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在风之上永远有风、云之前永远有云，先锋与浪漫似乎永远都会存在。然而在灵魂被全面损瘦的世俗商业时代，真正的先锋与浪漫精神只能因被追忆而成为永恒。
关于先锋，离开了政治就没有什么好谈的---关于浪漫，离开了政治也同样没有什么好谈的！法学博士施米特先生把浪漫主义看作是一种“政治的趣味”，一种政治哲学（参见刘小枫为《政治的浪漫派》写的编选说明），这正是我所关怀的，尽管施博士反对浪漫派。恐怕仅此一点就会使那些在今日的艺术或商业嘉年华中冒充先锋的人退避三舍。
早在波德莱尔的一本1862年至1864年的个人笔记《我赤裸的心》中就有了“先锋派文学”这个词，但他对这个短语的态度更多的是轻蔑；雷纳托·波吉奥利还是认为先锋派这个比喻最初属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理想，并以1878年巴枯宁在瑞士出版的杂志名为《先锋派》为证。（见波吉奥利《先锋派三论》，载余虹等主编《问题》，第11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回想起来（又是回想！），我们在中学的政治课本上最早接触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那是在“文革”后期要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语境中，当时我真的有一种朦胧的感受：巴枯宁很厉害！我想，当年那种即便是充满了偏见、片面的政治思想史教育比今天令不少文科大学生不知何谓巴枯宁的所谓素质教育更值得研究。
波吉奥利想强调的是从一开始就有两种先锋派，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他还指出，在1870年的社会与民族危机过后，两种先锋派携手共进，重建了1830年至1848年革命那一代人的浪漫主义传统。“这一代人不仅热爱文学，同时也关心政治。”（同上，117页）--这句很简单的叙述恰好是我们“这一代”在1970年代末的典型特征，当时的大学生校园文学刊物也就是政治刊物。今天，对文学的冷淡与政治冷感也恰好是同步的。这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空空荡荡的校园里必须有人追忆的事物。
先锋与浪漫的携手在埃德蒙·伯克对革命的激进主义的批判中有很典型的描述：他认为一种颇有艺术审美氛围的图景是革命者所需求的：“必须来一场伟大的场面变化，必须有一种宏伟的舞台效果，必须有一片宏伟的景观来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法国革命论》，第101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他这里所说的几种因素正好汇聚在德拉克洛瓦的名作《自由领导人民》之中。在法国大革命进入最狂热阶段的时候，也正是对这种革命艺术的需求之时。1793年7月1日，著名艺术家大卫在国民大会上发言，详细介绍他所设计的革命统一节日的庆典方案。“场面巨大并鼓舞人心，从舞蹈动作的设计到最小的细节，每一种服装，每一种颜色，每首歌和每个手势都包含一些象征性的意义。连太阳升起这一细节也将在革命的景观中扮演一个角色：人们在兄弟般的友情中走到一起，这一激动人心的场景将被第一丝阳光所照耀，为此，参加节日的人们必须在黎明之前起床。”（苏珊·邓恩《姊妹革命》第9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这也是我们今天以“广场”命名的公共空间所应该重新荡漾的氛围。
在这种热烈之外更有一种我更看重的浪漫派的形象：“无害人之心的童稚的原始人、bon sauvage牗善良的初民牘、有骑士风的封建领主、纯朴的农民、仗义的强盗头子、周游四乡的学徒、可敬的流浪汉。还要加上俄罗斯农民。他们都源于这样的信念：在某处可以找到人的天性之善。”（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第4页，上海人民，2004年）这些人和这种相信人性之善的形象在今天很难找到了--官员中很少，上流社会中很少，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也很少有了。阿兰·布鲁姆引证卢梭的思想说，布尔乔亚无诗、无爱、无英雄气，既非贵族，也非人民；布尔乔亚不是公民，他的宗教是贫乏的、此世的。……布尔乔亚是伪善者，把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在公益精神的外表之下。……布尔乔亚的道德是金钱性质的，他的每一个社会行为都要求回报。无论是自然的诚实还是政治的高贵，他都无力担当--这种刻划太传神了。
据说让·弗朗西斯·利奥塔曾经对一件政治海报很感兴趣，那件作品上写着：“用红色楔击败白色！”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设想一个题目：让先锋与浪漫在追忆中击退冷漠与遗忘！
关于先锋，离开了政治就没有什么好谈的---关于浪漫，离开了政治也同样没有什么好谈的！法学博士施米特先生把浪漫主义看作是一种“政治的趣味”，一种政治哲学（参见刘小枫为《政治的浪漫派》写的编选说明），这正是我所关怀的，尽管施博士反对浪漫派。恐怕仅此一点就会使那些在今日的艺术或商业嘉年华中冒充先锋的人退避三舍。
早在波德莱尔的一本1862年至1864年的个人笔记《我赤裸的心》中就有了“先锋派文学”这个词，但他对这个短语的态度更多的是轻蔑；雷纳托·波吉奥利还是认为先锋派这个比喻最初属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理想，并以1878年巴枯宁在瑞士出版的杂志名为《先锋派》为证。（见波吉奥利《先锋派三论》，载余虹等主编《问题》，第11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回想起来（又是回想！），我们在中学的政治课本上最早接触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那是在“文革”后期要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语境中，当时我真的有一种朦胧的感受：巴枯宁很厉害！我想，当年那种即便是充满了偏见、片面的政治思想史教育比今天令不少文科大学生不知何谓巴枯宁的所谓素质教育更值得研究。
波吉奥利想强调的是从一开始就有两种先锋派，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他还指出，在1870年的社会与民族危机过后，两种先锋派携手共进，重建了1830年至1848年革命那一代人的浪漫主义传统。“这一代人不仅热爱文学，同时也关心政治。”（同上，117页）--这句很简单的叙述恰好是我们“这一代”在1970年代末的典型特征，当时的大学生校园文学刊物也就是政治刊物。今天，对文学的冷淡与政治冷感也恰好是同步的。这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空空荡荡的校园里必须有人追忆的事物。
先锋与浪漫的携手在埃德蒙·伯克对革命的激进主义的批判中有很典型的描述：他认为一种颇有艺术审美氛围的图景是革命者所需求的：“必须来一场伟大的场面变化，必须有一种宏伟的舞台效果，必须有一片宏伟的景观来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法国革命论》，第101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他这里所说的几种因素正好汇聚在德拉克洛瓦的名作《自由领导人民》之中。在法国大革命进入最狂热阶段的时候，也正是对这种革命艺术的需求之时。1793年7月1日，著名艺术家大卫在国民大会上发言，详细介绍他所设计的革命统一节日的庆典方案。“场面巨大并鼓舞人心，从舞蹈动作的设计到最小的细节，每一种服装，每一种颜色，每首歌和每个手势都包含一些象征性的意义。连太阳升起这一细节也将在革命的景观中扮演一个角色：人们在兄弟般的友情中走到一起，这一激动人心的场景将被第一丝阳光所照耀，为此，参加节日的人们必须在黎明之前起床。”（苏珊·邓恩《姊妹革命》第9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这也是我们今天以“广场”命名的公共空间所应该重新荡漾的氛围。
在这种热烈之外更有一种我更看重的浪漫派的形象：“无害人之心的童稚的原始人、bon sauvage牗善良的初民牘、有骑士风的封建领主、纯朴的农民、仗义的强盗头子、周游四乡的学徒、可敬的流浪汉。还要加上俄罗斯农民。他们都源于这样的信念：在某处可以找到人的天性之善。”（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第4页，上海人民，2004年）这些人和这种相信人性之善的形象在今天很难找到了--官员中很少，上流社会中很少，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也很少有了。阿兰·布鲁姆引证卢梭的思想说，布尔乔亚无诗、无爱、无英雄气，既非贵族，也非人民；布尔乔亚不是公民，他的宗教是贫乏的、此世的。……布尔乔亚是伪善者，把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在公益精神的外表之下。……布尔乔亚的道德是金钱性质的，他的每一个社会行为都要求回报。无论是自然的诚实还是政治的高贵，他都无力担当--这种刻划太传神了。
据说让·弗朗西斯·利奥塔曾经对一件政治海报很感兴趣，那件作品上写着：“用红色楔击败白色！”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设想一个题目：让先锋与浪漫在追忆中击退冷漠与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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