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冬梅的境遇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培养运动机器”的运动员培养机制再次受到了我们的广泛批评。需要指出的是，在艾冬梅等运动的成长过程中，教育部门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失职。拥有大学本科文凭的艾冬梅在谈起找工作时表示：“我的大学文凭不过是钱换来的一纸证书，实际上我小学都没毕业……”（新京报4月13日A38版）

　　应该说，用钱换来一纸证书，在中国目前是大有人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在照相馆里拍了一张德国“克莱登大学”博士照，之后“荣归故里”。但“克莱登大学”学历是伪造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可多不是“克莱登大学”的假学历，而是艾冬梅所拥有的这种“货真价实”的真学历。只不过这种真学历和“克莱登大学”的假学历一样，也是可以用钱买来的。

　　艾冬梅这种真学历和“克莱登大学”的假学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呢？“克莱登大学”式的假学历是近年来教育部和组织人事部门查处打击的重点对象。我们还能查到一点资料，有这样两组数据，一是据青岛市人事诚信调查所去年2月发布的数字显示，2005年人事诚信调查所为青岛各区市人才中心、国家机关和５００多家企事业单位做证书查验及诚信调查服务共计１万多项，共查验出国家不承认证书和假学历多达１０％；今年１月查验的３００多份学历证书中，又有近一成是假的。二是2003年，深圳曾对全市干部学历、学位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和清理，结果验出假学历(学位)证书107份，而这次清理和检查的重点是副处级领导干部和市管企业及市属一、二类企业中层以上管理干部。也就是说，这107份假证书的拥有者大都是些头面人物。而对于艾冬梅这种名不副实的真学历，由于它是得到我们认可的，统计起来就有一定困难了。不过根据工作生活经验我们都知道，这种学历的比例恐怕远远要高于青岛所查出的10%的这个比例。

　　与高学历相对应的本来是高文化、高水平、高能力，社会认可学历也正是因为如此。教育部门满足社会对高学历的需求，本身无可厚非。但教育部门绝不应该利用人们对学历的这种认可，而大开私门，放弃自己的责任。我们看到的是，教育部门一方面是对民办教育层层设限，阻碍真正的教育家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却纵容和默许一些体制内的高校以及各级党校出售文凭。是管理问题还是体制问题，我们姑且存疑。不过，纵观世界各国，教育市场化搞得好的国家比比皆是，而以限制民办教育发展为名搞“学历市场化”的恐怕只有中国独此一家。还以艾冬梅为例，体育总局不能为运动员长期进行规划固然应该批评，但教育部门收了钱，却不能提供相应的服务，是不是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呢？如果是医院收了病人的钱，而不处诊，该开药不开药，该手术不手术，一定会被告上法院的。而学校收了钱却不提供名副其实的优质教育，我们为什么却总是麻木不仁呢？

　　有的人买了学历可能大行其道，升官发财，而有的人可能也会像艾冬梅一样发现买来的只是一张纸。现在网上有晾工资的，我们不妨让艾冬梅透露一下，她的学历是谁发的，其它有类似文凭的也跟贴一下。

　　都晾一晾，也许霉菌就会少些。

　　（中国改革报2007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