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县委主持抓的计划生育工作从今天开始，一共要搞40天时间。我们的好多事情都被当作政治工作来做，事实上是一种不定期的间断性运动，如扫黄、禁赌、政治学习、打击贪官污吏等等。这次县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是如此，是一场短期的政治运动。县委组织部统一从县直各机关抽人组成工作组分赴各乡镇，每组五六人不等。我被从县委宣传部抽出来分配到城关镇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加上镇里的干部，又分作几个小组。我所在的小组有六人，负责“抓”离县城较近的几个布依村寨。
今晨六点，我们小组一行六人在县城集中出发。目的地——一个半小时路程的桥边寨。此寨共有20户人家，超生未做结扎手术的有3家，今天的工作对象就是这三家“钉子户”。
在山路上摸黑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天才大亮。抵寨口，兵分三路，每路二人，各奔向三户超生人家。三家人的动作都机灵快捷得令我吃惊，三对夫妇都逃跑了，一个人也没抓着。
当我们冲向A家时，A家两口子正在吃饭，见我们刚走到大门口，就立即丢下饭碗，夺门而逃。两口子从大门口几大步跳到院坝里，争先恐后越过菜园子，女的把背上背着的一个小孩放在另一家房角的小路上，就滑坡跳坎，穿过玉米地和水稻田，紧跟在丈夫身后冲下山去。我门没有追，因为不可能追上，再说真追上了势必会发生武斗。县领导交代过要避免发生武斗，要“团结”群众做好工作。
我走进A家屋里，屋里只留下两个枯黄瘦小的女孩睡在破烂的竹席床上，其中之一是一个约两三个月的婴儿，据说是躲在对门的山洞里生下的。
没有抓到人，这时我才想起，在我们翻过山垭口快要进寨的时候，似乎听到山上树林里有一个压抑颤抖的声音：“鬼子进寨了！”但只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好像是听到了，其他人都说没听见。如此看来，我们今晨的“突袭”活动还是走漏了风声，他们在夜里就有人开始放哨了。
我们无赖地在A家大门口坐了一会，组长果断地说：“先拉猪！”于是他爬进猪圈里把一头小猪抓了起来。
我随即又返回A家屋里，观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拿走。这是一栋三间的石墙瓦房，屋里阴暗潮湿，空荡荡的。我走进厨房，差点在灶门口摔了一跤。一看地上是一滩刷锅的脏水，夹杂着一些模糊的东西，滑溜溜的。堂屋里只有一张陈旧的小木桌，桌上放有两碗冷的玉米饭，我猜想可能是打算先吃点昨天的剩饭，然后上山干活，中午就不回家吃饭，没想到这一天的计划被我们给打乱了。
去B家的那个组也没找着人，同样拉回了一头小猪。我们两个组会合，4人一起来到C家，C家的两个大人也是早跑掉了。先到C家的镇长等人正在打开马圈要套马。C家大儿子（12岁，四年级学生）光着上身，一幅小男子汉的样子，满脸怒容，手里拧着一块石头站在马圈里。镇长一声令下：“揪马先揪人！”
马是关在吊脚楼的地圈里的，一位身穿制服的武装干部钻进马圈里把小男孩揪了出来，然后又进去套马。这时小孩跑上石梯，冲进屋去。有人对马圈里的人喊：“注意他拿刀从上边砍下来！”
“抓住他不要放！”在马圈里的人高声喊道。于是我自告奋勇跑进屋去。小孩果然正在猪草堆里找菜刀，我一把抓住他，小子蹦跳得很凶，我用力将他双手反剪起来，小声对他说：“不要怕，这不关你们小孩子的事，明天就会把你家的马还回来的。”
小家伙蹦跳得更厉害，用双脚轮换着反踢我。“我日你妈老子怕个鸡巴！”他狠狠的骂道。
……
我们一行六人牵着两匹马，赶着两头小猪走出寨子。我牵着最大的一匹马走在前边，忽然看到在下面平行的一条小路上，有个老头腰里别一把镰刀快步往前赶。不一会，他就从前边的叉道口冲了上来，拦住我怒吼道：“你们要干什么？这马不是他家的，是我家的，你们要拉就拉他家的那匹去。”他一手夺缰绳，一手抓镰刀，吓得我全身发抖。镇长赶忙跑上前来与他对证，证明这匹马确实是他家的，于是就让他牵了回去。
最后的“战利品”：两头小猪，一匹大马，共值六、七百元。
“抓计划生育工作”我在1987年参加过一次。那时只是到农村超生户家里开开会，搞宣传教育，而这次才真正体会到了“抓”的味道来。以前只是听说，对那些超生顽固、讨价还价、不愿做结扎手术的人家（“钉子户”），要抓人，抓不到人就拉牛、拉马、拉猪、拆房子，拿走值钱的东西。这次才是亲眼看到和亲手去做了。在昨天上午的动员会上，县委一位领导对我说：“一个书生去搞这工作倒是不太合适，但还是有必要锻炼锻炼。”另一位领导说：“经验有三条：胆要大，要策略，要敢干。”二十四小时之后，我就对领导的“教导”有了领悟和体会。我一定要做出一点样子来，挣个表现，弥补自己“能文不能武”的缺陷。
黎明前，六点，我们全镇的二十多个计划生育工作队员在县城大桥头集中出发，奔赴曾是省级“文明村”的纳福寨。
本组六人，分两路，从房子的两头“进攻”A家。到达A家门口，见门户紧闭，猪、牛圈两空。队长恍然大悟，说道：“昨天是赶场天，我们在桥边寨拉马拉猪，是哪个狗日的告诉他家了！他家肯定已经得到消息，你看猪、牛、马和人都跑光了，圈里一样球东西都没有！”
大家像赖着讨账似的，在A家院坝里的柴堆上懒洋洋地坐着。由于起床太早，睡眠不足，大家都打着哈欠。约莫过了半个小时，A家大门开了，走出来一个老妈妈，身穿土布衣服，面孔冰冷，右手挽着裤腰，目不斜视，无声地绕过牛圈，慢慢走到房子后面的厕所里去。过了十来分钟，老人家出来了，显得出奇的沉着、冷静。她慢慢走到柴堆上坐下来，这时队长才和她打了招呼，并用布依话和她亲切地交谈起来。这时我和两个工作队员趁机进屋去，楼上楼上、左屋右屋全看了一遍。走出门来，我说：“粮食之类什么值钱的东西一样都没有！”A家对付“政策”的“对策”真周密啊，我在心里想。
交谈了半个多小时，老人家才慢一三四的掏出两份疾病证明书来。队长说：“不行，今天下午或明天上午，必须叫人去把他两口子找回来，去县医院复查才算数。”
我们悄悄访问A家的邻居，邻居说A家两口子昨天晚上都还在家的，听说计划生育工作队要来了，今早天不亮就把猪、牛、马赶上山，粮食也藏了起来，人也上山躲了，他发誓要躲四年，说躲四年就过了国家规定做结扎的年龄。
另两个小组也扑了空。后三个小组汇合，二十多人一起来到B家。运气还算好，B家夫妇俩都没躲，也没逃。大家费尽口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威吓，才把男方带走，去县医院做结扎手术。
整个上午的工作只完成一例，猪、牛、马、羊、粮食等分文无获。
［“文明村”小记］我是首次来此“文明村”，但却是慕名已久的。该村有200来户人家，324国道正穿过该村，八十年代初时常出现车匪路霸，后靠国家扶持成了“文明村”。前年省军区邀来全省各级有关领导干部，几十辆小车涌进“文明村”，在这里召开了一个现场大会，“文明村”于是上州报、省报、广播电台，一时名声大振。镇里的干部说，“文明村”去年跨了。跨了！我大吃一惊，激动的思绪停顿了几秒钟……
六点正，天未亮，我们全镇的二十多个计划生育工作队员在县城集中，搭车到离县城约
本组4人到A家。A家人还未起床，我们于是散坐在院坝里的柴堆上和石头上等候。等了约半个小时，天微亮，主人察觉到屋外有人，遂亮灯开门，请我们进屋里坐。做了两个多小时的思想工作，A家同意女方去做结扎手术。
B家逃跑，牛、猪、马、粮食等全无。C家顽抗，拉了猪，男方才同意去做结扎手术，遂将猪放回。D家男方抗拒，被强行拖走。
［群众反映意见］1、做结扎手术后有后遗症，干不了农活，也没有谁来关心过问，但农业税还是一分也不少；2、不生个男孩人家看不起，田地里的重活没人干，有人欺负时也没有个男的站出来说话；3、国家的照顾分配不均，如1988年全村得一吨半的平价化肥，却被村干部分光，其它群众都不知道。
本组六人早上七点半从县城出发到纳福寨A家。A家夫妇已有三个孩子，二男一女。女方正怀着一个孩子，约有三四个月的样子。镇里领导给他家宣布的政策是：一要引产，二要结扎。A家的对策是：同意结扎，但不引产。总想多要一个孩子，尤其是男孩。A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真实的或虚假的、可靠的或不可靠的、甚而荒唐可笑的理由和要求，诸如“家里穷得很啦”、“劳动力少啦”、“动手术无营养、无人照顾啦”、“政策不给生第四个，万一前三个死了怎么办啦”等等。工作队员们给他家算了各种各样的账，指出多生孩子的各种不利之处，并讲了政策的强制要求。“政策”和“对策”的拉力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A家两口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同意送女方去做结扎手术。
等A家挑了水，料理好家务，换了衣服，才出发。走路是用最慢的速度。
从A家走出来才
A男说要回家去找她，我们猜想这一定是金蝉脱壳之计，就死拖住男的不放。又进行了一个回合将近一个小时的口舌拉力战。谈判结果：男方结扎，女方不引产，罚463块钱的超生费，允许他家生这最后一胎。工作组内部商定：罚款必须在孩子出生前缴清，以免他家生出的婴儿不成活抑或是女孩而赖账，因此男的必须跟我们走，待把钱拿来交了才能放人回去。
在回县城的路上，A男嬉笑着说：“现在的确们是可以说实话啦，多得一个孩子们是好啦，农村人们都是这样……”
抓了五天超生户的计划生育工作，虽然效率很低，但硬性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剩下的是到各寨子去做宣传教育工作。今天所到的几个寨子，我们均不受欢迎，有的人甚至见着我们就躲起来，背地里就痛骂我们。
在我小的时候，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无论是县、区或公社里的“工作同志”到农村来，总会受到最热情的欢迎和接待。只要“工作同志”愿意在农村里呆，农民们就会以最好的饭菜招待他们。我当放牛娃那会，最大的理想就是长大后当一个“工作同志”，公社社员们总是对上面派下来的“工作同志”怀着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而今天的农民完全不是那个时候的样子了。我已经前后在县里工作了三四年，当“工作同志”下过很多次乡，可农民朋友们总是防着你，肚子饿了也找不到饭吃。农民们说，现在的“工作同志”大多是来收苛捐杂税或搞计划生育、抢东西的，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是来帮助他们学文化、搞生产了。
一个儿孙满堂、超生四个孩子的算命先生，竟当作我的面骂道：“×他妈哪个朝代都一样，刚开始的时候都给农民做好事，到最后就做坏事！”
真是冤枉啊！我们今天的“工作同志”所面临的困难，不就是以前的“工作同志”所留下的吗？他们那个时候就搞计划生育工作的话，我们今天哪会这样难呢！他们那个时候都做了“好人”，让我们今天来做“坏人”和“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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