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小英和王才有生活在湖南一个偏僻的乡村里，上有年迈的公婆二人，下有两儿一女，三个年幼的孩子。清贫的生活让他们不能天天享受团圆之乐，丈夫王才有不得不外出广东的东莞打工。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王才有自己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之外，全部都寄回了家里，勉强维持着家里老小六口人的生活。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王才有的母亲不幸得了重病。为给母亲买药，王才有东挪西借地凑了三千元钱，准备去街上的邮局，把钱寄回家里。可当他走到一个偏僻的路段的时候，来自于广西的22岁的男青年周云雄上前实施抢劫。王才有拼命地护着他那来之不易的救命钱，周云雄极其残忍地用手里的钢管猛击王才有的头部，致使王才有死亡。犯罪嫌疑人周云雄很快被抓获了，等待着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而当王才有的死讯传到了湖南家里的时候，妻子骆小英真是欲哭无泪。看着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东莞中院的法官给周云雄说：如果他能考虑用金钱赔偿骆小英家里的损失，使死者家属要求从轻判决的话，法院可以给于量刑上的从轻考虑。这让原本绝望中的周云雄，看到了一线生的希望，他马上告诉家里这个情况。周云雄的哥哥周云峰立刻赶到了骆小英的家里。一方面是法官和周云雄的辩护律师都在给骆小英讲这样的话：如果不接受周云雄家里的赔偿、不等达成协议得话，法院可以判处故意杀人犯周云雄死刑，也可以判决周云雄附带赔偿骆小英家里的损失，但是，由于周云雄是一个超过了十八岁的成年人，他目前没有任何个人财产，这样，就会出现法院判了周云雄应当赔付，但实际上却可能是一分钱也执行不到；与此相反的是，如果骆小英答应了周云雄家里的赔偿要求，与周家达成协议，在得到周家的赔偿款之后，要求法院对周云雄从轻判决的话，她就可以得到周家的一笔补偿费，而这样，周云雄也就不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

 

    周云雄的哥哥周云峰几次赶到死者家里，两次跪倒在王才有的老父亲面前，说弟弟那么年轻，放他一条活路吧。骆小英和公公觉得太难决定了：一方面，作为儿子、作为丈夫，王才有是为了保护给母亲治病的钱，而被周云雄残忍地杀害的，这样的深仇大恨，最解气的办法，就是让周云雄杀人偿命，以告慰王才有的在天之灵；但是，那样的话，解恨是解恨了，解气是解气了，可结果呢？这个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今后该怎么过日子呢？解气只是一时的痛快，总不能带着这样的感觉不吃不喝地过日子吧？三个孩子都还小，他们甚至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还吵吵着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给他们买好吃的呢。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时候，钱是多么地重要呀。

 

   周云峰提出来先给他们五万元，等他们在协议上签字之后，再给其余的费用。犹豫再三，又考虑再三，骆小英心想：这笔费用可以让孩子们长大成人，她自己再苦再气都无所谓，想方设法地把孩子拉扯大了才是最重要的。最后，骆小英终于在协议上签了字。王才有的父亲伤心地说，是儿子拿命换来的钱呀。协议签了，钱也拿到了，最终故意杀人犯周云雄，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我们能看出来，东莞法院本身是没有权力这样做的，这是国家尝试的一种司法改革，只不过东莞法院是这项改革的试点法院之一。我们国家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几个点来做试验，当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这样，后来的企业破产制度是这样，现在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是这样。试点看看效果、试点看看老百姓的反应，总结利弊之后，再决定是否要在全国全面推开。

 

    这个例子很典型，也代表了我们国家法院对这一类案件处理的一种新思路。一位法学界的专家说了，这种赔偿与量刑综合考虑的状况，一种权宜之计；也就是说，是国家暂时的一种举措。暂时到什么时候结束呢？他认为应该到国家有能力拿出钱来赔偿受害者的时候。到那时，受害者家属和幸存的受害者本人，就不再指望犯罪人用金钱来补偿了，也就不再需要订立那种让人两难的协议了。但是，目前如果所有的受害人方面的赔偿，都由国家来负担的话，那对国家来说是一笔极其沉重的负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考虑由受害方和加害者谈协议。

 

   但是，这样做又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心中的公平正义感。因为客观效果是：金钱有可能让加害人死里逃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此，两种意见是很对立的，很难说谁说服谁。一种人认为：法律的公正和尊严很重要，应该严格地依法办事，将犯罪人用法律严惩。而另一种人则会觉得：人死了是没有办法复生的，人已经死了，不拿钱而要求严惩，那也就是出一口气，得一个心平；但是，拿了钱，却会让今后的生活变得更加容易一些。

 

   我总体来说认为第二种观点更现实、也更理智。但是，我觉得如果受害人家属持第二种观点的话，他们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金钱补偿不能太低了。就上面这个案子来看，我认为全部下来，骆小英应该拿到20万元的赔偿，才能接受；否则得话，钱太少了，作用就不大了。受害方拿了钱，一来可以使死者的三个孩子今后生活得更好，这也是死者所希望的；加害方付了钱，也会使犯罪人在遭受漫长的牢狱之苦之后，还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当然，有人会说，对于有些富有的人来说，他不就可以除掉自己的仇人，然后靠钱免于一死了吗？这不成了有钱的人可以花钱买命，没钱的人只能去死了吗？

 

   我认为，对于法律问题， 是不能只关注个别例子的。我们应当看到，在大量地抢劫、杀人、伤害等重大刑事案件中，犯罪者大多家境贫寒；所以，对他们来说，要拿出一笔不菲的赔偿费，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遭受侵害的家庭，却会在悲痛过后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这就使双方有了协议的可能，各取所需。至于有人因为花了钱而使自己拣了条命，或是减轻了牢狱中的时间，那完全是有可能的。对此，如果谁要想不明白的话，我可以说得更深一些。

 

   我们从小就学习这样的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人也许很少去考虑这句话和现实的关系。实际上，法律是典型的上层建筑的内容，它应当和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被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左右。现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法律只能是这样一个现实；等到国家的经济实力雄厚了，国家有钱来赔偿受害者的损失了，那时候也就没有了这种法律认可的钱与命的交易了，那个时候，在那种经济基础之上，才可能有更为公平的法制出现。

 

   社会上的很多事情都必须进行一种选择，这种选择要考虑的不是怎么样做全是利，怎么样做全是弊，而是利大还是弊大。具体问题对不同的人答案不可能一样。骆小英家里选择了钱，我相信肯定也有很多不那么困难的家庭会选择让对方去死，为亲人得一个正义。面临同一个问题，各个家里、各个人的情况不同，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大家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法律完全能左右结果的，而是法律规定要加上当事人的最终选择，才能最终完成的。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大胆的，也是一种在当前中国非常有必要尝试的法律制度。这会让当事人面对突然遭受到的伤害，多一种理智的选择，其结果可能是对双方都有利。当然，也可以不选择这种协议，让法律按严格的标准去判就是了。

 

   不过，我也有一点担心，会不会有的法院在得了犯罪者家属的一些好处之后，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受害者家属施加各种压力和影响呢？当前腐败那么严重，出发点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一种尝试，千万别又弄出什么新花样来，因为制度再好，毕竟是要靠人去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