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会比别人多一份高兴，因为我在这之前，写过一篇文章－《百万囚徒看奥运》。我认为，明年将在中国举办的第29届奥运会，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庆典；囚徒们也是中国人，也有资格来欣赏奥运会，而且这种欣赏不应局限在囚室中。出于对他们的关爱，处于人性的考虑，完全可以让一部分已经改造多年的囚犯，已经没有了社会危害性的囚犯，让他们回去和家人一起观看奥运会，让他们到现场去观看奥运会。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经过改造、悔罪表现良好，但却刑期未满的罪犯；让他们提早地回归社会，体现了社会的宽容和包容，这对激励他们彻底地悔过自新，早日成为社会大家庭的普通成员，是非常有利的。

   我这篇文章登出来之后，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有人甚至认为，让罪犯们提早出来，会有害于社会。我们应该尽快地转变对犯人的看法。长期以来，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对犯人非常有成见；比如认为：“一日行窃、终身是贼”，甚至有些受害人希望对犯人采取“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惩罚手段。如果这样的话，只会使仇恨越结越深，犯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没有了希望、没有了盼头，只能破罐子破摔、一臭到底。

    大家现在都能看到，国家在法制思想上有了与之前不同的观念，那就是对犯人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进行更加有利的拯救，而慎用极刑、宽用刑罚。我们看到，现在不论是对于贩毒犯罪，还是贪腐犯罪，以及其它严重的刑事犯罪，法律往往只对首犯和主犯处于死刑，而对其他次要的犯罪成员，则大都是能留命则留命。现在，北京的这种尝试，也是这种法律思想的一个体现。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我为国家法律意识的更新，而感到由衷地高兴。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宽刑是世界范围内人性化程度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国当然应该顺应世界的潮流。

    我觉得对犯人实行宽缓的政策，尤其是对于经过改造已经没有了社会危害性的犯人实现提前出狱、在社区接着改造的政策，让他们尽早地与家人和亲人团聚，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现在犯罪率非常高，这些犯人不是判完了也就算了，犯人需要有劳改场所，对犯人的管理和维持犯人们的基本生活等，都需要国家投入大量地人力、财力和物力；如果让犯人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尽早地回归社会，会使国家大大地减轻管理犯人的成本和负担。另一方面，对于犯人们来说，如果改造的好，提前出狱，就可以和妻子、丈夫尽早团圆，可以让年迈的父母感到慰籍，可以让可怜的孩子早日和父母相伴，这会激发犯人们努力改造的上进心，而不至于消极的熬刑期。这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都是利远远大于弊的。有人可能会说，他们这些人出来了，会不会有重新犯罪的呢？完全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要看概率，我们要通过实践看看在一段时间以后，提前出狱的人里，究竟有几个、究竟有多大的比例，又重新犯罪了呢？光靠想象和推理是不够的，所以，才需要有北京那样的实践。如果尝试下来，只是个别人、比例极低的人，有重新犯罪的现象，那么，这项制度就是完全可行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故事。那是我刚刚看过的，在上海电视节期间展播的一部纪录片，片名叫《虎之庙》。故事发生在泰缅边界著名的桂河边，美国名片《桂河大桥》我们都不陌生吧？这里泰方一侧，有一个寺庙，寺庙很小，也没有特别的风景，但是，这个庙里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庙里一共只有九个僧人，却养了十一只老虎。庙里的僧侣们是在五年前偶然接纳了两只幼虎之后，开始与老虎亲密接触的。五年下来，僧人们和老虎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与老虎同吃同住，与老虎同玩同乐。平时没事，老虎会在僧人们身上扑上扑下的，从来没有对他们有过任何伤害。主持阿迦普西说得好：“人类和动物一样，我们的血都是红的”。他认为人类应该树立愉快的世界观，宽容生命。

   这个主持的话和这个庙里僧人们的故事，让我们想到：对于野兽老虎，长期的关爱和细心地照料，尚且能够形成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何况是人类本身呢？当然，有些人是极其卑劣和残酷性，我们并不是要对所有的罪犯都讲宽容的，所以，我们才需要有死刑，对罪大恶极的罪犯不能谈宽容。但是，犯人们当中，却有很多人是由于一时气愤，由于贫穷或者由于偶然原因而犯罪的，看看央视的名牌法制栏目《忏悔录》，我们就能从中看到太多这样的犯人了。当我们看到，他们在多年以后，才能在监狱里看到他们的亲生孩子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他们和孩子由于长期的骨肉分离，孩子已经不认识自己父母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像普通人一样，享受亲情和家庭的温暖呢？

    明年的奥运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非常希望北京的这个尝试之后，能够给全国更多的囚犯以尽早回家的机会；我非常希望在全国的囚徒中，能够有选择地给予他们更多这样的宽容和博爱；我希望能够在明年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的时候，希望能够在我们国家普天同庆地观看奥运盛会的时候，也能唱响一支全民的颂歌－《让世界充满爱》。

      下面是我附的我前面的文章《百万囚徒看奥运》。

                                         百万囚徒看奥运

    上海有一座闻名全国，甚至在世界上也很有影响的英国式监狱，那就是提篮桥监狱。这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典型英式建筑，在英国也很罕见了，而在我国还正常地运转着，这让来参观的英国人惊讶不已。我在上师大作法学教师的时候，我们法商学院的教师们曾经参观过那家监狱。3平方米一间的监舍中，地板是活动的，移开地板，下面是储藏室；这样使得监舍表面非常地整洁。我们先去看了监舍，再参观囚犯们工作的车衣间，还看了他们的食堂。一周里每天不重样的菜谱，让我们心说，这比我们八十年代初的大学食堂，吃的还要好呢。从吃住来看，这里显得很人性化；可是当我们看了他们的保留节目－新岸艺术团的表演之后，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新岸艺术团的成员，从报幕员到演员，全是从囚犯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中有很多人极具艺术天份，让我这个看遍了北京各大剧团演出，欣赏力不低的人，也觉得他们的演技比起国家顶级的专业演员来说，毫不逊色。一位曾是上海知名交响乐团萨克斯管演奏员的表演者，给我们演奏了一曲美国影片《教父》的主题音乐；优美的旋律，加上他深情的演绎，让当时还没有看过《教父》这部影片的我，有一种先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感觉。就像是《红楼梦》里王熙凤出场前先传出来的笑声，听这支曲子就想赶快看到片子。还有四位美丽的姑娘，跳起了我们国家经典的民族舞蹈《飞天舞》，舞蹈取材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造型，姑娘们婀娜的身姿，娴熟而精湛的舞技，让我们这些见过不少世面的老师们惊叹不已。但最让我们感动的，还是那支压轴的曲子，器乐合奏《北京喜讯到边寨》。那欢快的乐曲和他们默契的配合使他们的演奏浑然一体。但是，我们这些被他们的艺术表演所深深陶醉的教师们，也明显地注意到了，他们在卖力地演奏的同时，他们的表情是落漠的。这就像是《红楼梦》里贾宝玉在成亲的时候，林黛玉悲惨的死去。这种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对比和反衬，让我们在为他们的艺术魅力所震撼的同时，也为他们冷漠的面部表情，所折射出的沉重心态而感到充满惋惜。太可惜了，花样的年华却被深锁在监狱高深的大墙内，他们的青春将伴着铁门铁窗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对他们来说，将是梦魇般的记忆。很无奈，法律是无情的。

   打击犯罪，教育挽救失足人员，一直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课题。我们国家在八十年代初，通过严打，将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以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欺行霸市为特征的一批犯罪分子送入了监狱。由于这些罪犯大都为青少年，因此，当时社会上有一股感化之风。比较典型的，有张瑜主演的影片《小金鱼》，只是现在人们在讲张瑜作品的时候，已很少提到此片。影片讲述了一个姑娘用爱情感化一位罪犯，使他重新做人的故事。无独有偶，持这种观念的影片还有一部，也是上海编剧的作品，但却是由西影厂拍摄的，这就是滕文骥的成名作《都市里的村庄》，影片也讲了一个姑娘感化罪犯的故事。其后，更为轰动和有影响的，是张良导演的代表作《少年犯》。影片大胆地选用了少年犯来演少年犯，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可不久，已经走出大牢的少年犯们又怀念起了少年犯的日子，有人重归故里，让善良的人们遗憾不已。这阵风过去之后，有关感化的话题就不再那么热了。

   我觉得对于罪犯，惩罚和教育永远是必要的。惩罚的手段是有法律规定的，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经说过我国的刑罚，有五种主刑和三种附加刑。但教育的方式，法律上没有也不可能作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这就需要广大社会工作者来研究和探索了。我认为，感化是教育方式中一种主要的形式，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

   著名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让原本默默无闻的申军谊一炮走红。他在这部戏里最经典的表演，就是剧中有一场戏：匪徒们在残害百姓，百姓家里有一个襁褓中的孩子；由申军谊主演的匪首钻山豹，高高地把孩子举起之后，看了看孩子稚气的小脸，脸上闪过一丝温情，他没有把孩子摔下来，而是重又把孩子放回到摇篮里。这个镜头让许多观众认可，他一反我国传统的戏剧中，坏人全黑而好人全红的模式，由于人性化而被观众所认同。演员申军谊也因对这场戏的准确把握，和对反派人物的人性化表演，而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部戏也成了他的成名作。

   如果说上面说的是一场戏得话，我还可以说一个刚刚发生的案子。最近，陕西安康的大山中，大搜捕一个杀害了九条无辜生命的杀人恶魔，央视还直播了搜捕的过程。在警方拉网式的搜察中，没能使罪犯落网，最后他却自投罗网了。他在山上躲避了几天之后，知道法网难逃，而在这个时候，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再回家去看看他的孩子。知道时日不多了，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他是一个父亲，他要和孩子去见这人生最后的一面，给孩子作一个诀别。他残忍地杀害了别人，却对自己的孩子流露着人性的爱。可见，即使是杀人魔王也有人性的一面，任何人都是有感情的，即使是最凶残的罪犯也不例外。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来说感化教育才有意义。

   看了那么多的小说和电影，能真正让我们无比感动和终生难忘的故事并不是很多，我在这里尤其要说到法国文豪雨果的世界名著《悲惨世界》。故事一开始，主人公冉阿让由于在囚犯劳动时的一次英勇行为，而被提前释放了。他来到一座教堂里，好心的神父用尊敬的礼仪接待了他；可席间的银制餐具还是让坐牢多年的冉阿让动了邪念。夜间，他趁神父不备，偷走了教堂里的银制餐具。但当他逃走之后，却被警察抓了回来。这时，故事的发展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神父一脸平静地对警方说：“这餐具是我送给他的”。几十年的囚徒生涯，采石场的残酷体罚，都没能使冉阿让改邪归正，神父的一句话却就此使冉阿让那颗已经被处罚得麻木了的心，受到强烈地震撼。这件事，也改变了冉阿让的一生。从此，他跻身于主流社会，并且无私地帮助可怜的妓女芳婷，和她柔弱的女儿。这让我想起中国武林中的一句常用语“四两拨千斤”。感化有时候比残酷的体罚更能改变人心。

   也许有人会说，你说的名著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那是作者一个美好的理想而已，现实中能有效吗？那就请你看一下每周日晚上央视法制频道的固定栏目《忏悔录》吧。监狱的管教们，对于那些由于一时冲动而犯下大罪，主观恶性并不大的罪犯，采取了人道的感化方法，让他们的家人来探监。当那些重刑犯们看到久别的父母子女配偶的时候，他们长流的泪水流露出他们内心深深的忏悔。

   当然，我在肯定我国的感化教育思路的时候，也想对感化的形式提一些建议。

   一是我觉得犯人们应该过上正常的性生活。从法律上来说，我们国家法律在判处刑罚的时候，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但法律却不能剥夺人的正常生理需求。吃喝拉撒自不必说，人的正常性欲需求也是不可缺少的。男人长期没有性生活得话，将会导致性能力的严重衰退，此所谓民间说得“久不用就废了”；女人也有着守寡似的难言之隐。监狱是否可以考虑这样的做法，在监狱和劳改农场开设“浪子回头楼”，这是我设想的一个品牌。该楼可提供给囚犯们每月一次的夫妻团聚机会。这对他们认真改造，重返社会只有激励作用，而没有任何的坏处。同时，浪子回头楼还可以为监狱和劳改农场带来一定的营利，以贴补劳改场所所需要的大量财力。犯人们也会感谢国家给予的人性化的待遇。我觉得这种方式不管对哪种罪犯都适用，再有社会危害性的罪犯，总不至于残害配偶吧。

    对于监禁时未婚的男女，应允许他们在坐牢时恋爱和结婚，并为他们相亲和结婚创造条件。男女犯人们可以定期组织活动，为他们创造相恋的机会，也让单身没有牵挂的犯人们多一份感情的维系，也多了一份牵挂。当然，大墙内的人也可以与大墙外的人恋爱结婚。有人撰文对民工的性饥渴提出关怀之说，民工们每年还能在春节和其他时候回家探亲，配偶们也很容易到他们工作的城市来团聚；相比来说，囚犯们的性生活问题更应引起社会的关注。我们对罪犯改造的目的在于使他们洗新革面，重新进入社会，而变相剥夺囚徒们性生活的权利是很不人道的。

   奥运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节日即将来临的时候，让全体中国人民充分享受到奥运给我们国家我国人民带来的巨大幸福和无比喜悦非常重要。我觉得有关方面可以尽早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让一部分罪犯能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回家和家人团聚，并和家人们一起欢度我们的体育盛会，看奥运比赛。当然，不是全部罪犯了。那种有严重暴力倾向，性质极为恶劣，手段极为残忍的罪犯，是决不能放归社会的，否则尤如放虎归山。而罪犯中的大部分比如过失犯罪，非暴力性质的犯罪，由家庭矛盾而引发的犯罪，青少年犯罪，以及其他偶然的犯罪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并认真接受改造的，可以考虑在奥运期间让他们回去与家人团聚。也许有人会说，看奥运在劳改场所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去看呢？我认为，家庭的气氛更能给囚徒以心灵的触动，帮助他们理顺心态。有的罪犯在大墙里时间长了，他们感受不到我们国家的社会巨变和文明进步；还有的罪犯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们那个贫穷落后的山乡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看到这些会对他们的人生态度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为他们的认真改造提供强劲的心理支撑，其作用不是大墙里面的劳动和说教能起到的。所以，我在这里提出“百万囚徒看奥运”的设想。之所以现在提，我是想让有识之士都能对此作出响应，以呼吁政府各部门考虑这个问题，研究具体的实施方式，以体现国家对曾经犯了罪的人员不理不弃的态度，感化教育罪犯们以更加积极的心态进行改造。这里的百万并非实指是一百万，而是说能让符合一定条件的罪犯，都能在这次中华民族的伟大庆典里感受到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