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长林
“学者”何时才能变成“学家”
有一位叫王斯童的好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问：“学者”怎样才成为“学家”的？其实，不用问，我早就知道，他提出的，是一个关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大问题，可以说不容易回答。这倒不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中国目前的这种令人窒息的科研体制进行改革，而是说我们的政府至今也没有搞清楚，科技体制是有层次的，民间科技事业的发展与我们国家目前正在搞的、包括“863计划”和“星火计划”在内的“国家科技振兴计划”并不存在所谓矛盾。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科技振兴之“矛盾论”的思想却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的高级领导干部，误以为民间科技力量的发展会与国家的科技计划存在矛盾似的。否则，人们将无法解释政府为何要容忍目前这种既扼杀科技人才，又扼杀科研成果的科技体制的存在！笔者不禁要问：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在当时的、国家的指导下产生的吗？可以肯定，否。
既然国家在不投入、“零投入”的状态下，我伟大的中华儿女也能有可以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与创造的诞生，那我们国家为什么就不制定鼓励民间科学家、发明家参与振兴我伟大中华民族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中的政策、法规？或许又有读者问了，谁限制你来？国家难道有“限制规定”吗？诚然，没有。可是，我们的科技教育体制，无疑已成为科技发明的枷锁。
比如，如有某某学者称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便很快会有一位数学家站出来解释、指责：“哥德巴赫猜想”不是哪一个人想搞就能搞出来的，世界上只有一个陈景润。可是，这位发言人却忘记了，陈景润如果不是那位叫徐迟的文学家给报道出来的，恐怕国人至今还不知道有一个数学家陈景润。更重要的是，陈景润的产生亦非中国式教育体制下的产物！
有这样一个事实恐怕谁也否认不了，那就是，我们的科学家都是由非科学家、外国人首先发现，在没有办法的即再不予以承认就不成的情况下，才可能“出头”，否则就会像袁龙平，要不是在他的上面、那位所谓科学家的命短的话，他永远也不会有“出头之日”。至于说我的农民兄弟设计、生产出了飞机，至于说民间有人搞出了机器人，那就更难有“出头之日”了。
如此，笔者又像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笔者想说明的是，就连本来就在我们的科技体制里搞科研的人要想出头都那么难（如陈景润、袁龙平），都会出现“要么他死，要么我死”的情况，何况是我们一些来自民间的学者、科学家？于是，笔者便搞不清楚了：难道民间学者、科学家是我伟大中华民族的敌人？如果不是，我们的科研体制为何要把其当敌人对待？
现在让我来回答王斯童关于“学者”怎样才成为“学家”的问题：如果我们国家的、目前的教育科研体制不能进行彻底的改革，国家不能马上制定出包括保护民间艺人在内的、保护民间科学家、发明家的政策，制定出注重科研成果而后尊重科研人才的政策，并制定出将我们的科研经费向科研成果转移而不是以某某科研部门为单位的、划拨的科技政策来，不要说“学者”怎样才成为“学家”的问题甭想，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也会落到敌人的手里！
何不先尊重成果而后尊重人才
如此这般，我们的科技部门，我们的科研院所，不就成为挡在技术创新和科技兴国道路上的绊脚石和扼杀科研成果的“鬼头刀”？至于说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那就更悲惨了。悲惨在那里？悲惨就悲惨在，我们的国家对社会科学科学基本上说是没有认证体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拿着社会科学成果去找人家认证，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压根就不受理！
既然你不受理你就都别受理，可是，我们的法院却又要受理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案子！于是，新东方败诉了，我们的DVD被欧盟给起诉并被人家给罚了款！天啊！在这样的一种科技体制里，我们还大谈特谈什么科教国战略？你怎么兴！兴什么呀？一个不尊重科技成果，尤其不尊重社会科技成果的科技垄断体制，其科学技术能发展起来吗？
如果说政治主张、经济学思想需要“统一”，需要“一致”的话，试问，一些创新意义的管理学理论、管理法的出台又碍谁的事了？难道我们的国家不需要现代化管理吗？谁都知道，泰勒的“流水线”管理法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时代，而“现代大生产”和“数控机床”、包括“现代计算机”等系列技术创新，不都建立在“流水线”上？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西方世界在发明了“流水线”之后，再也没有啥新鲜的玩意问世了，也就更不要说，“流水线”是“短缺经济”的产物和“生产过剩”经济的炮制者！既然如此，当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发明了“反流水线管理法”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站出来为其说话？难道非等到让那几个日本人把它卖走了不成？
笔者以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东西都可以垄断，惟独科技创新机制不能垄断，因为科技体制的垄断，就等于扼杀人才、扼杀科技成果。试问，一个不给社会科学发明申报权的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一个申报科技发明还需要向“专家”和国家科技部门交纳“认证费”的科技体制，不是在扼杀科研成果又是在干什么？培养人才的目的不就为了出科研成果吗？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政府的智商，可我们又不能不为政府的科技体制、政策而担忧。其实科技体制的改革很简单，那就是，只要能把“成果至上”的理念贯彻下去，并为此建立起有利于“出成果”的科研体制，而别将所谓学历、资历，“编制”和“根据编制”等纳入到科研经费的划拨体系，并能够把那些带着“科学家”光环又“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清理出去，就可以了。
“学者”何时才能变成“学家”
有一位叫王斯童的好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问：“学者”怎样才成为“学家”的？其实，不用问，我早就知道，他提出的，是一个关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大问题，可以说不容易回答。这倒不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中国目前的这种令人窒息的科研体制进行改革，而是说我们的政府至今也没有搞清楚，科技体制是有层次的，民间科技事业的发展与我们国家目前正在搞的、包括“863计划”和“星火计划”在内的“国家科技振兴计划”并不存在所谓矛盾。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科技振兴之“矛盾论”的思想却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的高级领导干部，误以为民间科技力量的发展会与国家的科技计划存在矛盾似的。否则，人们将无法解释政府为何要容忍目前这种既扼杀科技人才，又扼杀科研成果的科技体制的存在！笔者不禁要问：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在当时的、国家的指导下产生的吗？可以肯定，否。
既然国家在不投入、“零投入”的状态下，我伟大的中华儿女也能有可以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与创造的诞生，那我们国家为什么就不制定鼓励民间科学家、发明家参与振兴我伟大中华民族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中的政策、法规？或许又有读者问了，谁限制你来？国家难道有“限制规定”吗？诚然，没有。可是，我们的科技教育体制，无疑已成为科技发明的枷锁。
比如，如有某某学者称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便很快会有一位数学家站出来解释、指责：“哥德巴赫猜想”不是哪一个人想搞就能搞出来的，世界上只有一个陈景润。可是，这位发言人却忘记了，陈景润如果不是那位叫徐迟的文学家给报道出来的，恐怕国人至今还不知道有一个数学家陈景润。更重要的是，陈景润的产生亦非中国式教育体制下的产物！
有这样一个事实恐怕谁也否认不了，那就是，我们的科学家都是由非科学家、外国人首先发现，在没有办法的即再不予以承认就不成的情况下，才可能“出头”，否则就会像袁龙平，要不是在他的上面、那位所谓科学家的命短的话，他永远也不会有“出头之日”。至于说我的农民兄弟设计、生产出了飞机，至于说民间有人搞出了机器人，那就更难有“出头之日”了。
如此，笔者又像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笔者想说明的是，就连本来就在我们的科技体制里搞科研的人要想出头都那么难（如陈景润、袁龙平），都会出现“要么他死，要么我死”的情况，何况是我们一些来自民间的学者、科学家？于是，笔者便搞不清楚了：难道民间学者、科学家是我伟大中华民族的敌人？如果不是，我们的科研体制为何要把其当敌人对待？
现在让我来回答王斯童关于“学者”怎样才成为“学家”的问题：如果我们国家的、目前的教育科研体制不能进行彻底的改革，国家不能马上制定出包括保护民间艺人在内的、保护民间科学家、发明家的政策，制定出注重科研成果而后尊重科研人才的政策，并制定出将我们的科研经费向科研成果转移而不是以某某科研部门为单位的、划拨的科技政策来，不要说“学者”怎样才成为“学家”的问题甭想，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也会落到敌人的手里！
何不先尊重成果而后尊重人才
如此这般，我们的科技部门，我们的科研院所，不就成为挡在技术创新和科技兴国道路上的绊脚石和扼杀科研成果的“鬼头刀”？至于说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那就更悲惨了。悲惨在那里？悲惨就悲惨在，我们的国家对社会科学科学基本上说是没有认证体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拿着社会科学成果去找人家认证，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压根就不受理！
既然你不受理你就都别受理，可是，我们的法院却又要受理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案子！于是，新东方败诉了，我们的DVD被欧盟给起诉并被人家给罚了款！天啊！在这样的一种科技体制里，我们还大谈特谈什么科教国战略？你怎么兴！兴什么呀？一个不尊重科技成果，尤其不尊重社会科技成果的科技垄断体制，其科学技术能发展起来吗？
如果说政治主张、经济学思想需要“统一”，需要“一致”的话，试问，一些创新意义的管理学理论、管理法的出台又碍谁的事了？难道我们的国家不需要现代化管理吗？谁都知道，泰勒的“流水线”管理法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时代，而“现代大生产”和“数控机床”、包括“现代计算机”等系列技术创新，不都建立在“流水线”上？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西方世界在发明了“流水线”之后，再也没有啥新鲜的玩意问世了，也就更不要说，“流水线”是“短缺经济”的产物和“生产过剩”经济的炮制者！既然如此，当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发明了“反流水线管理法”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站出来为其说话？难道非等到让那几个日本人把它卖走了不成？
笔者以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东西都可以垄断，惟独科技创新机制不能垄断，因为科技体制的垄断，就等于扼杀人才、扼杀科技成果。试问，一个不给社会科学发明申报权的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一个申报科技发明还需要向“专家”和国家科技部门交纳“认证费”的科技体制，不是在扼杀科研成果又是在干什么？培养人才的目的不就为了出科研成果吗？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政府的智商，可我们又不能不为政府的科技体制、政策而担忧。其实科技体制的改革很简单，那就是，只要能把“成果至上”的理念贯彻下去，并为此建立起有利于“出成果”的科研体制，而别将所谓学历、资历，“编制”和“根据编制”等纳入到科研经费的划拨体系，并能够把那些带着“科学家”光环又“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清理出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