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一代
文/韩雨亭
9月下旬，出差云南。
回家整理图片，猛然发觉，那次旅行最大收获不是领略了昆明、石林以及大理古城的美丽景色，也不是彩云之南温暖的阳光，丰美的小吃，而是见到了两位我的中学故友——马跃、席键民。
到昆明后，我们约会的地点是席键民的大学母校——云南农业大学，它的前身是云南大学农学院，在西南地区这几个农业大省之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它的校舍显得有些破旧，校园环境显得杂乱无章，没有云大以及云师大那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浓郁的人文气质，也没有想象中大学校园那些该由中国庭院、欧洲别墅、法国梧桐、林荫大道组合而成的迷人风光、但它浑身上下弥漫着的那股原野之气又何尝不值得珍惜呢？
我跟席键民见面的地方是他们学校的综合楼门前。想想，我们已十多年没有见面了。
他比我想象的要高大、健硕、文质彬彬，双手充满了力量。可能因多年未见的缘故，他看上略微显得不自然，举止之间过于客气。在我们同学期间，他算得上是位聪明、调皮，细皮嫩肉的“白面书生”，经常吃药打针。没想到十多年后，眼前的他已然是成了阳刚的男子汉，每次跟他抢着付饭钱时，常因拧不过他那双大手而以失败告终，他只要把那只手随便伸过来，抓住我的手，一股钻心地疼便由手掌心蔓延至全身。上中学时，我也具有过这样的力量，每次只有他求饶的份。真是时光流逝，岁月无情。
我们漫步校园，讲述着彼此的故事。这时，马跃打电话过来说：“我到校门口了。”放下电话，我们就大步流星朝校门走去。
我远远地就看到了马跃，他站在那里，没有东张西望，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手机。他还是老样子，没怎么变，无论做任何事都不紧不慢，有效地掌控着自己的行为节奏。我曾经想，即便是晴天霹雳，天要下雨了，街道上其他人四散奔逃、想方法躲雨时，马跃也一定不会急的，他大不了会抬头看看天，然后说：“哦，不就是下雨吗，慌什么慌？”。可正是他这样的“天赋异秉”，让他无论在做任何事情和决定的时候，都显得那么稳当。与之前相比，他身材更加魁梧，跟另一位读书天才——胥玉峰一样，身体过早呈现出了其成人特点，没几人敢在武力上他们叫板。
几个人一阵嘻嘻哈哈地寒暄，然后在离云南农业大学不远处一家饭馆里坐了下来，大家各点了一个菜，可当菜端到桌子上时，才发现有三个菜都是与土豆有关。饭桌上，大家谈到过去那个难忘的少年时光，不免慨叹。
是啊，岁月把我们从一个空间推向了另外一个空间，当年那几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却在异乡的饭馆感怀他们的过去，青春、乡愁、在啤酒、饭菜之间蔓延开来。
（马跃、席民键）
二
我们都在试图寻找到过去的影子。
十多年前，我们只是一座乡间小镇上的几个勃发少年，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无知和向往，不完全明白自己未来该干什么，该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中驻留，也不知道该如何挥洒自己的青春，如何去定义自己的人生。
只懂一条；认真读书。
那是90年代，我们所在的那座南方小镇和校园还相对平静，没有90年代后期以及21世纪的躁动不安。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仅停留在电视、书籍以及邻居打工者的口述，他们从广东、福建以及山西带回来的创业故事，现在听起来特别像是美国白人到西部淘金一样有意思，刺激。我阅读的很多课外书籍，大部分都是那些打工者的。那时，出门打工的人还不多，对于我们这些读书识字的少年来说，最好的人生途径，仍然是读书。出门务工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这样的气氛实际上为我们的读书人生提供一种内在动力。在上中学不久，胥玉峰、马跃、席健民和我，以及后来的张春江等人，结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大家每天利用晚饭至晚自习的那一段时间，漫步在小镇的公路，跑到学校背后的大山上，在一起讨论哪本书比较好，哪部电视剧好看，哪道题比较难，哪个老师比较好玩，偶尔也谈谈对外面世界的畅想。
更多的时候，我们彼此开涮，认为哪个位女生对我们中间的男生产生兴趣，哪位男生又对某位女生发生感情……
每天都这样疯来疯去。
至今仍让我怀念不仅是这样的小乐趣，还有我们几个人的另一些故事，比如“晨练”。我说的“晨练”不是指学校统一安排的晨练，而是我们自己组织的锻炼活动。大家每天早晨五点十分起床，天还没亮，只能看到小镇的街灯，以及零星地听到几声鸡叫。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在微亮的天空下，空气清新，你只能看到眼前那条灰白色的公路，以及远方那黑漆漆、连绵起伏的大山。大家一直沿着公路跑半个小时至45分钟，最后找个地方落脚，歇息片刻，大家吹吹牛，又往回跑。这时，才能雾蒙蒙地看到山里人家的灯光和几处炊烟。跑回学校时，一般都是六点多一点点，学校的早操喇叭响起，大家又起身到操场做早操。
这样的习惯，我们坚持了一年多。
（我与席键民）
三
没过多久，我离开了那所中学，到了另一所中学念书。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当初凡是跟我们一起跑过步的同学，后来基本上都读了大学，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身体强健的胥玉峰，以不错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体育大学，思维缜密的马跃考上了一所大学的理工科，文理兼备的席键民进入云南农业大学读起经济管理……
这或许便是青春的真正密码，只要你认真对待和有所付出，就一定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在饭桌子上，我了解到马跃很满足现在的生活，他在一家大型的化工厂担任起了一个“小官”，在他的胸前挂着一块“班长”胸牌，我跟席键民都笑他生来便是“班长”的命，事实上自从读书起，他就一直是“班长”。看着我们的坏笑，马跃随口甩了一句，“这个职位已成为过去了。”言下之意，他现在的“官儿”更大。席键民更加有意思，他经历了毕业留学未成，创业，眼下又准备回归政府体制的整个过程。时间让他从一名文弱书生变成了一名不安份的创业者，他身上的那股不安份又何尝不能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某些特征呢？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时代，每个人的选择都仿佛与自己的好恶无关。胥玉峰也是一个不安份的人，大学毕业后，他成了一所学校的体育教师，因实在无法忍受乡村教师的寂寞与清贫，毅然南下，现在深圳一家企业任职，日子总算比教师时自由、殷实，但内心或许又多了一种新的不安与漂泊之感。
吃完饭，我没有回宾馆，住在了席键民的房间，两个大男人躺在了一张大床上，翻阅过中学时期的相片，回忆和对照着相片中的那些同学的名字。又是好一阵的感伤，直到深夜两点多，才沉沉睡去。
再后来，我跟席键民又去参观了马跃所在的工厂，一座昆明郊区的工业小镇，安静、祥和、杂乱，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多距离，很容易在路上碰到熟人，进餐馆吃饭没有菜谱，直接给老板用手指着那些摆放在架子上的肉和菜说：“我要这个…再跟我来点这个…把那个给我做个汤…”
马跃跟我们说；他很满足现在的生活。
（马跃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