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央加大了对基层和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但由于面广线长，特别是每个部门都养了不少的闲人，个个都睁大眼睛在财政资金的通道中等待，层层克扣，级级扒毛，转移支付到乡村时已是十之五六。而其他专项资金就更加微乎其微，很多部门都是挂着“基层”和“农”字的“羊头”，卖着自己的“狗肉”。基层为多分得一些财政拨款，要往县里市里跑，甚至千方百计找关系往省里和中央跑，那些跑得快、跑得好的，分的也就越多，更是出台了诸如“争取到国、省、市的无偿拨款和项目投资，按到位金额的5－15％奖励有关人员”的红头文件，有些地方甚至私下里规定50%的手续费，导致行贿受贿现象的泛滥。而这些项目资金拨下来已经是九牛一毛了，有的装点一下门面，比如国土开发资金，国土部门自定项目、自定价格、自我开发，其中的黑洞自不必说，还反而把良田开成了荒地。有的一分钱都没有到项目上去，做假帐应付了事，比如就有一些新闻报道披露有些地方的林业局长冒领退耕还林资金。

      湘南的某个乡镇，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市长到这里视察一家民营农业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市长决定从专项资金中给予20万元的支持，可是，在市政府某部门领取该资金时，该部门声称按“例规”要5万元的“立项费”，这家企业的老总只得去找市长，该部门在市长的干预下却把钱拨到下属的县级部门，企业的老总与乡党委书记一同到县级部门领钱时，乡党委书记告诉他：我们在上面争取资金时的“例规”一般是20%——40%，有时甚至是50%，你这笔款如果不是市长的专项资金绝对远远要超过好几倍。再说，不是市长到你这里来、不是市长满意也不会有这么一笔资金给你，也就是说，给你这笔钱是偶然性的而非必然性的，为什么一定要给钱给你？虽说有宏观的政策却没有明确的规定，给你的钱体现了领导的个人感情，不给你钱也没有责任。因为与你同样的情况多的是、却没有给钱。所以给你的钱是正确的，有政策依据；不给你的钱也是正确的，也有政策依据。最后书记协调有关县领导签字并请县级部门酒足饭饱后付了2万元的“例规”才终于把钱领出。因此，目前对农村的转移支付等各项财政拨款制度已经到非改不可的地步。

      100多年前 “三权分立” 的美国腐败和“非秩序”，远比今天的中国要严重得多，而后来美国人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找准了财政改革的切入点，从规范财政制度开始，由财政改革推动政治改革，由政治改革带动社会进步，既促使社会全面变革，又避免了“暴力革命”，从而兼顾了“改革、稳定、发展”，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民主文明”。马克思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上层建筑的任何变革都决定于经济基础。而财政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属性，是连接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纽带，因此，财政改革具有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双重属性，财政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社会定理；社会矛盾，从本质上来说，是经济利益分配的矛盾。今天农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是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绝大多数农民的温饱已经大体解决下，为什么还会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社会矛盾呢？因为今天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发展问题而不是生存问题，其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利益分配的平等问题，也就是公共产品的短缺问题。笔者认为，改革现行的财政制度来实现社会公平，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