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人民广场一带,活跃着一个由三男一女组成的街头演出组合:最老的老房,有60岁了,腿部患有严重疾病,只能坐在轮椅上表演,他拿手的是手风琴;最小的小赵,30多岁,上海江南造船厂的电焊工,特别擅长吹萨克斯管;还有一个男演员,是老丁,快五十岁了,拉一手漂亮的二胡。街头组合中唯一的女性,是石静,年龄和老丁差不多,也和老丁一样,有一个孩子在读大学。他们特别喜欢表演歌颂类的歌曲,比如《唱支山歌给党听》、《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等。看着他们的表演,你就会知道什么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了。不管是寒风凛冽的冬夜,还是燥热难耐的夏夜;不管是阖家团圆的中秋之夜,还是鞭炮齐鸣的除夕之夜,他们都游荡在上海城中心的这个区域,拼命地吹拉弹唱着,一块一块地挣着这来之不易的卖艺钱。他们每个人在表演的时候都很投入,全神贯注的、旁若无人的;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挣钱养活孩子,也养活自己。
老房出生在上海,兄弟姐妹六个,从小家境贫寒,长大以后没钱把媳妇娶进来,到上海郊区去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可是这倒插门的事,民间是看不起的,给人生了两个儿子,等孩子渐渐长大了,他就被哄了出来。让他入赘的目的,似乎是借种;借完了,人也没什么用了。他临走的时候,其它什么也没拿,只带上了他那两架跟随了他几十年的老式手风琴。老房感慨地说:“还是我的手风琴跟我最贴心,我走到哪儿都要把它们带上,它们跟我形影不离的。老婆孩子都看不起我,只有手风琴不嫌弃我,我带着它们,还要靠它们吃饭呢”。老房孤身一人,在上海的老城区租了一间不到十平方的小房子。后来,他的腿又生了毛病,不能正常站立行走了,他就买了辆残疾车。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就驾驶着那辆残疾车,到上海的闹市街头去卖艺,演奏手风琴曲。
老房的两个儿子,偶尔会想起他们这个孤苦伶仃的老父亲。一个中秋日的中午,两个儿子先后找到了在公园里泡着的老爸,一人给他送去一盒包装精美的月饼,可是,却没人想到中秋夜带老父亲回去吃顿团圆饭。中秋的夜晚,老房照例在街头演奏着他的保留曲目-《十五的月亮》;在祝贺别人万家团圆之后,自己形单影只地回到那间小房子里。月饼再精美,老房说“那有什么用呢?”撕开精美的包装纸,咬了一口月饼,他觉得很不是滋味,又把月饼放了下来;然后,习惯地拿出了他的方便面。中秋是这样,除夕还是这样。对别人来说,这是两个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是亲人大团圆的日子;可这一切对老房来说都很遥远,他也有亲人,可没人愿意和他团圆,他习惯了一个人待着,更习惯了一个人过节。最让他高兴的时候,还是在街头和他的街头小组们一起演出的时候。
最让老房担心的,是他的腿越来越不听使唤了。有一天晚上,他觉得腿特别痛,勉强坚持着唱到十点半,他的腿就实在支持不住了。每天挣完了钱,大伙儿分了,他就把他那一份,当然基本上全是硬币了,把它们理好了、包好了、收好了。他告诉记者,自己吃不了多少,这些钱攒着,将来都留给儿子。虽然儿子只是在像中秋节的白天那样的时候,偶而才会想起他;可在他的心里,儿子永远是他的最爱。儿子们都站得挺好的,而他已经在轮椅上坐了许多年了。他现在担心:他这样坐着去卖艺,不知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坚持到坐都坐不住,只能趴着的时候,不知谁会来照顾自己呢?
和老房一样,满心都是孩子的还有小赵。小赵是他们这个街头组合里最年轻的,人也长得挺精神,高高大大的戴副眼镜。看到他,我就会觉得挺可惜的,他演奏萨克斯管的时候,娴熟极了、也潇洒极了,和我在剧场舞台上看到的那些演奏者相比,小赵毫不逊色。他从小在苏北农村长大,江南造船厂去他们家乡招收合同工的时候,他高兴极了,心想,这下可以到大上海去工作了。很快地,他就成了江南造船厂的一名电焊工。
本来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可是,小赵的儿子突然得了病,为了给孩子看病,他一下花了几千块钱,这让原本就收入不高的小赵一下子拮据起来。白天干活挣的那点钱,已经维持不了生活了;小赵在街头碰上了老房和石大姐。几句话聊过之后,小赵觉得这两位都是实在人,他说,他也想加入他们的街头组合。小赵的萨克斯管和老房的手风琴配在一起,在夜晚的街头,有一种凄凉的美,深深地吸引着过往的行人,人们纷纷扔钱给他们。就这样,初步的合作,让大家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小赵也成了他们这个街头组的新成员。为了演出方便,小赵在上海老城区和别人合租了一间房子。由于上海世博基地的大动迁,江南造船厂很快将迁往长兴岛了,这让小赵很为难。小赵说,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吹笛子、拉二胡,一学就会,现在他最喜欢的,是吹萨克斯管;街头卖艺收入不可能很高,可有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的机会,收入也比做工强,他不想放弃。他想等厂子搬了,放弃江南造船厂的工作,到了那个小岛上,来市里演出就会变得很不方便了。小赵说,他的儿子还很小,不管作什么,他现在要拼命地赚钱,自己倒是次要的,主要还是为了儿子的将来。
和小赵一样想着为孩子打拼的还有老丁。老丁比小赵年长了十几岁,女儿也已经在苏州读了大学了,学的是外贸经济专业。一年的学费要两万多元;刚上学,住宿费、被褥等日用品,再买个手机,又拿去了三千多元,这让老丁感到压力很大。但是,为了女儿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前程,老丁无怨无悔,自己吃再多的苦,也要供女儿读书。现在女儿在大学里正争取入党,这让老丁多了些想法;他想:他在街头卖艺并不犯法,但是这样做,听起来总不太好,他犹豫着还要不要再在街头表演下去了。孩子读书要钱,他也没有别的能耐,如果不是拉二胡卖艺的话,他又该靠什么挣钱呢?孩子钱是要的,面子也要,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孩子能两者兼顾,而他自己什么都无所谓,只要孩子好。
街头组合中最有故事的,还是唯一的女演员-石静。她是山东临沂人,到上海已经很多年了,在一户上海人家做保姆。人家管吃管住,一个月还给她六百块钱。她主要做的,就是每天早上到附近的菜市场去转一圈,买点房东老头喜欢吃的菜,然后是一天三顿饭,打扫房间。晚饭之后,她就没什么事了。她喜欢唱歌,虽然声音不是很美妙,音高了听起来像破锣一样,可石静特别大方,你听也罢、笑也罢,不听也罢、走也罢,她都是站在街头放声高歌。房东知道她在街头卖唱,一点儿也不反对。这样,石静就越发来劲了。她会的歌不是很多,翻过来倒过去就那么几首老歌,但她唱得特别起劲。和那几位一样,她也特别牵挂她的宝贝儿子。
她儿子在济南医学院读书,每年的花费要三万多元。她拼命地挣钱,然后尽可能地寄回去给儿子。由于老母亲去世,她赶回去料理后事,这才与她多年未见的儿子碰上了。儿子见了她,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亲热,而是用他在大学才学到的名句格言认真地告诫母亲:“你如果永远跪着,你就不知道站着是什么滋味!”也不知是石静跪的时间长了,已经忘了什么是站着了;还是她压根儿就没觉得卖艺是跪着生活,石静对这话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她很快就又回到了她所熟悉和热爱的上海街头,回到了她心爱的街头组合中。然而,她儿子没有说,她不需要母亲跪着求来的钱。也许石静的儿子没有意识到,也许他有意不去想,他是用他视为跪着的人跪来的钱生活着。他将来准备过他认为站着的生活,但是,有一点旁观者都看得很清楚:没有他母亲跪着挣钱,就永远也不会有他站着生活。
这个街头小组有欢乐、也有悲伤,有困难、也有关怀。城管们不时地来驱赶他们,还时不时动手动脚的,像是在收拾东西一样;但是,他们每天都可以赚到三、五百元钱,四个人一分,下来一月少说也有三千块钱,这比一般站着打工的人要强多了。只是会有人像石静的儿子那样,认为他们那钱是跪着挣来的。他们在街头尽情地吹着、拉着、弹着、唱着的时候,是他们心里最放松、内心最舒展的时候,生活的磨难、生活的烦恼,在歌声里都暂时地淡去了。而有时候,他们会为一些好心人几句贴心的话,感动不已。他们经常演出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小摊,女摊主在卖炸油饼,看到这个四人组合挣钱很不容易,女摊主豪爽地说:“你们以后就来我这儿吃吧,不要你们的钱。谁让我们都是穷人呢。”这让街头组合饱受了太多的街头冷眼和白眼之后,看到了一双热情的眼睛。
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理想化的东西,比如,人人平等。实际上,就世界范围来说,人人平等目前都是很遥远的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更现实的,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能够像石静的儿子所说得那样站着生活,人人都向往、人人都羡慕;可是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还不可能人人都上大学,人人都当白领、做蓝领,人人都站着干活。但是,人人都要吃饭、人人都要活着却是现实。不能当白领、做蓝领,不能在主流社会里求得一席之地,怎么办呢?街头卖艺组合没有顾及别人的鄙视和家里人的冷漠,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只是很简单地希望自己能够不依靠别人而活着,希望自己能够让孩子们生活得更体面、生活得更幸福。对这样的父母,孩子们如果认为那是跪着生活,而看不起父母的话,我要说,许多像他们一样的父母,都是用自己的跪着来成全孩子们的站着的。
这个故事是今年上海电视节的参赛纪录片《闲着》告诉我们的。看着这个片子,我觉得这部片子片名叫《闲着》不合适,因为里面那个街头演唱组合并没有闲着,他们那样做是为了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