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新贵

摘　要：一个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程度，取决于由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则首先取决于由具有何种政治倾向的政党执政？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目标？这是主导社会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的首要因素。不同的执政党，代表（或偏向）不同阶层的利益，追求不同的价值目标，这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多元化社会，它直接关系到不同阶层在社会中的利益获得和生存状况。本文通过介绍瑞典社民党、英国保守党、工党、以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在不同指导思想下的不同执政及社会概况，认为中国的改革，应当以追求实现公正与正义为最高价值目标；中国的改革，应当向瑞典的社民党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至少也要向英国的工党看齐，奉行劳工主义，最低程度也不能跌破英国保守党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整。

　　关键词：主导思想  国家干预  分配调整  福利国家

　　一、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程度取决于由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

　　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个多元化时代，多元化是当代社会最本质的特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和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成份的增加，我国由原来单纯的国有、集体所有演变为国有、民营、外资、股份制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经济成份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经济资源占有、所有的不同，从而形成社会地位的不同。中国社会目前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阶层又分化为三个子阶层：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并试图使本阶层的利益最大化。如此，阶层之间对稀缺资源——包括政治权力、经济资源、意识形态的争夺就成了一个永恒的社会现象。中国社会目前对改革方向、改革路线的争论，早已不是改革初期的观点不同的争论，目前的争论，是阶层之间利益不同的争论，准确的说，是在改革中获得利益最少甚至是利益受损体的劳动者阶层及其代言人个人（未形成紧密的代言人团体）发出了强烈的不满。如果说仅仅是观点的不同，可以先不争论，埋头干一个阶段看看实际效果；如果是利益的不同，压制弱势群体的抗争，就是强势集团，或者说是改革中获得利益最多的阶层对弱势阶层的专政。

　　在多元化社会里，不同的阶层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竞争与合作，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阶层之间因其对控制社会的稀缺资源的占有不同，造成其社会地位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在目前中国社会的四个阶层中，劳动者阶层属弱势群体。多元化状况，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任其自由发展，资本所拥有的天然的扩张力、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需要国家进行调整，以遏止其对社会的危害，社会应当有其明确的价值追求目标。由谁来主导这个多元化社会，有历史、民族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选择不同。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首先突出的表现在政治系统，即国家由具有何种政治倾向的政党执政？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目标？这是主导社会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的首要因素，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多元化社会，它直接关系到不同阶层在社会中的利益获得和生存状况。

　　二、瑞典社民党的主张——建设福利国家

　　瑞典实行发达的私营工商业与比较完善的国营公共服务部门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以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著称。

　　瑞典长期由社民党执政，其党纲指出：瑞典社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强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的要求的对手。”社民党这一定位表明：它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该党在组织上与瑞典工人阶级有着密切联系。其目标是建设福利国家。社民党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劳动者阶级和工会的广泛支持。社民党把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中间站”，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将其推广到人生的全过程和全国人民。企业每年按法律为职工交纳社会保险费后即不必再为其生老病死操心。而职工无论干什么工作或居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享受到大体相同的社会保障，因而对经济结构变革和社会变革持欢迎态度。

　　由于劳动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瑞典总工会会员50多年来持续增长。约90%的蓝领工人（220万人）和80%（130万）的职员分别组织在统一的工会组织中，瑞典劳动人民因此成为发达国家中最有组织的一支队伍。社民党100万党员中75%是集体入党的工会会员。瑞典工人运动“这棵大树上的两个主干”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使得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团结职员中央组织（白领工会），与私人资本及其代表既斗争又妥协,推动了社会变迁大体上朝着有利于劳动人民方向发展。党纲总结其经验说，过去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要改变生产秩序只有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种观点来自工人运动青年时期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但随着普选权和政治民主的实现，条件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力不再源于财产占有，而源于公民权。社民党可以利用赢得的政治权力，使越来越多的对社会发展的实际决策权，从私人资本手中转移到民众手里。

　　社民党从功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注重对私人资本功能的限制和改造，而不是将其实行国有化，因此瑞典商业之85%，制造业之94%在社民党执政40多年后仍属私人所有。同时政府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机构，并通过公共部门对65%左右的国民收入总值进行社会再分配。这种生产领域内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分配领域内的高度计划调节相结合，形成了瑞典模式的最大特点。

　　在建设福利国家思想的指导下，坚持进行社会变革的结果使瑞典在西方国家中成为社会差距最小、社会再分配程度最高，而工资和奖金收益之类的市场收入占职工可支配收入比例最低的国家。

　　西方九国民众实际收入差距(基尔系数)、社会再分配程度和职工来自市场的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瑞典职工来自市场的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49%。

         基尔系数   再度分配   市场效益
澳大利亚  0.286      32.7%      83%
加拿大    0.290      24.7%      80%
荷兰      0.266      43.2%      52%
挪威      0.231      37.5%      66%
英国      0.263      32.8%      71%
瑞典      0.194      52.8%      49%
瑞士      0.319      16.1%      73%
德国      0.251      37.8%      51%
美国      0.312      29.6%      77%

　　长期以来瑞典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在收入政策上照顾低收入者，加上福利制度中一些扶贫措施，从而有效地抑制了社会两极分化。这一政策使国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已由战后初期的1比1，上升为六十年代的2比1和七十年代的3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社会结构因此开始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枣核型演变。

　　三、比较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的不同执政

　　在一片改革的呼声中，戈尔巴乔夫上台。当时的前苏联，经济陷入困境，人民期望变革。一个国家，不论它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有多高、军事实力有多强、在国际上的地位有多高以及理论上是如何的正确，人民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低下、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正是在这种期望变革的国民心态中，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改革的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认为苏联经济"不能局限于局部的改进，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１９８７年苏共６月全会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把商品货币关系列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并强调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制,广泛发展集体承包制。１９８８年苏共第１９次代表会议后，开始实行了私有制，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８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稳定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和"非垄断化"、"非国有化"及"私有化"的方针。 这种实行生产资料"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所谓的"完全的市场经济"改革，不仅未能使苏联经济改革取得成效，反而带来了社会生产的严重衰退和经济危机。其主要表现为：一是经济由低速增长变为负增长；二是财政赤字、货币发行、通货膨胀失控，内外债务大幅度增加；三是消费品市场供应恶化，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许多大城市不得不实行凭票供应、凭身份证供应和限量供应。在物价暴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显著下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达４１００万人，占总人口的1/7，１９９０年达1/3，失业人口达２０００万人。在１９８８年预期的经济改革受挫后，戈尔巴乔夫迅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１９９０年３月非例行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确立了多党制原则；１９９０年７月苏共２８大又改革苏共政党体制，不再提党是"领导力量"和"核心"，改称苏共是"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联盟"。此后，苏联的各种党派团体迅即增多，１９９０年８月达９万多个，其成员上千万人。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终结了苏共的中央集权统治，但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没有正常秩序的国家是不可能稳定的，更谈不上发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只破不立，戈尔巴乔夫未能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包括政治、经济制度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其首要因素是他的新思维中没有确立要建设一个由谁来主导社会发展的框架。他的改革是没有明确目标的放任自流，任其漂泊，其结局就只能是一片混乱。他本人最终被众叛亲离，共产党和叶利钦都抛弃了他，因为他不代表任何一个阶级。

　　叶利钦的主导思想突出的表现在他执政后由民主派转向新权威主义，在经济上由“大众私有化”转向扶植垄断性寡头。以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及总统办公厅为中心聚集了一批寡头主义者，成为叶政权支柱。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形成的政府，显然有利于强势集团垄断国家的经济。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利用他们占据的地位优势，迅速瓜分了国有资产 ，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的垄断势力正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由国家垄断转变为寡头垄断。在这一阶段中，经济虽然止跌回稳，但社会矛盾却积累起来。

　　普京的思想十分明确。就是“把掠夺的财富还给人民”，在扩大民众支持的基础上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政治上，普京采取了被称之为“可控的”民主政治，即不是空谈形式上的西方民主，而是通过“统一俄罗斯”这样的政权党将中央地方的实力派人物团结起来，以合法的方式挤压反对党派生存和产生影响的空间，这一措施，彻底改变了叶利钦执政时代以“乱”为特征的政治局面。经济上，普京以“强国富民”为目标实施了一系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改革政策，通过法律手段拿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暴富起来的寡头开刀，既阻死这些“新俄罗斯人”问鼎政坛的企图，同时也抚慰许多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民众的不平衡心理，俄罗斯经的济不仅止住了下滑，而且从2000年开始全面复兴。在这过程中，受惠最大的就是俄罗斯百姓，如今贫困人口大为减少，由于工资和养老金的提高，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长。

      比较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的不同执政，他们的不同首先表现在主导思想的不同，戈尔巴乔夫只破不立、任其自由发展；叶利钦建立起寡头垄断的经济秩序、任其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加剧；普京以“强国富民”为主导思想，使社会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良性循环阶段。

　　四、英国保守党与工党的不同主张

　　英国保守党在20世纪最后年代的政治主张一直以“撒切尔主义”为主导，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了保守党重视自由、个人主义、责任和自立的价值观，表现在经济社会领域即是反对国有化、国家干预以及以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主要内容的福利国家制度，主张经济按市场规律自由发展，倡导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自由竞争，重视经济效率。这一主张一定程度解决了以往工党治下出现的国企效率低下、工会动辄罢工等问题，刺激了经济发展，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增加、犯罪增多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正是针对这些问题，工党在野18年（1979-1997）间进行了理论革新，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新理论，放弃了以国有化、大规模国家干预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主张，接受了右翼以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模式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同时改革福利国家制度，改善公共服务，竭力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相结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属于右翼的保守党，也并非是对社会的放任自流，而是采取了一定的强有力的措施调整收入的分配，在英国保守党执政的1994—1995年，最上层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是40330英镑/年，与最下层20%家庭年收入2024英镑/年相比，二者收入差距是19.9倍；在考虑货币福利、实物福利和税收后，最终收入分别变为28640英镑/年和7720英镑/年，二者相比为3.7倍（李培林 2004）。英国保守党的这一税收和福利政策，使最低收入者的最终年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是初始年收入的3.8倍；最高收入者的最终年收入与初始收入相比，则下降了约29%。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大大缩小了收入的二极分化，缓解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保守党的这一调整，并没有让英国的普通公民满意，他们在1997年的大选中转而支持更注重改革福利国家制度，改善公共服务，竭力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相结合的工党。

　　五、中国改革的主导思想——是实现社会的公正与正义为最高价值目标？还是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在以右翼学者和官僚主张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误思潮指导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国退民进已造成了职工下岗、高昂的大学学费、医疗费、住房、极低的最低生活保障（农民被排除在外）、极低的最低工资（往往得不到执行）等等，使劳动者阶层饱受折磨。右翼的代表性人物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主张，“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这是赤裸裸的掠夺言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说话没有这么露骨，他主张“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主张两极分化的分配格局。认为 “相对利益受损了，不应该补偿”，“如果相对利益损失都要补偿，无异于回归旧体制”。右翼所推行的改革就是为了实现由大资产阶级垄断中国经济基础的目标，就要牺牲劳动者阶层的利益。其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实质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公平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实际上，右翼学者以为只要建立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明晰产权，就能使使经济获得稳定的持续增长，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多党制也不是民主政治的灵丹妙药，1990年在戈尔巴乔夫的放任自流下，前苏联的各种党派团体达９万多个，9万多个党派团体如何能达成一致意见？叶利钦的扶植垄断性寡头经济政策，使国家的经济基础由国家垄断转变为寡头垄断，带来的不是经济的腾飞而是社会矛盾的激化；今日中国之“国退民进”，就是昨日之叶利钦扶植垄断寡头。中国的改革，应当向瑞典的社民党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至少也要向英国的工党看齐，奉行劳工主义，最低程度也不能跌破英国保守党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整。遗憾的是，毫无疑问，右翼反对国家干预、调整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主张，不仅与英国工党、瑞典社民党的政策形成巨大的反差，甚至已远远超过了属于右翼的英国保守党。英国保守党对收入的调整，也是中国右翼学者和官僚所不齿的行为，所不同的是英国保守党属于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右翼学者和官僚身上都披着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外衣，但他们早已不仅不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甚至已成为仅仅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客和学者。

　　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指导思想的转折，效率讲多了而不重视公平，这与我国的基本制度安排以及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相抵触，妨碍和谐社会的建设。这一“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主张，已受到了右翼学者和官僚的反对和抵制，所谓“新西山会议”，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在右翼占据意识形态长达十多年的中国，要树立以实现社会的公正与正义为最高价值取向的主导思想，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中共的胡温新政，为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带来了一缕春风，如何让这股春风牢固的占据主流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取决于胡温政治体系的壮大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也取决于左翼是否能够进行强有力的支持，抵制右翼的进攻。

　　参考资料：
　　本文介绍的瑞典社民党、英国保守党、工党、以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的在不同指导思想下的不同执政及社会概况，来源于以下文献的整理：
1、高锋 《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 》 网络《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2005年5月22日发布；
2、《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代》网络 《北方教育》发布；
3、苏文《叶利钦时代的终结　启示》网络 《智识学术网》发布；
4、康新贵《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劳动者阶层分析》网络 《学说连线》2005年12月18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