通干部或者一名国有企业的职员，一名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论你有多大本领，工作多么勤奋，道德品质如何值得称道；也不论你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干出了多么惊心动魄维护国家和他人利益的事情，你都不可能借此获得提拔、奖励，甚至不可能凭此保住自己现有的工作岗位。除非你送礼。而现在，送礼的行情与规模又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啦（一个火车站前的派出所所长，就需要18万元才能搞定搞掂）。能够送钱的人显然是敢于为非作歹的人，否则依靠工资收入哪来资本送礼。那些个接受贿赂的房子、别墅、巨额资金，公开的摆在大街上，放在家里，存在银行里，公开的消费在美国英国。当这些公开的违法与刺眼的不公正，成为谁也无法撼动的事实时，就容易引起正直者与普通人的义愤填膺。
事实上，只要勇于面对问题，积极解决问题，一切不稳定因素都可以及时化解。当年，数亿农民生活艰难，甚至温饱无着；文革造成的冤案遍及每一个角落和相当多的家庭，上千万知识青年强烈要求回城，并且一次次的造成大的社会动荡；那时，社会存在的爆炸性矛盾不可谓不尖锐，数量不可谓不多。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开始就勇于触及这些矛盾，大胆解决这些矛盾，通过一两项果敢的决策，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比如通过放开包产到户的限制，通过开放农贸市场与提高农产品价格，一举解决了困扰政府多年的粮食增产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大胆做出了允许知青回城的决定，使千千万万知青的不平、怨气化解了，使数百万知青家长放心了；着手解决文革乃至解放以来的冤假错案，该甄别的一律甄别，该平反的坚决平反，此举使得亿万蒙冤者的伤痛得到抚慰；恢复高等学校的正常招生，使成千上万的有识青年奔向美好前程有了希望。
这些政策措施，今天看来稀疏平常，似乎早该这么做了。但是在当时，这些都是冒着很大压力、顶着巨大阻力、担着很大风险的事情。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平反天安门广场事件，不仅关系到坚持还是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且关系到既定意识形态观念的安危；千万知青返城，不仅有政治问题，更有巨大的经济社会问题。这么多人一齐回城的结果，致使许多国营农场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陷入瘫痪，使城市业已存在的就业矛盾显得更加突出。如此庞大的人群就不了业，出了乱子怎么办。而在那么短的时间恢复全国统一招生，政府连印考卷的纸都没有，学校更是既缺教室又缺教师……
如果坐在那里前思后想，做出这些决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需要怎样的条件，这些事无疑是干不得的，至少短时间干不得。然而，一旦中央下定决心，大胆干了之后，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问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千万知青马放南山一样的回城了，大学忙不迭的招生开学了，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悄悄的干起来啦（仅此一件，就是意识形态上有大麻烦的事情），一个个冤假错案平反了，而与此同时，不得了的大乱子并没有出现，社会正常的经济文化生活也没有因此停止。相反，因为有了更多的机会，更公平的竞争环境，百姓对政府更加信任更加满意了。虽然许多问题不是一天可以解决的，但人们心平了、气顺了，对社会问题社会压力的承受理解大大增强了。
这两年，党中央面对焦点问题难点问题的果断决策照样取得了好的效果：比如，果断处理孙志纲及类似性质的案件，果断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与调整，大胆开展国有企业的转制工作，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如果坐在那里细细琢磨，都会有数不清的担忧、后果和影响，都会存在巨大的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没有一件事可干。但是党中央果断的干了，结果就干成了，并且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果断决策大胆实践的后果，并不像事先想象的那么严重。虽然政策的实施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政策的制定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失误。但采取行动比听任事态发展，比回避问题，好的多得多。如果当时不去积极解决那些突出的问题，银行造成的风险和损失会呈现怎样的状态！国企发展和国有资产流失又会呈现怎样的景象，类似孙志刚这样的悲剧又会给国家政治形象和政治稳定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这一切都是不难想象和不难预见的。
今天，对于“公车制度”和“公款吃喝”这样一些明显的弊端，国家每年付出的代价数千亿计，如果用这些钱去办一些社会保障方面的事情，帮助贫困大学生方面的事情，会起到多么大的作用。不能设想，对于这一类突出弊端和社会热点问题的解决、改变，广大干部和群众会有什么抵触情绪，会达不成共识。这里完全是一个决心和办法的问题，难道今天这样的民族文化水平，今天这样的信息开放和交流的国际环境，我们竟然会在公车制度公款吃喝这样的小问题上，拿不出有效的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来。这绝不可能。
所以笔者以为，寻找突破口，从热点难点问题入手，抓纲带目、解决问题，是走出改革困局，化解当前诸多矛盾，实现社会稳定与政治经济文化和谐健康发有效方法。一句话，勇于解决突出矛盾，社会不稳定因素即可逐渐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