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张闻天写的介绍信交给他。林彪并没有仔细看，只略略过了一下目，就叫我坐下。看样子，张闻天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他也知道了今天上午我要去。林彪接着就问起我是哪里人氏、家庭情况、读过什么书、何时入党、干过些什么工作、有什么爱好、有对象了没有……。当我说起，我听我祖父说过，四代人以前我家的祖籍是湖北麻城人，以后才搬到四川去时，林彪笑了起来，说：“那我们还算是老乡呢。”
接着，林彪就对叶群说：“你去拿几张纸给他。”叶群很快就到另一间房子去拿了几张纸给我。林彪对我说：“我说，你记。”我一听，就猜想大概是林彪要考我记录的速度和字迹是否清楚了。于是，我就在那张三屉桌旁坐了下来，掏出自己的钢笔，聚精会神地等待着林彪说。
奇怪的是，我看林彪手里既没有拿什么书籍，也没有任何报纸、刊物，他念什么呢？
停了一会儿，林彪半闭着眼，躺在躺椅上，开始说了：“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他说的速度，既不很快也不算慢。我迅速地记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同时，还力求不要把字写得太潦草。
大概记了１０００字左右，林彪停下了，对我说：“把你记的给我看一下。”他大体翻了一下后说：“记得还不错，你明天就来吧。”我说：“我的工作还没有交待呢，４－５天以后来可以吗？”林彪说：“反正这一段事情也不多，可以。不过，如你４－５天以后再来，就不必到太阳岛来了。因为过两天我就要过江去，你就直接到辽阳街１号我的住处就行了。”
正式担任林彪秘书
５天以后，我到辽阳街１号林彪的住处去报到。辽阳街１号院距龙江街我的住处很近，不过一里地左右，过三个街口，也是一座平房，还有半截在外的地下室（窗户在外），上面大概有７－８间房，后面还有一排平房，有５－６间。从院里要进入房间，还得登５－６步洋灰的台阶。不过，院子比较大，有１０－２０棵树，还种了一点花。院的中间，有一个水池子，有点假山。院边周围有一道木板墙，比较高，大概有两米左右，刷着深绿色的油漆，从外面是看不到院里的。有一扇大门，但紧闭着，看样子是供汽车出入的。大门旁边，有一道小门。我敲了敲门，一个警卫就把小门打开了。他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是来给林彪当秘书的，我叫谭云鹤。”他一听，也没往里面通报，就让我进去了。
进了院子，正碰到叶群。她一见是我，就满脸堆笑地说：“你来了！”一边说，一边打量我身后的警卫员扛着的行李，又说：“我猜你这两天该来了。”她招呼负责生活和警卫的秘书王本出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让王本把警卫员连同他扛的行李从房子的侧门领进去。叶群就直接领着我，说：“我带你见首长去。”
我进到林彪的会客室。会客室也不大，大概不超过３０米，除了几套沙发和几个茶几，没有什么摆设。一进屋，叶群就喊着说：“谭云鹤同志来了，谭云鹤同志来了。”不一会儿，我就看见林彪从卧室到会客室来了。林彪见了我，叫我坐下。他简单地向我交待了一下我的具体工作任务：我主要负责处理文件电报，特急的重要的特别是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收到后随时送给他。一般的电报，早饭后、午饭后、晚上睡觉以前送给他就可以了。至于往下或向军委、主席发的电报，他找我去或者他到我办公室来口授，我记录整理后，他认为可以了，我再派人送给罗荣桓、刘亚楼，有的还要送谭政同志审阅。退回来后，我看看他们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没有。如果没有，我就直接派人送到机要处发即可。林彪交待以后，就让叶群领我去安排我的宿舍和办公室。
这样，我就在林彪处安顿了下来。由于秋季战役尚未开始，没打大仗，所以事情不多，我就得用这个时机，抓紧熟悉情况。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由近及远，把日本投降，我军进入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直至我去林彪处以前的中央及四野的电报和林彪在一些军事会议上的讲话稿，全都看了一遍，基本摸清了近两年东北战局的变化和现状。
秋季攻势前夕
经过两个月的熟悉，我对整个东北战场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军事工作方面的基本常识也知道了一些。
经过１９４７年的春季战役、夏季战役及冬季战役之后，我军已完全摆脱了被动局面，牢牢掌握了整个东北战场的主动权，东北已形成了对我十分有利的决战局面。今后的问题，就是根据敌我双方态势，从战略上考虑，在敌人这三个孤立据点中，选择于我最为有利的一点，首先突破，使之产生连锁反应，并依照毛主席的整个战略方针，封闭敌人于东北境内，务求就地歼灭，以利全国战局的发展。
战时地图
过去在地方工作时，虽然也曾在报纸和其它材料中看到过林彪总结和提倡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三猛战术”、“四组一队”等一些战术原则，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甚了了。经过这一段的熟悉，才对这些战术思想有了一些了解。
除了处理文电以外，日常就是摆弄地图，根据各方来电（包括东北所属部队的，中央军委通报中讲的，以及偶尔从国民党“东北剿总”发给其所属部队的电报中被我机要部门截收破译了的）所涉及到的敌我军态势，随时将敌我军位置，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出来。当时我们都是用红蓝两种颜色纸，我军用红色、敌军用蓝色。军级（纵队）用长方形，稍大一些；师级用三角形，稍小一些；用毛笔写明何军何师（如××Ａ就是××军，××Ｂ就是××师），粘在大头针顶部，随时往地图上插，倒也十分方便。并且一看地图，就对敌我军态势一目了然，很便于指挥作战。
现在拍电影，往往是在地图上用红、蓝粗线标明敌我军位置，用红、蓝色箭头标明敌我军攻防态势。实际上林彪指挥作战，除打锦州，打天津时，在战斗展开之前，由司令部画出这种地图外，实际的战斗行动开展之后，情况瞬息万变，特别像歼灭廖耀湘兵团的作战，来不及画出这种地图。
当时，我们收发电报有两个牛皮制作的电文包：一个是林彪口授的电文，要在发电之前请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同志审核，装上电稿后，上上锁，然后派警卫员送去。他们几位的秘书，也都各有一把开这个锁的钥匙。当然，在他们退回电文稿时，也得锁上，退回后，我再打开。还有一个电文包，是专门对机要处的，电文定稿后，加锁再派警卫员送机要处发，机要处也有这个锁的钥匙。当然，罗、刘、谭他们也有自己的电文包，我这里也有开他们包的钥匙。
拟设题词
到林彪处以后，开头还好一点，因为有大量的材料要看，还得要抓紧时间，不然什么时候仗打起来了，就没有时间去看这些过去的资料了，所以还觉得颇为紧张。后来，过去的材料都看完了，秋季攻势迟迟没打起来，就觉得闲得无聊。
有一次，林彪到我办公室，我们闲谈起来，他问起我来了这一段时间有什么问题。我反映现在事情不多，我这个人闲不住，希望能多做点事情。林彪想了一下，说：“那你就先帮我办两件事：一件是每周不是要向军委、主席写一份军情简报吗？以后由你负责起草（过去一直是林彪口授的）；第二是，现在有些人老让我题什么词，你可以帮我考虑一下，题些什么内容，可以提出几种设想，供我选择。”以后就这么办了。“军情简报”一周才写一次，我一二个钟头就写完了；至于找他题词的，更不是经常有。我记得那时东北军区出了一个报纸，叫《前进报》，请林彪题写刊头。林彪到我办公室里用毛笔写了四五张，写完以后，自己端详比较了一下，然后让我帮他看看，哪一张写得好一些。我选了一张，说：“我看这一张更好一些。”他又端详了一下，说：“好吧，就这一张。”我打电话让政治部取走了。还有一次，是给哈尔滨市八区公园的烈士纪念碑题词，我帮他拟了四五个不同的题词供他选择，最后他选了“为人民解放战争而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一条，也是写了四五张，让我帮助选一张送去了。所以事情还是不多，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遭遇尴尬
由于我没有军事方面的经验，又没有当过秘书，一时还不能正确判断电报的紧急程度。有一次，在哈尔滨时，我刚到林彪处不过半个多月，有一天中午收到了一个纵队来的一份特急电报，反映该纵当前敌人的新动向。当时林彪正在午休，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马上给林彪送去呢？送去，怕影响林彪休息；不马上送去吧，又怕误了大事，最后还是送去了。
等我推开林彪卧室的门，因为窗帘拉上了，所以我一边说来了一份特急电，一边我就打开了电灯。这时，我才发现林彪同叶群睡在一起，一下子弄得我狼狈不堪。马上退了出来也不好，不退出来也不好。林彪倒是问了一句：“什么事情？”我简单说了两句，林彪说：“这个事不用忙，下午再处理。”我就赶快把灯闭了，退了出去并且把房门带上。正在我带房门的时候，我听见叶群说了一句：“这有什么急的，讨厌！”从此以后，我就更加小心了，时间一长，我也能基本区别轻重缓急了。因为下面来电，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大事，并且非常紧急，动不动就是特急电。要是下面来了特急电，我都要马上给林彪送去，那林彪就不用休息了。
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时候，他让我记录上到中央军委、主席，下至兵团、纵队甚至师（个别情况下，越级指挥到师）的电报。每次发报他都事先想得仔细，可以说是字斟句酌，出口成章的，这是林彪作风上的一个特点。打起仗来，他可以在满墙的地图面前，一坐就是１－２个钟头。他觉得考虑好了，就让我去——更多的是他自己到我办公室来，他说我记。简单的，当时我再念一遍；重要的，或者较长的，我就整理后，再送他审阅定稿。所以，我这个秘书也是比较省事的。
林彪自己开药方治失眠，结果吃了药以后突然休克……
林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就是大白天，他也喜欢拉上窗帘，打开电灯。他觉得这样显得安静一些，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我当秘书这一段，除了住在哈尔滨、沈阳、北平时，有这个条件，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时，我们都住在农村，不光没有窗帘，晚上连电灯也没有，他就不拉窗帘地指挥了这两大战役。
林彪的生活和警卫由王本负责，但我也了解一些。那时林彪的生活是简朴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提过什么生活上的要求，比如房子冷了热了，要穿什么，吃什么。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技术却不太高明，但林彪从来不说什么。他那一段指名要吃的东西就是腊肉。因为他睡眠不好，不知道他从什么书上看到，说吃腊肉有利睡眠。到平津战役时，他已很少提出要吃腊肉了。有的同志问过我，林彪打仗时是不是爱吃炒黄豆？据我所知，那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时期及以前的事，辽沈、平津战役时，条件环境变了，他就不吃炒黄豆了，更没有像辽沈战役的电影拍的那样，在口袋里装一小袋炒黄豆，随时掏出来吃。
王本还向我说过，我去以前，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部时，林彪不知从什么书上看到治失眠的一个中药方子，就直接让警卫员上街给他抓了几付药熬着喝了，结果出了大事。林彪喝了药，很快就休克了，人事不省。刘亚楼抱着林彪都哭了，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以后把那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且叮嘱警卫员们，以后如果林彪让他们去抓药，一律要经过王本请负责保健的大夫看过同意后再办。
林彪外出开会，秘书司机却不见了，事后，他连句重话也没有。
我去林彪处不久，出了一次纰漏。
１９４８年夏天，林彪要到吉林街东北局小俱乐部去接见一批由我党派往苏联学习、路经哈尔滨的学生，这批学生基本上都是高干或烈士子弟。这个俱乐部是过去几个国家驻哈尔滨领事馆的一个娱乐场所，可以跳舞、弹钢琴、打台球、打网球、地滚球等。我在东北局工作时，也常去玩。这次林彪要到那里去接见留苏学生，本来是王本负责安排的，也是他的职责范围内的任务。我虽然也知道这件事，但不归我管，所以也就没有在意。但林彪临走时才发现汽车不在了，司机也不见了，王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只有我在。我非常着急，赶快给东北局办公厅行政处长申力生打了个电话，请他务必赶快派一辆车来，然后告诉林彪稍等一下。但林彪一看表，只有十几分钟了，他要走着去。从辽阳街１号到东北局俱乐部，要穿过铁岭街、鞍山街、龙江街三个街口，约１公里。路是不远，但我怕路上安全出问题，劝他等几分钟，说东北局行政处马上派车来，误不了事。但林彪坚持要走，带了两个警卫员就走了。我以为这一回我们（特别是王本）要挨骂了，但林彪回来以后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
我在林彪那里工作期间，一次也没有挨过他的批评，他也一句重话都没有对我说过。所以我原来十分担心的怕军队首长脾气不好，甚至有时还骂人的顾虑，慢慢地就完全解除了。我这一段的工作，心情还是愉快的。
“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当秘书的怎么没一支好笔呢？”
林彪平常是寡言少语的，不爱活动，不会跳舞，不爱玩，也从来不和我们闲扯。他有时看毛主席著作的小册子，有时在会客室里走来走去，更多的时间是面对地图或坐在沙发上沉思。
一打仗，我就提着林彪个人的一个小手提公文箱。因为由我负责替他拿着，而且也没有上锁，里面只有几本小册子，全是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再就是几支红蓝铅笔划了许多杠杠、圈圈，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重、三重，不少地方还有旁批、眉批，写上他的心得、体会，密密麻麻的，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杠杠、圈圈、旁批、眉批，都不是一次两次划的和写的。
给中央军委、主席或发给所属部队的电报，口授后我整理一下，他看后如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常常当场亲自动手修改。他一般是不带笔的，所以，总是用我的笔。说来好笑，我那时用的那支钢笔是“地球牌”的，笔帽头上还有一个指北针，是我从延安到哈尔滨以后，在地摊上从一个日本女人手里买的。我用久了，知道它的脾气，他写字时用力很重，所以一戳就一个窟窿。他生气了，说：“这支笔怎么还能用？”并且不停地嘀咕：“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当秘书的怎么没一支好笔呢？”但我觉得很为难。买一支好笔，没有钱；向四处（直属后勤处）去说，又怕别人以为是打着首长的旗号为自己要好笔。不久，林彪又用了一次，一张纸戳了好几个大窟窿，钢笔水把好几个地方的字都污染得看不清楚了。他火了，高声对王本说：“你去对四处说，让他们给你们买两支好笔。当兵还要有一支好枪嘛！”这回倒好了，解决了我一大难题。没多久，四处就给我们两个各发了一支新的派克钢笔。那时候，要弄到两支派克笔，是很不容易的，不知道四处是从哪里弄到的。
接着，林彪就对叶群说：“你去拿几张纸给他。”叶群很快就到另一间房子去拿了几张纸给我。林彪对我说：“我说，你记。”我一听，就猜想大概是林彪要考我记录的速度和字迹是否清楚了。于是，我就在那张三屉桌旁坐了下来，掏出自己的钢笔，聚精会神地等待着林彪说。
奇怪的是，我看林彪手里既没有拿什么书籍，也没有任何报纸、刊物，他念什么呢？
停了一会儿，林彪半闭着眼，躺在躺椅上，开始说了：“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他说的速度，既不很快也不算慢。我迅速地记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同时，还力求不要把字写得太潦草。
大概记了１０００字左右，林彪停下了，对我说：“把你记的给我看一下。”他大体翻了一下后说：“记得还不错，你明天就来吧。”我说：“我的工作还没有交待呢，４－５天以后来可以吗？”林彪说：“反正这一段事情也不多，可以。不过，如你４－５天以后再来，就不必到太阳岛来了。因为过两天我就要过江去，你就直接到辽阳街１号我的住处就行了。”
正式担任林彪秘书
５天以后，我到辽阳街１号林彪的住处去报到。辽阳街１号院距龙江街我的住处很近，不过一里地左右，过三个街口，也是一座平房，还有半截在外的地下室（窗户在外），上面大概有７－８间房，后面还有一排平房，有５－６间。从院里要进入房间，还得登５－６步洋灰的台阶。不过，院子比较大，有１０－２０棵树，还种了一点花。院的中间，有一个水池子，有点假山。院边周围有一道木板墙，比较高，大概有两米左右，刷着深绿色的油漆，从外面是看不到院里的。有一扇大门，但紧闭着，看样子是供汽车出入的。大门旁边，有一道小门。我敲了敲门，一个警卫就把小门打开了。他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是来给林彪当秘书的，我叫谭云鹤。”他一听，也没往里面通报，就让我进去了。
进了院子，正碰到叶群。她一见是我，就满脸堆笑地说：“你来了！”一边说，一边打量我身后的警卫员扛着的行李，又说：“我猜你这两天该来了。”她招呼负责生活和警卫的秘书王本出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让王本把警卫员连同他扛的行李从房子的侧门领进去。叶群就直接领着我，说：“我带你见首长去。”
我进到林彪的会客室。会客室也不大，大概不超过３０米，除了几套沙发和几个茶几，没有什么摆设。一进屋，叶群就喊着说：“谭云鹤同志来了，谭云鹤同志来了。”不一会儿，我就看见林彪从卧室到会客室来了。林彪见了我，叫我坐下。他简单地向我交待了一下我的具体工作任务：我主要负责处理文件电报，特急的重要的特别是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收到后随时送给他。一般的电报，早饭后、午饭后、晚上睡觉以前送给他就可以了。至于往下或向军委、主席发的电报，他找我去或者他到我办公室来口授，我记录整理后，他认为可以了，我再派人送给罗荣桓、刘亚楼，有的还要送谭政同志审阅。退回来后，我看看他们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没有。如果没有，我就直接派人送到机要处发即可。林彪交待以后，就让叶群领我去安排我的宿舍和办公室。
这样，我就在林彪处安顿了下来。由于秋季战役尚未开始，没打大仗，所以事情不多，我就得用这个时机，抓紧熟悉情况。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由近及远，把日本投降，我军进入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直至我去林彪处以前的中央及四野的电报和林彪在一些军事会议上的讲话稿，全都看了一遍，基本摸清了近两年东北战局的变化和现状。
秋季攻势前夕
经过两个月的熟悉，我对整个东北战场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军事工作方面的基本常识也知道了一些。
经过１９４７年的春季战役、夏季战役及冬季战役之后，我军已完全摆脱了被动局面，牢牢掌握了整个东北战场的主动权，东北已形成了对我十分有利的决战局面。今后的问题，就是根据敌我双方态势，从战略上考虑，在敌人这三个孤立据点中，选择于我最为有利的一点，首先突破，使之产生连锁反应，并依照毛主席的整个战略方针，封闭敌人于东北境内，务求就地歼灭，以利全国战局的发展。
战时地图
过去在地方工作时，虽然也曾在报纸和其它材料中看到过林彪总结和提倡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三猛战术”、“四组一队”等一些战术原则，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甚了了。经过这一段的熟悉，才对这些战术思想有了一些了解。
除了处理文电以外，日常就是摆弄地图，根据各方来电（包括东北所属部队的，中央军委通报中讲的，以及偶尔从国民党“东北剿总”发给其所属部队的电报中被我机要部门截收破译了的）所涉及到的敌我军态势，随时将敌我军位置，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出来。当时我们都是用红蓝两种颜色纸，我军用红色、敌军用蓝色。军级（纵队）用长方形，稍大一些；师级用三角形，稍小一些；用毛笔写明何军何师（如××Ａ就是××军，××Ｂ就是××师），粘在大头针顶部，随时往地图上插，倒也十分方便。并且一看地图，就对敌我军态势一目了然，很便于指挥作战。
现在拍电影，往往是在地图上用红、蓝粗线标明敌我军位置，用红、蓝色箭头标明敌我军攻防态势。实际上林彪指挥作战，除打锦州，打天津时，在战斗展开之前，由司令部画出这种地图外，实际的战斗行动开展之后，情况瞬息万变，特别像歼灭廖耀湘兵团的作战，来不及画出这种地图。
当时，我们收发电报有两个牛皮制作的电文包：一个是林彪口授的电文，要在发电之前请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同志审核，装上电稿后，上上锁，然后派警卫员送去。他们几位的秘书，也都各有一把开这个锁的钥匙。当然，在他们退回电文稿时，也得锁上，退回后，我再打开。还有一个电文包，是专门对机要处的，电文定稿后，加锁再派警卫员送机要处发，机要处也有这个锁的钥匙。当然，罗、刘、谭他们也有自己的电文包，我这里也有开他们包的钥匙。
拟设题词
到林彪处以后，开头还好一点，因为有大量的材料要看，还得要抓紧时间，不然什么时候仗打起来了，就没有时间去看这些过去的资料了，所以还觉得颇为紧张。后来，过去的材料都看完了，秋季攻势迟迟没打起来，就觉得闲得无聊。
有一次，林彪到我办公室，我们闲谈起来，他问起我来了这一段时间有什么问题。我反映现在事情不多，我这个人闲不住，希望能多做点事情。林彪想了一下，说：“那你就先帮我办两件事：一件是每周不是要向军委、主席写一份军情简报吗？以后由你负责起草（过去一直是林彪口授的）；第二是，现在有些人老让我题什么词，你可以帮我考虑一下，题些什么内容，可以提出几种设想，供我选择。”以后就这么办了。“军情简报”一周才写一次，我一二个钟头就写完了；至于找他题词的，更不是经常有。我记得那时东北军区出了一个报纸，叫《前进报》，请林彪题写刊头。林彪到我办公室里用毛笔写了四五张，写完以后，自己端详比较了一下，然后让我帮他看看，哪一张写得好一些。我选了一张，说：“我看这一张更好一些。”他又端详了一下，说：“好吧，就这一张。”我打电话让政治部取走了。还有一次，是给哈尔滨市八区公园的烈士纪念碑题词，我帮他拟了四五个不同的题词供他选择，最后他选了“为人民解放战争而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一条，也是写了四五张，让我帮助选一张送去了。所以事情还是不多，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遭遇尴尬
由于我没有军事方面的经验，又没有当过秘书，一时还不能正确判断电报的紧急程度。有一次，在哈尔滨时，我刚到林彪处不过半个多月，有一天中午收到了一个纵队来的一份特急电报，反映该纵当前敌人的新动向。当时林彪正在午休，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马上给林彪送去呢？送去，怕影响林彪休息；不马上送去吧，又怕误了大事，最后还是送去了。
等我推开林彪卧室的门，因为窗帘拉上了，所以我一边说来了一份特急电，一边我就打开了电灯。这时，我才发现林彪同叶群睡在一起，一下子弄得我狼狈不堪。马上退了出来也不好，不退出来也不好。林彪倒是问了一句：“什么事情？”我简单说了两句，林彪说：“这个事不用忙，下午再处理。”我就赶快把灯闭了，退了出去并且把房门带上。正在我带房门的时候，我听见叶群说了一句：“这有什么急的，讨厌！”从此以后，我就更加小心了，时间一长，我也能基本区别轻重缓急了。因为下面来电，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大事，并且非常紧急，动不动就是特急电。要是下面来了特急电，我都要马上给林彪送去，那林彪就不用休息了。
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时候，他让我记录上到中央军委、主席，下至兵团、纵队甚至师（个别情况下，越级指挥到师）的电报。每次发报他都事先想得仔细，可以说是字斟句酌，出口成章的，这是林彪作风上的一个特点。打起仗来，他可以在满墙的地图面前，一坐就是１－２个钟头。他觉得考虑好了，就让我去——更多的是他自己到我办公室来，他说我记。简单的，当时我再念一遍；重要的，或者较长的，我就整理后，再送他审阅定稿。所以，我这个秘书也是比较省事的。
林彪自己开药方治失眠，结果吃了药以后突然休克……
林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就是大白天，他也喜欢拉上窗帘，打开电灯。他觉得这样显得安静一些，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我当秘书这一段，除了住在哈尔滨、沈阳、北平时，有这个条件，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时，我们都住在农村，不光没有窗帘，晚上连电灯也没有，他就不拉窗帘地指挥了这两大战役。
林彪的生活和警卫由王本负责，但我也了解一些。那时林彪的生活是简朴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提过什么生活上的要求，比如房子冷了热了，要穿什么，吃什么。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技术却不太高明，但林彪从来不说什么。他那一段指名要吃的东西就是腊肉。因为他睡眠不好，不知道他从什么书上看到，说吃腊肉有利睡眠。到平津战役时，他已很少提出要吃腊肉了。有的同志问过我，林彪打仗时是不是爱吃炒黄豆？据我所知，那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时期及以前的事，辽沈、平津战役时，条件环境变了，他就不吃炒黄豆了，更没有像辽沈战役的电影拍的那样，在口袋里装一小袋炒黄豆，随时掏出来吃。
王本还向我说过，我去以前，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部时，林彪不知从什么书上看到治失眠的一个中药方子，就直接让警卫员上街给他抓了几付药熬着喝了，结果出了大事。林彪喝了药，很快就休克了，人事不省。刘亚楼抱着林彪都哭了，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以后把那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且叮嘱警卫员们，以后如果林彪让他们去抓药，一律要经过王本请负责保健的大夫看过同意后再办。
林彪外出开会，秘书司机却不见了，事后，他连句重话也没有。
我去林彪处不久，出了一次纰漏。
１９４８年夏天，林彪要到吉林街东北局小俱乐部去接见一批由我党派往苏联学习、路经哈尔滨的学生，这批学生基本上都是高干或烈士子弟。这个俱乐部是过去几个国家驻哈尔滨领事馆的一个娱乐场所，可以跳舞、弹钢琴、打台球、打网球、地滚球等。我在东北局工作时，也常去玩。这次林彪要到那里去接见留苏学生，本来是王本负责安排的，也是他的职责范围内的任务。我虽然也知道这件事，但不归我管，所以也就没有在意。但林彪临走时才发现汽车不在了，司机也不见了，王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只有我在。我非常着急，赶快给东北局办公厅行政处长申力生打了个电话，请他务必赶快派一辆车来，然后告诉林彪稍等一下。但林彪一看表，只有十几分钟了，他要走着去。从辽阳街１号到东北局俱乐部，要穿过铁岭街、鞍山街、龙江街三个街口，约１公里。路是不远，但我怕路上安全出问题，劝他等几分钟，说东北局行政处马上派车来，误不了事。但林彪坚持要走，带了两个警卫员就走了。我以为这一回我们（特别是王本）要挨骂了，但林彪回来以后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
我在林彪那里工作期间，一次也没有挨过他的批评，他也一句重话都没有对我说过。所以我原来十分担心的怕军队首长脾气不好，甚至有时还骂人的顾虑，慢慢地就完全解除了。我这一段的工作，心情还是愉快的。
“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当秘书的怎么没一支好笔呢？”
林彪平常是寡言少语的，不爱活动，不会跳舞，不爱玩，也从来不和我们闲扯。他有时看毛主席著作的小册子，有时在会客室里走来走去，更多的时间是面对地图或坐在沙发上沉思。
一打仗，我就提着林彪个人的一个小手提公文箱。因为由我负责替他拿着，而且也没有上锁，里面只有几本小册子，全是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再就是几支红蓝铅笔划了许多杠杠、圈圈，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重、三重，不少地方还有旁批、眉批，写上他的心得、体会，密密麻麻的，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杠杠、圈圈、旁批、眉批，都不是一次两次划的和写的。
给中央军委、主席或发给所属部队的电报，口授后我整理一下，他看后如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常常当场亲自动手修改。他一般是不带笔的，所以，总是用我的笔。说来好笑，我那时用的那支钢笔是“地球牌”的，笔帽头上还有一个指北针，是我从延安到哈尔滨以后，在地摊上从一个日本女人手里买的。我用久了，知道它的脾气，他写字时用力很重，所以一戳就一个窟窿。他生气了，说：“这支笔怎么还能用？”并且不停地嘀咕：“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当秘书的怎么没一支好笔呢？”但我觉得很为难。买一支好笔，没有钱；向四处（直属后勤处）去说，又怕别人以为是打着首长的旗号为自己要好笔。不久，林彪又用了一次，一张纸戳了好几个大窟窿，钢笔水把好几个地方的字都污染得看不清楚了。他火了，高声对王本说：“你去对四处说，让他们给你们买两支好笔。当兵还要有一支好枪嘛！”这回倒好了，解决了我一大难题。没多久，四处就给我们两个各发了一支新的派克钢笔。那时候，要弄到两支派克笔，是很不容易的，不知道四处是从哪里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