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师范大学 邹啸鸣

    这里有两条消息：一条是“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66043亿元，同比增长11.5%”；另一条是“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额超过37000亿元，增长30.8%”。

    也就是说：税收增长的速率几乎是GDP增长速率的3倍。应该说，以上两条都是好消息，而且后一条比前一条更好。而对纳税人而言，这条消息导致好消息也变成了坏消息——纳税人的口袋更空了。

    而最令我大跌眼镜的是以下这条新闻：《经济观察报》2007年10月21日刊发报道《中央部委预算执行缓慢》，因此，财政部给中央各部委“下死命令”，要求他们准备一场“花钱大竞赛”。

    “要理性”。读了这条新闻后，我再三告诫自己。

    根据是否有收入约束，经济学者将消费者理性区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有收入约束”者的消费者均衡——A商品的边际效用除以A商品的价格=B商品的边际效用除以B商品的价格。如果不相等就意味着他没有达到总效用最大，其将一直调整至二者相等。

    另一种是“无收入约束”者的消费者均衡——边际效用为零。比如我的一个亲戚在孩提时代，吃香蕉往往要“吃饱了再付钱”，他吃饱了的标志，就是最后那根香蕉对他而言，边际效用为零。此时他达到了效用总量最大，获得了最大满足。

    我这个亲戚的消费行为虽然乖张，但仍然属于“理性”的范畴。

    第一点，他不会多吃一根香蕉，导致自己的边际效用为负，所以花钱仍然“有限”，还没有听说过他与别人进行“花钱竞赛”。

    第二点，虽然他花钱没有“自己的收入约束”，但他父亲的收入水平就是他的消费边界。
    更重要的是第三点，他无权花别人的钞票。他成人以后，自己的收入约束将不得不将他拉回到前一种消费者理性框架中。

    以上两种消费者理性上都是“花自己的钱”。因为儿子花老子的钱是符合中国传统伦理的，旁人无权干涉。至于“花别人的钱”的理性，则是放在政治框架中分析。官员花财政的钱依靠什么才能“理性”起来？

    答案是依靠预算约束，预算约束要有效，依靠国会议员的投票；议员投票要理性，依靠选举程序的理性——议员必须是真正的纳税人的代表，为纳税人的利益说话。不为纳税人利益说话的议员会被筛掉。

    比照我这个亲戚，上文的“花钱竞赛”则超出了任何理性的范畴。第一，他们花财政的钱时，实际上不存在有意义的预算约束；第二，他们花的是“别人的钱”；第三，没有看到纳税人的代表对此提出抗议。

    这种花钱的非理性，责任在于公民的管束无效。要想让管束有效，则要让那些有管束能力的人成为纳税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