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先生在谈原罪时有一个很好的观点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西方资本的基本合法性，但我们却必须把这个眼光放远大些来考量。事实是我们很多的评论者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方面朗咸平的影响最大。原因是他们在考察问题是所动用的观察视点有限。因为他们没有将中国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历史”的全面的范围内来研究,而是孤立的将其放在“今天”这个局部来予以研究的.

的确我们我们的很多人都是站在简单的形式逻辑思维的路口的，但也正是这种思维，可能会逼迫我们的企业家为了生存而进一步“町人”化的。

让我们把目光放长远些吧，看看日本以前的商人的地位吧：商人，在社会阶级上，既然处于被治的阶级，住的地方，又和治者阶级接近，所营的生业，又要依赖治者阶级。只在一种极鄙陋暧昧的空气里面，作世袭的守财奴，性格上自然发生出很龌龊的鄙卑习惯来。人格上毫无地位的商人，当然不会有高尚的德性，因为高尚的德性，不但不能够帮助他的生活，反而可以妨害他的生活的。有名的实业家涩泽荣一【涩泽荣一（1840～1931）：早期曾参加尊王攘夷运动。1872年（明治五年）辅助井上馨整理财政。退任后致力于近代企业的建设，形成涩泽财阀。】，他有一篇论封建时代商人性格的文章，讲得很清楚，看他这一段话，就可以明白六十年前的商人气质了。

    从前国家的租税，为主的就是米。也有征收蜡、沙糖、蓝、盐各种货物的。幕府及各藩邦，把自己所征收的质物，用他们的官船，装到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坂去，用投标的方法，卖给大商人，大商人再卖给门庄的小店家。此外虽然也有直接向农家收买米粮等类来贩卖的商人，不过大宗买卖，却是由官府出来的。所以那个时代的商人经营的，不过是一种小卖店。这大一点的商人，所谓“藏宿”（是代官府卖货兼做货栈的商人）、“御用达”（是专替官府做买卖的大掮客），都是历代相传的大家。主人只要在屋子里面招呼一点年节计算，就可以了，其余生意的事，都是交给经理的人。到各藩府里出入，年节非送礼不可，对那些官吏，非请他们吃酒嫖妓不可，只要这种事做得周到，生意就大可以发达了。

    商人既处于卑贱的地位，当然养成了一种卑劣的性格。从前那些武士们，对于商人，是很鄙屑的，他们所读的中国书，也都是充满了贱商主义的文字，以为这是下贱人天生成了习性，叫这种性质做“町人根性”。

而上面的这些个东西尚还是戴季陶论述的明治维新以前的事实，而这种事实却可以放在我们的今天。张维迎是学者，没有商人的背景体会不到商人的真实心境，而韩和元先生显然不同了，他有着商人的背景和学者的智慧及思想家的预见性。这也是我顶喜欢韩先生的文章的根本原因。因为他说的很深刻。这不是那些个学者所能够理解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