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由价值中国网总裁林永青主持。主讲人徐景安是原中国体改所副所长、深圳市体改委主任，现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中国善网》总编。特邀嘉宾茅于轼、胡星斗发表了评论，朱厚泽、刘军宁、章立凡、华生、仲大军、雷颐、胡泳、褚武军、李春林、
《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由价值中国网主办，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协办。
与会者发言纪要如下：
林永青：
今天举行《创新中国新文化》座谈会第一会议，现请主讲人徐景安发言。
徐景安：
首先对大家的到来，我表示深深的感谢，向大家一躹躬。第二，我要
我的论文《如何重建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告中国文化人：构建中国新文化的八大标准和三项建议》已发给大家。今天我想就为什么发起召开《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以及如何创建谈几点意见，向大家请教。
笫一、当今中国最缺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提的很可笑，绝大多数会回答：最缺的是钱！政府以发展为第一，民众以挣钱为首位。这可以说是30年改革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已上下达成共识。与前30年阶级斗争为纲相比，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改革前进到今天，当下的中国最缺的是什么呢？我国思想界中不少人认为，是制度。追求物质利益没有错，但必须建立制衡权力、维护人权的制度，否则就会违反正义和平等。我是赞成这种意见的。但是制度建立的前提，需要理念的指引。这就引起了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文化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现在谈什么都没有用，最重要的是把制度建立起来。然而，究竟要建什么制度认识不统一，怎么能推进制度建设呢？
所以，我认为，当今中国最缺的是正确的价值理念。发展很重要，金钱也很可爱，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家庭、一个个人來说，都把物质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和尺度，除了金钱和财富以外，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那就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我国呈现的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腐败泛滥、犯罪增加、贫富拉大、道德下降、自杀率趋高、精神障碍严重等种种问题，无不都是这种后果的反映。于是，提出要制定规范行为的法律、制度。可是，法律制定出来后效果不佳，真正有效的制度又建立不起来。原因是什么呢？存在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这是一切制度改革都面临的问题。要冲破阻力，需要力量，而力量要靠神圣、正义的理念来集聚，越来越多的人在价值理念上达成共识就成为关键。所以，我发起召开《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讨论我国需要达成共识的价值理念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现代社会价值理念应该是多元的，有必要就价值理念达成共识吗？这不是很可怕，又要回到一元化的时代。在价值理念一元与多元的问题上存在许多误解和混乱。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主流的价值理念，正是在主流价值理念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表现为道德、制度、规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达成共识的价值理念，那是不可想象的。一个理想的社会，或者文明程度高的社会，不是没有主流的价值理念，而是对非主流的价值理念的容忍。反对一元化，是指对非主流的价值理念的强迫和压制，而不是反对就价值理念达成必要的共识。
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形式上是多元的，实际上也是一元的。有钱就是成功，有钱就是幸福，有钱就是一切，金钱、财富成为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逼着所有人在金钱、财富上拼比，使本不应该、也不愿意以追求财富为目标的人也不得不卷入追逐金钱的行列。正如马克思所言：金钱“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一大批官员、医生、教授、学者、校长都拜倒在金钱脚下。由于人的秉赋、愛好、兴趣的不同，金钱不应该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在价值追求上，应该打破一元，倡导多元。我所讲的就价值理念达成共识，正是为了打破金钱、财富的一元，而倡导价值追求的多元。
笫三、自由主义的主张与缺陷
自由主义从维护人的权利出发，对于人追求物质利益的动机与行为是肯定的。自由主义的鼻祖亚当。斯密则把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解释为人的理性，人人追求物质利益必然带来社会的繁荣，经济人假设成为西方文明的前提。我国自由主义学派对经济改革是肯定的，因为改革释放了人追求利益的权利，并使中国人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人身自由。自由主义要求推进经济改革，启动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实现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和思想自由。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维护人的权利，我概括为人要爱自己。
爱自己，这本来是个常识问题。人不爱自己，就不能生存。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一条真理。但是，传统社会主义是不允许爱自己的，私是资本主义尾巴、修正主义温床。改革开放以来，追求物质利益，不仅行为合法，而且在舆论上受到鼓励，但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得不到承认，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集体主义的原则。自由主义关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的主张，往往被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上纲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颠覆中国的内应。
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旧社会主义理念，不允许人爱自己，是对人性的蔑视，造成了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专制、思想的僵化。自由主义学者呼吁对个人的尊重，是有道理的，这是现代文明的基石。所有忽视个人的主张，不管罩上多么神圣的光环，最终将酿成对人的压制和摧残。但是，我国的现实是一方面表现为自由主义精神的缺乏，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泛滥。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是法治，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不是克服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良药。面对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自由主义无能为力，这本是自由主义的思想组成。自由主义存在着缺陷，人仅仅爱自己是不够的。
笫四、传统儒学的兴起与争议
针对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泛滥，传统儒学抬头，并形成了一股热潮。对它赞尝有之，反对有之，几乎水火不容。传统儒学倡导孝悌忠恕，从孝敬父母出发，扩展为爱兄弟、爱老师、爱邻里、爱朋友、爱众生，我概括为爱他人。现代文明与这种情感是冲突的，还是兼容的？现代化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已经为此提供了实证，但是在我国还在争论之中。
人爱自己，这没有错。社会应该为人提供选择的自由和不被干涉的权利。但是，自由并不体现人的终极价值，一个在荒岛上自由自在的人并不觉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人的价值怎么衡量？所谓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满足度，或是客体对主体的需求度。一个人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只是主体的自我满足，可以给人带来感官的享受和快乐，也可以引来别人羡慕的目光，但并不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只有当一个人，满足了他人的需要，或者为他人所需要时，就有了价值。价值量的多少，取决于供对于求的数量稀缺和时间的长短。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的贡献对于人类的需求来说，既是稀缺的，又是永恒的，所以是最有价值的。对于一个平凡人来说，只要你的生命存在，给人帮助，使人受益，就有价值。帮助的人越多、受益的人越多，就越有价值。所以，一个人要爱自己，更要爱他人。一个爱他人的人，就不会沉湎于物的享受，就会有精神的追求。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是克服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一付良药。
但是，我国传统文化倡导的爱他人，曾被封建统治利用成为专制的工具。自由主义人士对传统文化的这一段历史持深恶痛绝的态度，将传统文化同等于专制，视为民主、自由、平等的死敌。而倡导传统文化中的极端派，全盘否定现代文明，提出了十分荒唐的全面复古的主张，引起自由民主人士强烈的反感，大多数人也难以接受。
不愿区分精华与糟粕，脏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这是思想界各种流派达不成共识和形成对立的重要原因。反自由主义就拿血腥掠夺的历史说事，反传统文化就以封建的专政工具作证。说仁义是吃人，讲自由就是掠夺。人类历史还有什么文化可继承？比如一讲孝，就有人反对。人与人平等，凭什么对父母孝。人与人民主，对父母讲什么敬？孝是专制的根源、封建的遗毒。传统的孝与顺连在一起，孝就是服从。推演开来，就变成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这样，中华传统美德的孝也就成了有毒的历史垃圾。我想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世界上对自已最爱的是父母，从生命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养育你、关心你、爱护你，对父母的这份爱、这种情感，不应该回报吗？对父母的惦记、爱戴、敬重超过一般常人，这种情感不正常吗？父母年老体弱，给予物质的照顾、精神的抚慰有违自由、民主的原则吗？孝是启蒙人爱心的起点。对于中国年轻的一代，除了爱自己以外，谁都不爱。孝敬父母是启发爱心的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安徽庐江教育中心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笫五、社会主义的反省与探索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口号、新概念：“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等，这是对旧社会主义的反省、新社会主义的探索。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得到清晰明了的解释。
今天对社会主义存在各种解读，那什么才是正确？我认为，最容易判别的是，能否为中国最广大的群众，包括港澳台同胞以及世界上大多数人认同。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一个起码的前提是社会主义理念为中国同胞、世界民众所接受，把别人吓跑了，怎么解放全人类？当年，共产党无权无势，进步青年奔向延安，就是因为共产党有先进的理念。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取决于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的认同，社会主义的优越体现于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向往。
社会主义的原意就是维护、照看公共利益。发展生产力是为保障公共利益提供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无疑要重视经济的发展，这与资本主义没有区别。社会主义是体现在利益分配的公平、社会保障的健全、公共决策的民主、思想表达的自由、保护环境的重视。我将社会主义对公共利益的维护，通俗地表达为爱大家。
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出发点是维护、照看公共利益，但手段和途径错了，传统社会主义惨遭失败。有些人把此归罪于个别人的背叛，希望再退回去。但这已经不可能了，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赞成。什么原因造成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至今没有形成共识。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传统社会主义既不允许爱自己，蔑视个人的权利；也不允许爱他人，压制人的情感，以民众的物质贫困、真情丧失、思想压抑，换来经济的畸型发展。抛弃自由主义的精髓，丢弃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空白的基地上怎么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承认人可以追求物质利益，但并没有从理念上认识、制度上保障爱自己的权利；承认继承传统文化，但并没有真正倡导爱他人，而是用政治说教代替道德教育。
今天的中国迫切需要正确的价值理念的指引，这就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既可以用来治党、治国，也可以修身、齐家。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它具有普适性、现实性、实践性、正义性、神圣性、终极性，可以为我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用以指导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改革，推进我国融入现代文明，并创造人类的新文明。
茅于轼：
今天头一次见面，特别高兴，徐景安的名字，过去大家很熟悉，但是有十来年不闻了。这几年，他写了很多的东西，范围很广，文化、经济、政治都涉及到，特别是关于政治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看法，我非常赞成。他很多看法实事求是，很切中当前的要害，没有条条框框，而且是与人为善。我觉得中国的改革，恐怕得从这个出发。
今天谈文化问题，刚才徐景安谈到，延安的时候，共产党很弱小，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跑去，什么东西吸引了大家，就是有一个理念。我们今天缺的就是这个东西，大家追求享受，没有什么理念。今天谈创建新文化，就是要谈谈我们能不能建立起新的理念，能够对大家有吸引力。当今社会的矛盾，大家都知道，它的根源是什么，徐景安做了很多的分析。我就简单补充一点。
中国目前能不能创建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的理念。在延安的时候，是有的。这个理念就是，中国被列强欺负，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都欺负我们，民族要自强。第二就是要吃上饭，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吃不上饭。所以，参军就是小米加步枪。这是当时的情况。今天已经没有列强欺负我们了，大家也都吃饱了，那么今天的理念是什么呢？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社会，从来没有享受到真正的自由民主。我觉得可以成为中国人大多数能接受、有吸引力的理念。所以，自由、平等、法治、民主，这是有吸引力的东西。现在，提法治、民主，但是不提自由、平等。徐景安说了，把自由看成猛兽，甚至是西方颠覆我们的工具。自由的基础是什么，是平等，有了平等自然就有自由。所谓争取自由就是因为不自由，为什么不自由？因为人和人不平等，有人比你地位高，有特权，能够侵犯你的自由。你还不能怎么样，你的自由得不到保护。
文化问题，理念问题，是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有长远影响的问题。这有大量工作要做。今天的座谈会，是大量工作中间的一部分。这个工作做得好，非常有价值。我希望能够集思广益，提出如延安时候那样，对全中国都有吸引力的理念，动员全国人民追求一个和谐、理想的社会。
胡星斗：
茅老的观点
一、官本、人治的中华旧文明正日薄西山
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是由于我们患病了，成了“东亚病夫”。此“东亚病夫”主要并非身体羸弱，而是社会患病了，得了我所说的“中国病”，并且病入膏肓。
中国病的主要症状集中在“官本位”。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从来以“官”为中心，以行政权力为中心。其最大特点是集权主义、全能主义政治，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秦始皇的郡县制一直保留至今，正应证了毛泽东所说的“祖龙虽死魂犹在”、“历代皆行秦政制”，落后的权力结构、政治架构使得中国至今仍然被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现代文明是多中心、权力分立、公民社会强大的，而传统的中国只允许有唯一的权力中心，特权横行，公权力不受约束，没有边界，形成“无限政府”，司法不独立，立法不独立，新闻不独立，审计不独立，监督机构不独立，人治的无程序政治、暗室政治、权谋政治、谎言政治、暴力政治泛滥，国家治乱循环，官员制度性腐败，政府经常性失灵，民众奴性严重，社会正义感衰落，仁义道德沦为遮羞布，整个民族陷入追求福禄寿喜、饮食男女、经济利益的世俗主义桎梏之中，几乎没有超越世俗的理论思维，也没有反省制度的大智慧。中华民族沦落为地地道道的官本民族、奴性民族、权谋民族、非理性民族。
“自古浮云蔽白日，洗天风雨几时来”，伟大的改革开放和宪政民主、市场经济正在改变一切，中华民族正在经历凤凰涅?，浴火新生。可以说，官本、人治的中华旧文明正日薄西山，中国人民有信心铸造民本、宪政的现代中华文明。
二、民本、宪政的中华新文明如旭日东升
民本、宪政的中华新文明也就是我所倡导的“现代中华文明”。现代中华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新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结合，它一要吸收现代文明的宪政、民主等智慧，二要弘扬中华文化如儒家、墨家优秀传统，三要融入社会主义的民本民生公平共富的理念，四要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熔铸新的中华民族之魂。
中华新文明的核心是实行宪政社会主义。所谓的宪政社会主义就是宪法至上、保障民权、改善民生、建立有效政府和有限政府、秉持民主、人道、公平、共富价值观的基本社会制度。
中华新文明的基础是建立宪政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制度”。所谓“现代中国制度”就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尊重世界普适价值规范的现代国家制度。包括建立：
宪政社会主义的现代政治制度――保证宪法的绝对权威和中央的足够权威，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统一；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联邦主体各地区利益的平衡者，实行社会主义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职权法律化，政治规范化；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权，确保立法、司法、监察、审计、媒体等的独立性等等。
宪政社会主义的现代法律制度――宪法至上，违宪审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政府和官员首先要守法；取消地方政法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维护司法独立；实行无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严惩执法者主体违法，程序违法。
宪政社会主义的现代经济制度――实行民有制、共有制，反对行政性垄断，反对权力资本化，反对官僚市场经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公平市场经济；公平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有责、公民有权、机会均等、保障完善”，也就是政府不缺位、越位，履行在公共物品供给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扶贫、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责任；实行经济民主、劳动民主、管理民主；实现收入均等、全民福利；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大病医疗、免费养老的“三免”制度，以所得税、遗产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实现收入均等、地区均衡与共同富裕。
宪政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制度――实行“社会民主”，保障人民工作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住房的权利和依据其能力接受教育的权利；消除特权、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官民平等、城乡平等、全民平等；农民享有全部的国民待遇和公民待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民本民主制度解决官民矛盾、劳资矛盾，保证工会、农会、协会、商会、 NGO 的独立性；遵循“抑制官权，节制资本，改善民生”的原则，建立民生国家。
宪政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制度――反对蒙昧主义、愚民主义，弘扬民本、宪政、公平、科学以及团结合作、相互尊重、民主协商的精神，保护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尊重新闻的独立性；以民为本，建设温暖的“人民之家”；宣传传统文化的精髓，保护古典文明；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创立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现代科研制度等；确立宪政价值观、多元文化观、现代道德观、社会主义公平观，建设创新型国家。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两次社会大转型，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历史的三峡”。第一次穿过“历史的三峡”是在东周或者大致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次社会大转型中国从西周分封制的相对专制主义走向了秦始皇的绝对专制主义，造成了权谋暴力的中国，两千多年历史，没有和解，只有仇杀、仇恨、复仇；没有人道，只有兵道；中华民族成为以阴谋为智慧、以暴力斗争为光荣的民族。
第二次穿过“历史的三峡”是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 160 多年了。第二次转型出现柳暗花明，是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愚昧、前现代的状态走上了理性、渐进、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的现代化不归路。我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小康”、物质上的富有，而在于塑造中华新文明，建立“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所谓“高贵中华、文明中国”，其核心就是从文化上制度上铸造“大爱”的中国。
只有 “大爱”，才能振兴中国。所谓“大爱”，就是要超越亲人之爱，去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自然、爱民众、爱对手、爱敌人，培养包容和宽恕之心，塑造谅解、妥协、互让、对话、双赢的精神，改变枪杆子里出政权、流血夺江山、敌我势不两立、一山不容二虎、意识形态独尊的传统思维，建立宽容、和解、高贵、文明的新中华。
“大爱” 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墨子鼓吹的兼爱就是我所说的大爱，墨子要求“周爱人”，即普遍地爱所有的人，所谓“ 兼爱天下之人” 。墨子是真正的民本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最早提倡者和实践者，是早期的民主、科学、博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他主张的“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官无常贵”，不称职的可“抑而废之”，是早期的民主愿望；他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互相提供好处与利益，是通过交换和贸易以获利的诉求；他不断地强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中（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要发展经济，使得“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所谓“民本、宪政的中华新文明”就是将西方的现代国家制度与中国的墨家儒家等传统，以及新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结合起来，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建设民生国家、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等努力，现代中华文明正如旭日东升――“天上一轮才捧出 , 人间万姓仰头看”。
仲大军：
现在人们都是为了挣钱，为了争权夺利，竟然还有人为中国的文化而思考。老徐过去是搞经济改革的，现在花这么多精力来搞这么一个会议，确实很难得。刚才他谈的主要问题，是大家都奔钱去的问题。中国儒家传统，视财富如浮云，我的老祖宗是仲由子路，孔子说了：“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现在的中国还有子路这样的人吗？
儒家文化主张讲仁义，反对比阔气。当前社会对儒学反感，是历史上独尊儒术的原因。我也反对独尊，我在三味书屋做过个题为《揭开中国国学真面目》的演讲，发掘管子和墨子，结果有人发过来几篇文章，骂国学，丑化孔子。我说，这也不对，大家都要互相尊重。中国的古代文化，不仅有孔子的儒学，还有管子、老子、墨子、荀子等各家学派。中国战国的时候，就是百花齐放，后来被儒文化取代了。
中国是一个大私的国家，这个大私就是封建皇权专制，把天下所有财产、所有资源，都归皇家。与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就是这个问题。但中国没有这个大私，就会变成无数个小国。欧洲就是无数小国，中国是统一的大国。东方的帝王比西方帝王强，中国就成了大国。秦国统一六国，前后用了七八十年的时间，打了150多场战争，伤亡当时社会一大半的人口，才取得了统一。没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大私，就完不成统一。
中国文化要振兴，需要就文化问题进行研讨，我们开这种会很有价值。尤其是民间召开的文化会议，"礼失求诸野"，真正的思想只有从民间诞生。看一下世界思想文化史，所有思想都是来自于民间。中国文化建设，不要小看我们这样民间的研讨会，可能真正产生一些思想，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应该和社会民众结合起来，更多地关心民众的自由、民众的权利。如果不和民众的自由结合起来，单独知识分子的自由，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
胡泳：
徐先生讲了很多，我做一点评论。我们能坐在这里讨论，可以说是商业化自由所赐。但如果商业自由成为唯一的社会价值标准，会导致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没有价值、没有信仰、没有尊严、没有诚信这样的社会。中国最大的问题，我认为是做人没有原则，做事没有底线，这样下去，最终会成为一个无法治理的社会。这个可能是今天的中国人所面临的一种巨大的恐惧。徐老师有这样的远见，在民间搞这样的座谈会，我们非常高兴，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李春林：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探讨，差不多一百年前，我们国家也是搞了新文化运动，希望通过文化的复兴，给中国奠定一种现代路径。当时采取反传统方式，把自己的东西反掉了。现在我们构建未来社会，需要传统这块东西。在这点上是非常理性的回归。
我觉得，徐老师这次讨论,有几个地方特别有价值,首先是全面地关照了今天中国的现实,而不是只看了局部,只看到了成就回避了问题,其次是认同了传统价值和社会主义价值,把它们列为构建未来社会的两大要素,这在今天的知识分子里是很难得的理性,另外,把“爱”拿来作为核心价值之一也有一些道理。社会不是单单靠正义推动起来的，我举个例子，当今中国被知识分子认为最能代表公正的一家媒体，最高发行量大概是130万份。而传播爱的杂志《读者》，是400万份。这里面看出来，什么东西更容易受到民间推崇，最大的推崇来自爱。
当然
还有,就是
雷颐：
> 爱作为出发点，没有错。但是世界上所有文化、所有宗教哪个不是以爱为出发点？伊斯兰教、基督教，起码从文本上，都是从爱出发的。现在把各种文化中，有关爱的东西抽象出来，作为一种理论，或者一个文本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具体怎么做，文化建设的路径是什么，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泛泛的强调爱就没有意义。我希望看到对自己的理论，包括路径有一个深化。
第二点，自由主义并不是反对爱，或者没有爱，人道主义、博爱自由平等，都是自由主义的一部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作为一个西方的概念，很容易在中国看成是自私自利。个人自由、个人作用作为社会的一种基础，并不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自私自利。这是需要梳理的。现在强调传统文化的作用，往哪个方向走，引向什么方向，心里要有警觉。我们研究历史，更重视历史的深层怎样被利用，对传统在实践中起着什么作用，应该更注重。不能把文本作为传统文化的现实。
朱厚泽：
徐景安同志邀请我参加他和一些年轻人发起的建设新文化的讨论，我给他回信说明：我可不是一个系统研究文化问题的学者。无非是在自己青年生活和成年后的职业生涯中，遇到了文化和一些与文化有关的问题，引发过一些关于文化问题的思考罢了。算是一种人生的相遇吧。
我原来在地方工作，20年前才来到北京。我向一些朋友说过：我是搞体力劳动的。地方工作不是搞“体力劳动”是什么？“脑力劳动”是在北京嘛。大政方针，主要政策，重大措施……都是在北京定嘛，集中统一。地方你就在下面跑吧，叫做贯彻落实。不是“体力劳动”是什么？！当然也可以有一点“创造性”。但在那个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下，不过枝节性、技术性的事罢了。
来北京，让我到中宣部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关切我，让我“放开一点嘛”。
那半年，我到处与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同志们接触，认识人，交朋友，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听到一些尖锐的争论和反复多年的争吵，……。这样，在我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看法，就是：要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政治环境。不然，人们相互之间，或怒目相视，圆眼睁睛，或疑虑重重，坐卧不宁，或左顾右盼，不知所云……，那日子怎么过？怎么能互相对话，切磋捉摸，相互理解，互相信赖，……，那就更不要去谈什么“社会的长治久安”了。
到1986年，我开始讲了一点话。就像我们今天这种小座谈会样，即席发言，随便讲点，交换意见。在上海看望电影创作会的朋友，讲一点；在天津约见几位作家，主要请他们谈，也讲一点。大概是3月8号，听说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全国理事会在万寿路开会，我约了文联、团中央和文化部的同志一起去看望他们，在中组部的餐厅里见面，他们让我说，我也讲了一点。后来见出版界、发行界，什么报纸的记者会，……也都讲一点。因为都是即席发言，个人随便讲，属于征求意见的性质，我都不叫大报发表，连地方新华分社的内参稿我也扣下了没有让发。只有全国文联的文艺报和三联的《读书》登过两篇要点。
在各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时，参会同志们要，我们只作为参阅材料，而不是会议文件，把摘要纪录发给省市委的宣传部长们，继续征求意见嘛。
但是不久就听说有一位领导人在地方批评指责。那时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工作，地方都有纪录上报。我们收到纪录看，又没有指责内容。而且我们还是几乎每周都见面的，也从没有向我说过。可是以后越传越多，越传越神，不知是怎么回事。
以后，文化部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约我去听座谈发言。高占祥同志让我讲点意见，我就联系文化厅局长们座谈中提的问题，正面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我上半年讲过的对文化问题的那些意见。
当时我说：
今年（1986）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二十周年；“文革”结束十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象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象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具有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达到更加成熟。
我着重的说：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慌慌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要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完全钢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这些话说了以后，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许多人都清楚，我今天不说了。从说这些话到现在，又是二十一年过去，我早已经年老离休了。
今天，年轻同志们又在这里开会，讨论创建中国新文化。谢谢你们邀请我这个老头来参加讨论，并且要我发言。你们会前的网上讨论意见，我看了一些。今天又听了不少发言意见。你们再让我说，我说什么呢？
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我仍然感到：
我们的古老民族，我们的现实社会，我们的当今时代，需要建设一种宽容的精神文化。或者说需要一种宽容的文化精神。
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许并推动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并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到发扬，人格得到提升。从而脱离野蛮，一步又一步地越过曚昧，朝向永无止境的文明。
褚武军：
我是搞企业的，不是专家学者。我就讲发生在我个人身边的事。有一次，我在楼梯里面看到一点垃圾，我就捡起来放在垃圾桶里，我的二儿子也跟着把垃圾捡起来放在垃圾桶里。我带儿子到楼下，看到一个塑料瓶，我踢了一下，我儿子也跟着狠狠地踢了一脚。这一点对我的触动很大，我知道言传身教会影响孩子，但一直没有什么感觉，孩子学好学坏都是从大人身上学的。
我一直相信回报，当我们付出真爱，回来的也是真爱，给别人幸福，别人也会给我们幸福。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有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你不知道。但行善可不是为了回报。做点好事让人知道，那不是真的。有一次我到公园，看到草坪上有个塑料袋，我就检了出来，我妻子就说我。可我就乐意，看着不舒服嘛！捡起来我很高兴，这就是回报，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就帮助一下，我没有想回报。作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快乐本身就是回报。
善为人知不是真善，舍去想得不是真舍，助人为乐不图回报，财富不走就在你面前。有句话说的好，信人己诚、疑人己诈。你相信的人未必都是真诚的，但你首先做到了真诚，你怀疑的人未必都是奸诈的，但你自己首先就奸诈了。
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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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景安兄的号召，提一点质疑。景安兄想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或者新的体系，我觉得比较困难。作为一种理想，我赞同，但是行之维艰。这是现实社会条件、文化环境等等决定的。很久以来学界一直在争论“文化决定论”和“体制决定论”孰是孰非，我今年与军 |
刘军宁：
80年代中后期讨论文化问题，比现在更热闹，但有一个差别，那时会议是由政府组织的。今天这个会议是民间组织的，由政府转向民间，是一个很好的趋势，中国文化转型的希望所在。
关于景安兄的看法，我觉得，这道菜里面什么都有，请人吃饭，一桌饭只有一道菜肯定不够，必须要有很多，但是能把所有的菜装在一个盘子里吗？那就不受欢迎了，还是要单独放。景安兄主张包容、借鉴，珍惜每个菜里面有价值的东西，这很好，但应该单独放。其二，您提出新文化的主张，没有太看到针对性，你拿这道菜否定什么菜、替代什么菜，没有看出来，也许你没有细说。其三，当什么都包容的时候，有可能你所包容的对象中坏的占了上风，我是研究政治的，有这些疑问。
林永青：
华生：
景安说想搞个新文化座谈，我十分感兴趣，这可能是中国每一个公民、知识分子都关心的问题。我觉得难点是怎么定义爱，三个爱之间一定有矛盾，要把基本关系建立清楚。
中国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主导，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毛泽东搞传统社会主义，提倡集体主义，也有他的历史必然性。今天确实需要有社会核心价值观，问题是怎么让大家接受？要让千千万万的人，包括刚才有人说天天想着赚钱的人，成为他们能接受的核心价值观，景安说关键是说服政府和领导接受，我觉得那恐怕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真正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成为社会的共识。前一阵讲大国崛起，很多人很激动，说明他们的文化里有这个东西，新文化不能脱离既存的文化。脱离传统的、现存的文化，新文化就容易流为少数知识分子的清谈，现在恐怕需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徐景安：
我做一下简单的回应。
大家提出，新文化的实现路径问题。任何主流文化需要三个条件，由先知、哲人提出，再由政权推广，最后为民众接受。缺一个条件都不行。我们今天开座谈会，讨论中国新文化的价值理念，就是要担当起先知、哲人的重任。但要成为中国的新文化，必须为当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接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急需要一面新的理论旗帜，解释30年的改革、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继续推进改革。我提出的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吸收了西方文明、中国传统的精华，对社会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因此，既是坚持社会主义，又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党的领导核心所接受，可以成为治党和治国的新理念。这样就可以引伸出新方针、新政策、新制度：落实爱自己，就是保障人权；落实爱他人，就是弘扬传统；落实爱大家，就是维护公共利益。这就为推进经济、政治、文化改革找到了神圣、正义的理由。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也容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作为修身、齐家的理念。
那么，有什么必要将爱自已、爱他人、爱大家弄在一起呢？很简单，人只吃一道菜，身体就不健康；人只有一个爱，就不幸福。这三个爱，不是我杜撰出来的，是从5000年的中华文明、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人类的历史证明，只讲一个爱的文化，存在片面性，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更创造不了中国的新文明。倡导三个爱，并不排斥其中任何一个爱。从学术讲，不会影响、阻碍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大流派的研究和发展，相反是兼容和鼓励。从做人讲，你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个爱，鼓励爱其他。不过作为主流文化，还是倡导三爱。与非主流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共存，反对以一爱排斥他爱，提倡兼蓄互补尊重。
请允许我代表《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秘书处，向应邀前来的长辈、老师和朋友，以及在座的各位嘉宾，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也请允许我向发起人
聆听徐老及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深受启发，我简单谈一下个人对创建中国新文化的一些思考，我把它总结为一个支持、一个反对和三个明确。
所谓一个支持，就是坚决支持创建新文化和新价值观。今日中国，形势可谓错综复杂，问题可说是形形色色，理起来千头万绪，但归根到底，可认为是价值观和文化的问题。
记得国情专家胡鞍钢先生曾把中国分为“三个世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第一世界”，一些中部地区和二线城市属于“第二世界”，广大的西部地区和农村属于“第三世界”。这个提法很有意思，在某种程度上，今日中国的确是当今世界的缩微版，当今世界是今日中国的扩大版，也存在文化和价值观的问题，也有着创新文化和价值观的迫切需要。
所以，我们大家今天相聚一堂，来探讨并创建新文化和新价值观，不仅是一桩有利于中国的事，也是一桩有益于世界的事，是一桩中国能够对世界作出贡献的伟大的事——我们一定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所谓一个反对，就是鲜明反对循环论。循环论就是发展中的问题用发展来解决，经济上的问题用经济来解决。这是眼下中国和世界普遍流行的论调。经济学界长期以来流行的所谓“做大蛋糕”论——即用做大蛋糕来解决分配问题乃至社会危机——就明显属于这样的论调。
从经济学上讲，循环实现不了均衡。最简章地讲，两个人打乒乓球，一直打下去就决不出胜负。要决出胜负，必须终止循环，在限定的次数内决出输赢。
均衡的道理说起来有点深，暂且不论，可以从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角度来谈一谈。那就是人与人的比较是无穷的，而且人的本性就在与人的比较上。拿金钱竞赛来说，你有500万，我有800万；你有800万，我有1300万，有尽头吗？没有！ 也正因为这一点，所谓“做大蛋糕”永远也不能解决问题，要靠经济发展来解决一个原不属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它或许能够推迟问题的解决，但绝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这正是当年孔老夫子感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深刻原因，我们通常在提到这句话时，会说夫子老迂，孔夫子迂吗？一点也不，迂的倒是我们自己，老夫子是真正彻底的经济学家！“做大蛋糕”还存在资源和环境的瓶颈，我们不可能把蛋糕一做大再做大，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当今中国及世界的问题，一方面的确需要用经济和发展去解决，但另一方面更迫切需要我们从文化和价值观的高度去着手。循环论能够缓解形势，但最终不是靠这个来解决。
创建新文化和新价值观，我想有三个地方需要明确：
一是必须明确文化的本质内涵。文化是什么？出去走走有旅游文化，吃饭喝酒有饮食文化，还有这几年“甚嚣尘上”的性文化，甚至上厕所也有文化，似乎什么都是文化，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在往里装。一方面这是对的，因为从理论上讲，文化的确是全部学术中外延最广大、内涵最丰富的一个概念。
但真正要对文化追根究底，或者说，真正要严格定义文化，还是要回到人性，不追问到人性，可能就不能回答什么是文化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什么样的人受到推崇，得到承认，这一点最彻底地反映文化的本质，文化所解决的是一个人群或一个社会提倡和鼓励过什么生活、做什么人的问题。徐景安先生曾指出：“什么样的文明产生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创造什么样的文明。”用常见的政治话语来表述就是：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群人、一个社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
二是必须明确文化与制度的关系。由于文化的概念十分泛化，在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上，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乃至产生了一些争论。一部分人强调文化大于制度，一部分人认为制度重于文化，当前中国最根本的就是建立制度。
拔开今天中国的现实问题不论，单纯就文化与制度的理论关系，个人认为，文化与制度并没有绝对区别，相反，它们是紧密相关的。我有一个说法：文化是无形的制度，制度是有形的文化，制度的背后和实质是文化。于是我也就有一个新提法：文化路线决定以后，价值观决定以后，制度才成为重要因素，制度是为文化服务的。
徐景安先生的人生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化与制度关系的绝佳例证。徐老过去一直在一线从事政策研究和体制改革工作，可以说天天念的就是制度的经，但现在却关心起文化来，发现文化更属于本质的东西。这不也反映了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吗？
三是必须明确市场也就是自由的内涵。市场原则上不是一个文化问题，但市场直接与人性相关，直接从人性来。“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论述“看不见的手”时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目前西方经济学对市场与人性关系的认识还不够深，没有真正认清人性，也没有真正搞清市场，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竞争简单地归结为人与人的商品交换关系，这存在显而易见的严重问题，商品交换仅只是人与人关系的一个方面，甚至是不太重要的方面，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竞争还存在许多其他的方面。我在《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里面系统地阐述了人与人的关系和竞争，提出了更本质的市场秩序模型，这里不再赘述。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秘书处
附参加者名单：
朱厚泽 原中宣部 部长
茅于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理事长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
刘军宁 文化部 研究员
章立凡 中华慈善总会 理事
华生 燕京华侨大学 校长
刘序盾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主任
卢周来 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 副所长
仲大军 大军经济观察中心 主任
李明章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部 主任
徐景安 原中国体改研究所 副所长
雷颐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员
韩丰泽 大型电视理论片《和谐之路》 总制片人
于今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协会 副会长
褚武军 善佑善集团公司 董事长
林永青《价值中国网》 总裁
胡泳 《价值中国网》 主编
徐庆全《炎黄春秋》 执行主编
孙伟林《民主与科学》 主编
王学会《经济与法》《今日关注》 主编
王德伟 《博客中国网》 主编
叶子《中国迭举与治理网》 主编
李春林《中国财富》 总编助理
马国川《经济观察家报》 记者
朱中原《中国改革杂志社》 编辑
唐寒冰《联合证券》 投资经理
欧耘华 全国中试基地论坛办公室 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