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出生在上海，兄弟姐妹六个，从小家境贫寒，长大以后没钱把媳妇娶进来，到上海郊区去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可是这倒插门的事，民间是看不起的，给人生了两个儿子，等孩子渐渐长大了，他就被哄了出来。让他入赘的目的，似乎是借种；借完了，人也没什么用了。他临走的时候，其它什么也没拿，只带上了他那两架跟随了他几十年的老式手风琴。老房感慨地说：“还是我的手风琴跟我最贴心，我走到哪儿都要把它们带上，它们跟我形影不离的。老婆孩子都看不起我，只有手风琴不嫌弃我，我带着它们，还要靠它们吃饭呢”。老房孤身一人，在上海的老城区租了一间不到十平方的小房子。后来，他的腿又生了毛病，不能正常站立行走了，他就买了辆残疾车。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就驾驶着那辆残疾车，到上海的闹市街头去卖艺，演奏手风琴曲。

   老房的两个儿子，偶尔会想起他们这个孤苦伶仃的老父亲。一个中秋日的中午，两个儿子先后找到了在公园里泡着的老爸，一人给他送去一盒包装精美的月饼，可是，却没人想到中秋夜带老父亲回去吃顿团圆饭。中秋的夜晚，老房照例在街头演奏着他的保留曲目－《十五的月亮》；在祝贺别人万家团圆之后，自己形单影只地回到那间小房子里。月饼再精美，老房说“那有什么用呢？”撕开精美的包装纸，咬了一口月饼，他觉得很不是滋味，又把月饼放了下来；然后，习惯地拿出了他的方便面。中秋是这样，除夕还是这样。对别人来说，这是两个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是亲人大团圆的日子；可这一切对老房来说都很遥远，他也有亲人，可没人愿意和他团圆，他习惯了一个人待着，更习惯了一个人过节。最让他高兴的时候，还是在街头和他的街头小组们一起演出的时候。

   最让老房担心的，是他的腿越来越不听使唤了。有一天晚上，他觉得腿特别痛，勉强坚持着唱到十点半，他的腿就实在支持不住了。每天挣完了钱，大伙儿分了，他就把他那一份，当然基本上全是硬币了，把它们理好了、包好了、收好了。他告诉记者，自己吃不了多少，这些钱攒着，将来都留给儿子。虽然儿子只是在像中秋节的白天那样的时候，偶而才会想起他；可在他的心里，儿子永远是他的最爱。儿子们都站得挺好的，而他已经在轮椅上坐了许多年了。他现在担心：他这样坐着去卖艺，不知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坚持到坐都坐不住，只能趴着的时候，不知谁会来照顾自己呢？

    和老房一样，满心都是孩子的还有小赵。小赵是他们这个街头组合里最年轻的，人也长得挺精神，高高大大的戴副眼镜。看到他，我就会觉得挺可惜的，他演奏萨克斯管的时候，娴熟极了、也潇洒极了，和我在剧场舞台上看到的那些演奏者相比，小赵毫不逊色。他从小在苏北农村长大，江南造船厂去他们家乡招收合同工的时候，他高兴极了，心想，这下可以到大上海去工作了。很快地，他就成了江南造船厂的一名电焊工。

    本来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可是，小赵的儿子突然得了病，为了给孩子看病，他一下花了几千块钱，这让原本就收入不高的小赵一下子拮据起来。白天干活挣的那点钱，已经维持不了生活了；小赵在街头碰上了老房和石大姐。几句话聊过之后，小赵觉得这两位都是实在人，他说，他也想加入他们的街头组合。小赵的萨克斯管和老房的手风琴配在一起，在夜晚的街头，有一种凄凉的美，深深地吸引着过往的行人，人们纷纷扔钱给他们。就这样，初步的合作，让大家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小赵也成了他们这个街头组的新成员。为了演出方便，小赵在上海老城区和别人合租了一间房子。由于上海世博基地的大动迁，江南造船厂很快将迁往长兴岛了，这让小赵很为难。小赵说，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吹笛子、拉二胡，一学就会，现在他最喜欢的，是吹萨克斯管；街头卖艺收入不可能很高，可有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的机会，收入也比做工强，他不想放弃。他想等厂子搬了，放弃江南造船厂的工作，到了那个小岛上，来市里演出就会变得很不方便了。小赵说，他的儿子还很小，不管作什么，他现在要拼命地赚钱，自己倒是次要的，主要还是为了儿子的将来。

    和小赵一样想着为孩子打拼的还有老丁。老丁比小赵年长了十几岁，女儿也已经在苏州读了大学了，学的是外贸经济专业。一年的学费要两万多元；刚上学，住宿费、被褥等日用品，再买个手机，又拿去了三千多元，这让老丁感到压力很大。但是，为了女儿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前程，老丁无怨无悔，自己吃再多的苦，也要供女儿读书。现在女儿在大学里正争取入党，这让老丁多了些想法；他想：他在街头卖艺并不犯法，但是这样做，听起来总不太好，他犹豫着还要不要再在街头表演下去了。孩子读书要钱，他也没有别的能耐，如果不是拉二胡卖艺的话，他又该靠什么挣钱呢？孩子钱是要的，面子也要，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孩子能两者兼顾，而他自己什么都无所谓，只要孩子好。

    街头组合中最有故事的，还是唯一的女演员－石静。她是山东临沂人，到上海已经很多年了，在一户上海人家做保姆。人家管吃管住，一个月还给她六百块钱。她主要做的，就是每天早上到附近的菜市场去转一圈，买点房东老头喜欢吃的菜，然后是一天三顿饭，打扫房间。晚饭之后，她就没什么事了。她喜欢唱歌，虽然声音不是很美妙，音高了听起来像破锣一样，可石静特别大方，你听也罢、笑也罢，不听也罢、走也罢，她都是站在街头放声高歌。房东知道她在街头卖唱，一点儿也不反对。这样，石静就越发来劲了。她会的歌不是很多，翻过来倒过去就那么几首老歌，但她唱得特别起劲。和那几位一样，她也特别牵挂她的宝贝儿子。

   她儿子在济南医学院读书，每年的花费要三万多元。她拼命地挣钱，然后尽可能地寄回去给儿子。由于老母亲去世，她赶回去料理后事，这才与她多年未见的儿子碰上了。儿子见了她，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亲热，而是用他在大学才学到的名句格言认真地告诫母亲：“你如果永远跪着，你就不知道站着是什么滋味！”也不知是石静跪的时间长了，已经忘了什么是站着了；还是她压根儿就没觉得卖艺是跪着生活，石静对这话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她很快就又回到了她所熟悉和热爱的上海街头，回到了她心爱的街头组合中。然而，她儿子没有说，她不需要母亲跪着求来的钱。也许石静的儿子没有意识到，也许他有意不去想，他是用他视为跪着的人跪来的钱生活着。他将来准备过他认为站着的生活，但是，有一点旁观者都看得很清楚：没有他母亲跪着挣钱，就永远也不会有他站着生活。

    这个街头小组有欢乐、也有悲伤，有困难、也有关怀。城管们不时地来驱赶他们，还时不时动手动脚的，像是在收拾东西一样；但是，他们每天都可以赚到三、五百元钱，四个人一分，下来一月少说也有三千块钱，这比一般站着打工的人要强多了。只是会有人像石静的儿子那样，认为他们那钱是跪着挣来的。他们在街头尽情地吹着、拉着、弹着、唱着的时候，是他们心里最放松、内心最舒展的时候，生活的磨难、生活的烦恼，在歌声里都暂时地淡去了。而有时候，他们会为一些好心人几句贴心的话，感动不已。他们经常演出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小摊，女摊主在卖炸油饼，看到这个四人组合挣钱很不容易，女摊主豪爽地说：“你们以后就来我这儿吃吧，不要你们的钱。谁让我们都是穷人呢。”这让街头组合饱受了太多的街头冷眼和白眼之后，看到了一双热情的眼睛。

    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理想化的东西，比如，人人平等。实际上，就世界范围来说，人人平等目前都是很遥远的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更现实的，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能够像石静的儿子所说得那样站着生活，人人都向往、人人都羡慕；可是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还不可能人人都上大学，人人都当白领、做蓝领，人人都站着干活。但是，人人都要吃饭、人人都要活着却是现实。不能当白领、做蓝领，不能在主流社会里求得一席之地，怎么办呢？街头卖艺组合没有顾及别人的鄙视和家里人的冷漠，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只是很简单地希望自己能够不依靠别人而活着，希望自己能够让孩子们生活得更体面、生活得更幸福。对这样的父母，孩子们如果认为那是跪着生活，而看不起父母的话，我要说，许多像他们一样的父母，都是用自己的跪着来成全孩子们的站着的。

   这个故事是今年上海电视节的参赛纪录片《闲着》告诉我们的。看着这个片子，我觉得这部片子片名叫《闲着》不合适，因为里面那个街头演唱组合并没有闲着，他们那样做是为了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