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支持，一个反对，三个明确
——在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朱厚泽 原中宣部部长
茅于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徐景安 原中国体改研究所副所长
褚武军 善佑善集团董事长
林永青 价值中国网总裁
胡 泳 《北大商业评论》副主编
徐庆全 《炎黄春秋》执行主编
章立凡 中华慈善总会理事
华 生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刘序盾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任
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
孙伟林 《民主与科学》主编
卢周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刘军宁 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李明章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
雷 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韩丰泽 大型电视理论片《和谐之路》总制片人
于 今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
王学会 《经济与法》主编
王德伟 博客中国网主编
叶 子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主编
李春林 《中国财富》总编助理
马国川 经济观察报记者
朱中原 《中国改革》记者
唐寒冰 联合证券投资经理
欧耘华 全国中试基地论坛办公室副主任
协办方北京古今出版策划公司董事长
本次论坛由价值中国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老先生不顾交通奔波，亲到会场表示支持，并作了精彩的发言。
会场气氛热烈，由于时间仓促，好几位嘉宾没来得及发言。最后我作为主要的组织者之一作了简单的发言（与现场微有校正）：
我是
也请允许我代表本次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向今天的主讲嘉宾同时也是本论坛发起人的
聆听徐老及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深受启发，我简单谈一下个人对创建中国新文化的一些思考，我把它总结为一个支持、一个反对和三个明确。
1. 所谓一个支持，就是坚决支持创建新议论和新价值观。
今日中国，形势可谓错综复杂，问题可说是形形色色，理起来千头万绪，但归根到底，可认为是价值观和文化的问题。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房市存在虚高的泡沫现象，这几乎是大家的共识，但泡沫是怎么来的呢？要说一万条也说不完，一万年也争不清，但背后绝对也与咱们中国人的民族和文化心理紧密相关：从有关资料和数据看，欧美国家的人民并不热衷购买房和拥有房，似乎更喜欢租房，可咱们中国人相反，普遍追求买房而不是租房。这不正是背后的文化心理作怪吗？
记得国情专
所以，我们大家今天相聚一堂，来探讨并创建新文化和新价值观，不仅是一桩有利于中国的事，也是一桩有益于世界的事，是一桩中国能够对世界作出贡献的伟大的事——我们一定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2. 所谓一个反对，就是鲜明反对循环论。
所谓循环论，就是发展中的问题再用发展来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再用经济来解决。这是当下的中国和世界普遍流行的论调。我们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就流行的所谓“做大蛋糕”论——即用做大蛋糕来解决分配问题乃至社会危机——就明显属于这样的论调，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归属为这样的论调。
这是大可阙疑的，记得
均衡的道理说起来有点深，暂且不论，可以从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角度来谈一谈。那就是人与人的比较是无穷的，而且人的本性就与人的比较上。拿金钱竞赛来说，你有500万，我有800万；你有800万，我有1300万，有个尽头吗？没有！
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认为所谓“做大蛋糕”永远也不能解决问题，要靠经济发展来解决一个原不属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不可能，它或许也的确能够推迟问题的解决，但绝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这正是当年孔老夫子要感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深刻原因，我们通常在提到这句话，常常要说夫子老迂，孔夫子迂吗？一点也不，迂的倒是我们自己，老夫子是真正彻了底的经济学家！
事实上，拔开这一点不考虑，“做大蛋糕”的论调也存在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做大蛋糕”存在资源和环境的瓶颈，最通俗地讲，我们不可能把蛋糕做大再做大，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当今中国及世界的问题，一方面的确需要用经济和发展去解决，这个眼下还不能丢，也丢不得；但另一方面更迫切需要我们从文化和价值观的高度去着手。可以说，循环论能够缓解形势，但最终绝对是死路一条！
具体创建新文化和新价值观，我想有三个地方特别需要明确：
1. 必须明确文化的本质内涵。
文化是什么？出去走走有旅游文化，吃饭喝酒有饮食文化，还有这几年“甚嚣尘上”的性文化，甚至上厕所也有文化，似乎什么都是文化，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在往里装。一方面这是对的，因为从理论上讲，文化的确是全部学术中外延最广大、内涵最丰富的一个概念。
但真正要对文化追根究底，或者说，真正要严格定义文化，还是要回到人性，不追问到人性，可能就不能回答什么是文化的问题。个人认为，什么样的人受到推崇，得到承认，这一点最彻底地反映文化的本质，文化所解决的是一个人群或一个社会提倡和鼓励做什么人的问题。正如
2. 必须明确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由于文化的概念十分泛化，在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上，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乃至产生了一些争论。一部分人强调文化大于制度，一部分人认为制度重于文化，当前中国最根本的就是建立制度。
拔开今天中国的现实问题不论，单纯就文化与制度的理论关系，个人认为，文化与制度并没有绝对区别，相反，它们是紧密相关的。我有一个说法：文化是无形的制度，制度是有形的文化，制度的背后和实质是在于文化。于是我也就有一个提法：文化路线决定以后，价值观决定以后，制度才成为重要因素，制度是为文化服务的。
3. 必须明确市场也就是自由的内涵。
市场原则上不是一个文化问题，但市场直接与人性相关，直接从人性来。“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论述“看不见的手”时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目前西方经济学对市场与人性关系的认识还不够深，没有真正认清人性，也没有真正搞清市场。它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竞争简单地归结为人与人的商品交换关系，这存在显而易见的严重问题，商品交换仅只是人与人关系的一个方面，甚至是不太重要的方面，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竞争还存在许多其他的方面。我在《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里面系统地阐述了人与人的关系和竞争，提出了更本质的市场秩序模型，这里不再赘述。
这就是我认为创建新文化和新价值观三个首先要予以明确的地方。
谢谢大家！
链接：徐景安：《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谢谢过目！
敬请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