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新民晚报》上，非常巧，一前一后，我们看到了两个出人意料的舍己救人的故事。前面说得，是曾经的两位小偷，冒着生命危险跳入河中，救出了落水的小女孩，完后，两人悄然离去；而他们也是在场的几十个人中，仅有的下河救人者。后面说得，是一位千万富翁，为在大街上救助被歹徒抢劫的女子，而不惜献出了自己44岁的生命。这两个人的故事也许是碰巧出现在一份报纸上的，但是，两个故事的组合，却能给我们更多地启示。

 

    小偷救人的故事刊登在“早间点击”板上，作者杨维立在《两小偷救人后悄然离去》一文中说：前不久，在郑州中原区的金水河岸，一名十岁左右的女孩玩耍时掉入了2.8米深的水中；河岸边有二三十名路人在围观，却只有两名男子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救出了女孩，完后，两名救人者悄然离去。事后，人们才知道，两位见义勇为的救人者周林生和赵庆，其实是常在附近活动的小偷。

 

    而在随后的“中国新闻”版上，作者为孙彬在《生前致富一批人，身后感动两座城》一文中说：在刚刚过去的6月26日晚上，在陕西西安，有三名歹徒对一名年轻女子实施抢劫，正巧路过此地的，在西安创业的江苏阜宁籍富商戴俊挺身而出，遭到歹徒持刀攻击，不幸当场身亡。戴俊今年44岁，从小家境贫寒，1989年，他高中毕业后，带领村里四名乡亲，借了2000元钱，到陕西西安创办了西安宝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戴俊任公司董事长，公司的注册资金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千零八万元。七月三日上午，戴俊被以烈士的规格安葬在他的家乡江苏阜宁烈士陵园内。

 

    这两个故事都是有关见义勇为的故事，这些年有关见义勇为的故事我们听到了很多。如果它们没有富翁的光环和小偷的黑点，我们可能听听看看也就过去了。之所以我们会特别地关注，是因为周赵两人都是常在附近活动的小偷，和我们印象中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完全对不上号。而戴俊千万元的身价，为了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很多人会觉得太可惜了；现在越来越自我、越来越实惠的人会想：别去管人家的闲事就好了，戴俊不但为此丢了性命，而切多年奋斗、好容易才打下的事业基础，也就毁于一旦了，他的家人也会为此而遭到重创，一家人的命运都为一个陌生人而彻底地改变了。

 

    正是由于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中有些观念的想当然，才会让我们在现实面前感到困惑和迷茫。著名的样板戏影片《红灯记》里有一句很经典的唱词：“穷不帮穷谁照应。”言下之意，只有穷人才会去帮助穷人。这也是我们的价值观念的反映。长期以来，有些错误的观念，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都会把有钱人塑造地很恶劣、很卑鄙；而把贫寒者塑造得善良而纯朴。比如，《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等，都是富有的恶霸；而《外来妹》中，从乡间到城市来打工的外来妹，和《黄山来的姑娘》中，来自乡村的小保姆，则是善良、纯朴的化身。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小保姆未必那么单纯，有的偷人家钱，有的偷人家东西，还有偷人家孩子的，甚至有和人家的老公勾搭成奸，搞得人家家里不得安宁的；而富豪们也未必都是残酷和自私的，香港富商李嘉诚、包玉刚、曾宪梓、霍英东，这些大资本家们，用他们对祖国的教育、文化、医疗等事业的慷慨捐助，告诉我们，富豪们也会有高尚和伟大的壮举。

 

    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念早就是过时的、落后的、陈旧的，甚至是滑稽可笑的了。人的高尚和低级，与他拥有的财富没有必然的联系，与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与他曾经的经历和作为更没有必然的联系。人很难做到，在每件事情上都显得高尚，都给别人做表率；人也很难做到，永远的正确、永远的光荣和永远的伟大。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缺点，每个人身上又都会有闪光点。曾经的小偷，完全可能做出为救他人而忘死的英雄之举来；现在的富翁，也完全可能在正义和生命的角逐中，舍身取义。

 

   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并不是说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所有普经的小偷都会这样忘死，所有现实的富人都会这样舍身。而是说，人是很复杂的，不要认为伟大的人事事都做得伟大，也不要认为人做过一些坏事，就不会再做好事了。更准确地认识是：没有人可以完美，也别把人看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