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过二十多年，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凸现，影响社会的和谐和持续发展。怎样认识改革已取得的成绩，今后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个人提出一些想法，同大家一起讨论。
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按照小平同志的规划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并且突破了平均主义思想的束缚，明确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先按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进行的。
首先，允许且鼓励个体经济积累资本，雇工经营。1976年，安徽出了个经营瓜子的年广久，雇工经营赚了100万，当时人们认为“年广九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反映到中央。可小平同志却直接保护并支持了他，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商贩”。事实上，我国现在的许多大企业，不少是由个体发展起来的，如温州模式的发源地浙江温州是从做小钮扣开始的，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城义乌的许多厂家是从鸡毛换糖起家的。
其次，将集体经济改造成现代企业。改革前我国农村主要是集体经济，在城镇也有许多集体企业。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承包等多种形式按照市场经济要求，逐步改造成了现代企业。江苏的所谓苏南模式，就是这种转变形式的典型概括。
最后，也就是最主要的是通过国有资产重组、“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很多国有经济陆续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以不同形式转给私人所有。极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也改变经营方式，改造成了独立核算的营利性企业。
这一系列转变，其实质就是从只承认劳动获取收入的权利，到所有生产要素都有取得相应收入的权利，是从只按劳动的一元化分配到按土地、资本和劳动等各种生产要素在收入创造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的多元化分配。这样的改革，有利于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因而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让我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各种生产要素按作用大小分配，形式上是平等的，实际上并不是平等的。在工业经济时代，技术进步主要表现在机器设备的改进和变革上，由此决定在企业中掌握机器设备的资本的主体地位。资本雇佣劳动，资本是强者，劳动处于受雇地位是弱者，因而从相对意义上看，首先富起来的是掌握资本的这部分人。
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竞争又引起资本和生产的积聚和集中，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投资和引进外资，并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兼并收购以及参股从事股票买卖等资本经营方式而聚集资本，通过财产的直接转移而使资本迅速扩大。这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正常现象。
总之，在一定时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质就是允许利用资本，雇人赚钱，用人家的劳动赚钱。通过这种方式赚钱，个人富了，社会财富也增加了。这是走向以联合劳动为主体的为社会生产的市场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
二、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
应该说，我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能不能说，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已经达到？我认为。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姓社”，而是“姓资”。我们的改革，还只走了前一步，接着更重要的还是要走后一步。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小平同志是不主张争论的。但这并不是说，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什么是姓资，什么是姓社？应该说，以资本为主体，为利润而经营就是姓资；以联合劳动为主体，为社会利益而生产就是姓社。但是如果这样一说，当时的改革就无法搞了。年广久雇了几十上百工人，赚了一百万（几乎相当于今天的一个亿），还不是姓资？要知道在当时“姓资”是违法的，并且“社会主义好”已深入人心，如果说年广久雇工赚钱姓资，是搞资本主义，你允许他这么搞，广大群众肯定难通过。在当时情况下，你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就是好，也难以服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小平同志早前说“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本来是很合马克思主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可在当时，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我想小平同志正是鉴于这样的教训，才对社会主义作了这样的解释，那就是：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用生产力来直接说明生产关系，把凡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都给载上一顶“社会主义”的红帽子。我想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让群众易于接受改革。可有的书呆子气十足的某些学者，就是要较真，争论不休，从而又严重地影响了改革。于是小平同志提出，到底姓资姓社，先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
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大大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对开好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了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以后，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排除了干扰，明确了方向，将中国改革开放再次推向高潮。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今天我国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摆脱了贫困，走向了小康。然后社会贫富差别也迅速扩大，根据有关权威统计，反映这一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我国，1981年是0.288、1990年0.343、1999年0.397，进入新世纪后则基本上在0.4以上的水平发展，2003年达到0.46后继续增加。现在，尽管各方研究给出的数据有所差异，但一般认为，已经接近0.5。贫富差距之大和扩大速度之快，是世界上少有的。
让一部分人通过资本雇佣劳动，赚取利润致富，不仅造成了收入分配的悬殊，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而且也因对利润的无限追求，不顾自然的承受能力而无限度地开发、浪费矿物资源，导致环境的全方位污染与生态平衡的严重失调，给后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困难，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各种矛盾的凸现，说明了我们的改革已经到了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重点转向走向共同富裕的时候了。可是这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他们不只认为应该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而且应该把贫富差别固定化，要分穷人区和富人区。有的经济学家们还为之寻找理论根据，认为现在贫富差别还不够大，还应该继续扩大。他们认为对目前贫富差别不满，就是仇富，就是反对改革。而另一方面，许多对过大贫富差别不满的人们，则由此萌生了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对我们党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把“姓资姓社”的问题弄清楚，那就会影响改革的深化，或者让我们的改革迷失方向，走入歧途。
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是从放开自由市场，允许个体经营，包产到户开始的。但能否说，“个体经营，包产到户”就是社会主义？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允许雇工扩大经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采取一系列的鼓励投资和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那能不能说，这些就是社会主义？
小平同志在着重谈到搞经济体制改革要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就同时明确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允许雇工赚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就是社会主义。年广久可以这么想，许多在这一政策支持下富起来的大老板可以这么想，他们感谢党，感谢党的这一政策，完全可以理解。可我们经济学家们，并且还是著名的，在改革开放中也确实作出了贡献的经济学家们也这么想，且这么说，那就不免让人感到是在自欺欺人了。
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就目标和过程说的，这就是说，就其我们改革的目标和过程的总体来说，我们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并不是说我们走的每一步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就具体的有的阶段性质来说，就不一定是姓社的了。把机器设备作为资本，为利润而经营，雇工赚钱，这本身就不能说是姓社，不能说就是是社会主义。只是同我们改革根本目标来说，它是走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一个必经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阶段，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阶段。现在人们把这就当作是社会主义，由此就必然影响我们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影响我们改革的朝向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姓资姓社的问题就必须搞清楚了。
三、当今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
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怎么走？向什么方向走？目前人们，特别是在经济学界有着严重的分歧。
一种被称之为新左派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而这个基础现已被严重削弱，原有大多国有和集体资产，现都成了资本。日益扩大的贫富差别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发展。他们热心追究第一桶金，认为应把用各种手段取得的原属于国家的财产还给国家，原属集体的土地还给农民。
这是一种对改革持批判的观点，应该说，他们许多批判还是击中要害的，但由此对改革就加否定是没有根据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一种是被称之为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这些人多为改革中的谋士，在改革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目前一系列社会矛盾面前，却并提不出什么新的主张，对于贫富差距，只认为这是改革的必然，并且有的认为现在差距还不够大，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这些经济学大家，往往凭着自己满腹的经济学知识，凭着自己曾对改革开放所作的贡献，对前面一种观点不屑一顾，对广大群众的不满，不理不采。他们认为他们凭的只是真理，而真理是不需要顾及群众感受的。他们自恃对改革有功，而对今日中央一系列调整政策横加指责。他们把今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政府的干预，认为政府放手不管，完全听任市场的自发调节，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对于姓资姓社，他们一般不愿谈及，如果要谈，他们认为他们做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个样子。基实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化的企业只能是以资本为主体，为利润而生产。因此，他们口口声声谈的深化改革，实际只是进一步强化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要政府完全取消对经济的干预。
事实上，以资本为主体为利润而生产的市场经济只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形态，虽然在工业经济时代，它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形态。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联合劳动者必将成为主体。到时，由资本购买劳动（对劳动的雇佣），由工具对人的控制，将翻转过来，变成了由联合劳动购买或者租用资本。那时，以机器设备等体现的资本，也将同土地、货币一样，降为由联合劳动为主体的企业所租用，同地租、利息一样，只收取租金。实现由人对物的控制。
因此，允许并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只是一个必经阶段而决不是目标。当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应是实现以资本利润为目的的市场经济转变到以联合劳动为主体为社会利益而经营的市场经济。
四、两种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方向的两种观点，往往与不同的两种经济理论有关，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是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根据这种价值理论，商品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下，劳动创造的收入，除了支付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外，剩下的为资本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地租、利润和利息等都是剩余价值的具体转化形态。正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才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然而正是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使以联合劳动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代替以资本为主体的资本主义成为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东西，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也应该是指导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南。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而不是教条，随着历史的发展，总会发现有相对不足的地方，需要根据实践不断加以补充、修正和发展。
目前流行的西方经济学则多是否定劳动决定价值这一正确的原理的，如边际生产力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各自的贡献所决定的。与此相联系，生产费用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由劳动、资本和自然力等要素共同协作的结果，在使用各种生产要素时分别支出了一定的代价，由此构成商品的价值。供求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的状况来决定的。显然，这类理论只是停留在表面经济现象的描述上，而没有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但是也不能认为它只是胡说八道，并无一点可取之处。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常常运用数学工具，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在现象的描述上还是比较精确的。
因此，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那就是离开了科学。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庸俗理论。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对经济现象的描述是比较精确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摒弃它，而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说明其中的道理。
例如西方经济学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都创造收入，这固然不对。但是把收入按其边际生产力（边际收入）分成相应的部分，这是有道理并可以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的。因为正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必须分成相应的几部分，分别用于改良土地、磨制工具和供自身吃穿生活需要物品的生产一样。在市场经济中，收入是劳动创造的，但要进行再生产，就要将收入分成相应的几个部分，除了用于购买生产者的生活资料，以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还必须有一定份额用于土地，一定份额用于机器厂房设备等。把生产经营收入按生产要素需要进行分配，这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显然这同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西方经济学精确的地方还在于用边际生产力来确定各自的价格。简单地说，就是工资和利润。这也可以用劳动价值论来加以解释。因为先进机器的使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者技术装备大，同样劳动可以创造比装备比较简单的劳动创造价值（收入）的倍数。因此在机器设备、土地等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随着劳动使用的增加，其边际收入呈递减的趋势。西方经济学由此来说明劳动价格——工资的决定，认为劳动工资是由劳动边际收入决定的，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某一行业相同“等级”的每一个劳动者，都是按照受雇工人中最后一个单位劳动所创造的收入获得他们各自的工资。而劳动所创造的全部收入大于由此决定的工资部分，则被看作是使用了更先进的机器设备、优良土地等的结果，那部分就构成了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利润。反过来，也可假定在机器设备等资本一定的情况下，连续增加劳动而求得使用资本的边际收入，得出利润，另一部分是工资。可见，西方经济学关于由边际生产力来决定的各种要素使用的价格正需要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否则没有能揭示其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各种要素价格的真正涵义。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正需要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补充，否则就会显得不够充实。[1]
五、实现以联合劳动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
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就通过对资本的深刻分析，得出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必然要为自由联合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结论。但是，根据马克思当时的设想，社会主义应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社会。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就成了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市场经济，被当作就是资本主义。虽然以后的实践逼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商品生产和市场的存在，但还是被看作是旧社会的残余，认为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由雇用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到以自主联合劳动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
那么到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不能实现由以资本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向以联合劳动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转变呢？
当前我国被称为新左派的和主流派的经济学家，几乎都认为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前者认为应该将变成了非公有的经济重新退归国有，认为只有按劳分配才是社会主义，按生产要素分配就不是是社会主义。后者则以坚持改革的名义强调以资本为主体的必要性，认为市场经济就只能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可能是相反。
问题的中心是如何看待按生产要素作用大小进行分配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正如前面所说的，应根据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进行分配，这是由生产的需要决定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未来社会的分配时，就批判过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观点，认为只有作了各种必要的扣除后，才能在劳动者中进行分配。不过这种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现代经济学运用数学分析得出按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则是把这种分配更加精确化了。
为了将有限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现代经济学还进一步得出应该按土地、资本和劳动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收入同价格（地租、利润和工资）的比相等，即每单位货币的边际收入相等的原则进行配置，这样才能达到总产出或总收入最大，也就是资源达到最优的配置。
各种生产要素按其在生产中所作的贡献取得相应的收入，抽象地看是平等的，但是，联系到具体的现实，由于在工业经济时代，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作为资本的机器设备的发展上，比之于劳动，资本是相对稀缺的。因此，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作为资本的机器设备等的边际收入将变为大于用来雇佣工人劳动的边际收入，原来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收入同价格的比相等就会变成资本的边际收入同其价格（利润）的比大于劳动的边际收入同其价格（工资）的比，即同样单位货币用来购置机器的边际收入大于用来雇佣工人的边际收入。为了使总收入和利润达到最大，企业主就必定要减少雇用工人而多用机器。直至重新调整到两者的比相等。这是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要求所决定的。通过这样调整，结果是，收入转化为资本用于购买机器等生产资料部分的资本的金额扩大，用于雇佣劳动部分的金额减少，因而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失业率上升。如果要减少失业，那就只有让工资也同样降低。同时在资本为主体的条件下，一方面资本往往是利用技术的进步，在劳动者受雇时间内榨取出本应属于以后的劳动来，另方面，也利用技术的进步，来向大自然进行掠夺性的开发利用，破坏了自然持续发展的源泉。所以，在以资本为主体的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必然一方面造成资本和劳动鸿沟的加深，贫富差别的扩大，另方面也激化人和自然的矛盾，给后续发展带来困难。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劳动者的科学技术应用能力日益成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地位就逐步发生变化，资本的主体地位将逐步为劳动所代替，为利润而生产的市场经济就将逐步转向为社会而生产的市场经济。
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上升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首先是管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管理是直接从属于资本的，所以马克思没有把它看作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管理日益从资本中分离独立出来，成为直接生产过程的重要部分，因此应该把它看作是同一般劳动一样，同样是创造价值的活动。上一世纪开始的经理革命：专业经理正取代公司所有者成为决策者。虽然，经理从资本家的代理人，从职能资本家到作为劳动者的企业家要有一个过程，但随着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提高，这种转变就是必然的了。
其次是技术人员的劳动。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后，科学技术走到了生产的前面，现代的生产成了科学技术的应用。技术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从事工程技术研究，将科学原理转化为技术，做出技术发明和进行工程技术设计。因此，重视技术人员的作用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迫切需要。
最后，直接生产劳动者。现代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还需要直接生产劳动者具有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机器上，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反而简单了，但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软件的重要性超过硬件，如果直接生产劳动者不具有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就不能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生产中去，就不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就不能物化为现实的产品和服务于人们的生活。
根据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经验研究发现，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造成了西方许多国家的收入增长率均大于投入的增长率。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根据美、英、西北欧9国1950～1962年的统计数据估计，教育、医疗卫生、知识的增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余值增长率(余值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国民资源（资本和劳动）增长率)的60%以上。由此可见，人力资源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相对于资本开始成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
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之所以对劳动处于支配地位，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除了当时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机器设备上，还因为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稀缺性。然而，随着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地增强，资本已经出现相对过剩而不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相反拥有技术和知识的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逐渐成为稀缺要素。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的科学技术应用能力日益成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人在生产中作用的日益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在生产中，以表现为资本的机器设备和劳动的地位就逐步发生变化，资本的主体地位将逐步为劳动所代替，以资本为主体为利润而生产的市场经济转向以联合劳动为主体的为人、为社会而生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
[1]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种理论体系的关系，这里只是举个例子，在我的《论市场经济的三种形态》一文中，有更多的论述。我看，这两种理论体系同科学史上许多原来对立的理论一样，也有一天是会走向统一的。
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按照小平同志的规划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并且突破了平均主义思想的束缚，明确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先按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进行的。
首先，允许且鼓励个体经济积累资本，雇工经营。1976年，安徽出了个经营瓜子的年广久，雇工经营赚了100万，当时人们认为“年广九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反映到中央。可小平同志却直接保护并支持了他，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商贩”。事实上，我国现在的许多大企业，不少是由个体发展起来的，如温州模式的发源地浙江温州是从做小钮扣开始的，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城义乌的许多厂家是从鸡毛换糖起家的。
其次，将集体经济改造成现代企业。改革前我国农村主要是集体经济，在城镇也有许多集体企业。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承包等多种形式按照市场经济要求，逐步改造成了现代企业。江苏的所谓苏南模式，就是这种转变形式的典型概括。
最后，也就是最主要的是通过国有资产重组、“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很多国有经济陆续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以不同形式转给私人所有。极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也改变经营方式，改造成了独立核算的营利性企业。
这一系列转变，其实质就是从只承认劳动获取收入的权利，到所有生产要素都有取得相应收入的权利，是从只按劳动的一元化分配到按土地、资本和劳动等各种生产要素在收入创造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的多元化分配。这样的改革，有利于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因而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让我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各种生产要素按作用大小分配，形式上是平等的，实际上并不是平等的。在工业经济时代，技术进步主要表现在机器设备的改进和变革上，由此决定在企业中掌握机器设备的资本的主体地位。资本雇佣劳动，资本是强者，劳动处于受雇地位是弱者，因而从相对意义上看，首先富起来的是掌握资本的这部分人。
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竞争又引起资本和生产的积聚和集中，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投资和引进外资，并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兼并收购以及参股从事股票买卖等资本经营方式而聚集资本，通过财产的直接转移而使资本迅速扩大。这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正常现象。
总之，在一定时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质就是允许利用资本，雇人赚钱，用人家的劳动赚钱。通过这种方式赚钱，个人富了，社会财富也增加了。这是走向以联合劳动为主体的为社会生产的市场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
二、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
应该说，我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能不能说，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已经达到？我认为。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姓社”，而是“姓资”。我们的改革，还只走了前一步，接着更重要的还是要走后一步。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小平同志是不主张争论的。但这并不是说，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什么是姓资，什么是姓社？应该说，以资本为主体，为利润而经营就是姓资；以联合劳动为主体，为社会利益而生产就是姓社。但是如果这样一说，当时的改革就无法搞了。年广久雇了几十上百工人，赚了一百万（几乎相当于今天的一个亿），还不是姓资？要知道在当时“姓资”是违法的，并且“社会主义好”已深入人心，如果说年广久雇工赚钱姓资，是搞资本主义，你允许他这么搞，广大群众肯定难通过。在当时情况下，你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就是好，也难以服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小平同志早前说“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本来是很合马克思主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可在当时，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我想小平同志正是鉴于这样的教训，才对社会主义作了这样的解释，那就是：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用生产力来直接说明生产关系，把凡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都给载上一顶“社会主义”的红帽子。我想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让群众易于接受改革。可有的书呆子气十足的某些学者，就是要较真，争论不休，从而又严重地影响了改革。于是小平同志提出，到底姓资姓社，先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
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大大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对开好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了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以后，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排除了干扰，明确了方向，将中国改革开放再次推向高潮。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今天我国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摆脱了贫困，走向了小康。然后社会贫富差别也迅速扩大，根据有关权威统计，反映这一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我国，1981年是0.288、1990年0.343、1999年0.397，进入新世纪后则基本上在0.4以上的水平发展，2003年达到0.46后继续增加。现在，尽管各方研究给出的数据有所差异，但一般认为，已经接近0.5。贫富差距之大和扩大速度之快，是世界上少有的。
让一部分人通过资本雇佣劳动，赚取利润致富，不仅造成了收入分配的悬殊，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而且也因对利润的无限追求，不顾自然的承受能力而无限度地开发、浪费矿物资源，导致环境的全方位污染与生态平衡的严重失调，给后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困难，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各种矛盾的凸现，说明了我们的改革已经到了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重点转向走向共同富裕的时候了。可是这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他们不只认为应该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而且应该把贫富差别固定化，要分穷人区和富人区。有的经济学家们还为之寻找理论根据，认为现在贫富差别还不够大，还应该继续扩大。他们认为对目前贫富差别不满，就是仇富，就是反对改革。而另一方面，许多对过大贫富差别不满的人们，则由此萌生了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对我们党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把“姓资姓社”的问题弄清楚，那就会影响改革的深化，或者让我们的改革迷失方向，走入歧途。
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是从放开自由市场，允许个体经营，包产到户开始的。但能否说，“个体经营，包产到户”就是社会主义？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允许雇工扩大经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采取一系列的鼓励投资和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那能不能说，这些就是社会主义？
小平同志在着重谈到搞经济体制改革要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就同时明确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允许雇工赚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就是社会主义。年广久可以这么想，许多在这一政策支持下富起来的大老板可以这么想，他们感谢党，感谢党的这一政策，完全可以理解。可我们经济学家们，并且还是著名的，在改革开放中也确实作出了贡献的经济学家们也这么想，且这么说，那就不免让人感到是在自欺欺人了。
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就目标和过程说的，这就是说，就其我们改革的目标和过程的总体来说，我们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并不是说我们走的每一步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就具体的有的阶段性质来说，就不一定是姓社的了。把机器设备作为资本，为利润而经营，雇工赚钱，这本身就不能说是姓社，不能说就是是社会主义。只是同我们改革根本目标来说，它是走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一个必经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阶段，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阶段。现在人们把这就当作是社会主义，由此就必然影响我们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影响我们改革的朝向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姓资姓社的问题就必须搞清楚了。
三、当今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
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怎么走？向什么方向走？目前人们，特别是在经济学界有着严重的分歧。
一种被称之为新左派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而这个基础现已被严重削弱，原有大多国有和集体资产，现都成了资本。日益扩大的贫富差别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发展。他们热心追究第一桶金，认为应把用各种手段取得的原属于国家的财产还给国家，原属集体的土地还给农民。
这是一种对改革持批判的观点，应该说，他们许多批判还是击中要害的，但由此对改革就加否定是没有根据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一种是被称之为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这些人多为改革中的谋士，在改革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目前一系列社会矛盾面前，却并提不出什么新的主张，对于贫富差距，只认为这是改革的必然，并且有的认为现在差距还不够大，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这些经济学大家，往往凭着自己满腹的经济学知识，凭着自己曾对改革开放所作的贡献，对前面一种观点不屑一顾，对广大群众的不满，不理不采。他们认为他们凭的只是真理，而真理是不需要顾及群众感受的。他们自恃对改革有功，而对今日中央一系列调整政策横加指责。他们把今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政府的干预，认为政府放手不管，完全听任市场的自发调节，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对于姓资姓社，他们一般不愿谈及，如果要谈，他们认为他们做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个样子。基实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化的企业只能是以资本为主体，为利润而生产。因此，他们口口声声谈的深化改革，实际只是进一步强化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要政府完全取消对经济的干预。
事实上，以资本为主体为利润而生产的市场经济只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形态，虽然在工业经济时代，它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形态。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联合劳动者必将成为主体。到时，由资本购买劳动（对劳动的雇佣），由工具对人的控制，将翻转过来，变成了由联合劳动购买或者租用资本。那时，以机器设备等体现的资本，也将同土地、货币一样，降为由联合劳动为主体的企业所租用，同地租、利息一样，只收取租金。实现由人对物的控制。
因此，允许并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只是一个必经阶段而决不是目标。当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应是实现以资本利润为目的的市场经济转变到以联合劳动为主体为社会利益而经营的市场经济。
四、两种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方向的两种观点，往往与不同的两种经济理论有关，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是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根据这种价值理论，商品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下，劳动创造的收入，除了支付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外，剩下的为资本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地租、利润和利息等都是剩余价值的具体转化形态。正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才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然而正是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使以联合劳动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代替以资本为主体的资本主义成为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东西，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也应该是指导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南。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而不是教条，随着历史的发展，总会发现有相对不足的地方，需要根据实践不断加以补充、修正和发展。
目前流行的西方经济学则多是否定劳动决定价值这一正确的原理的，如边际生产力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各自的贡献所决定的。与此相联系，生产费用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由劳动、资本和自然力等要素共同协作的结果，在使用各种生产要素时分别支出了一定的代价，由此构成商品的价值。供求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的状况来决定的。显然，这类理论只是停留在表面经济现象的描述上，而没有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但是也不能认为它只是胡说八道，并无一点可取之处。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常常运用数学工具，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在现象的描述上还是比较精确的。
因此，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那就是离开了科学。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庸俗理论。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对经济现象的描述是比较精确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摒弃它，而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说明其中的道理。
例如西方经济学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都创造收入，这固然不对。但是把收入按其边际生产力（边际收入）分成相应的部分，这是有道理并可以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的。因为正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必须分成相应的几部分，分别用于改良土地、磨制工具和供自身吃穿生活需要物品的生产一样。在市场经济中，收入是劳动创造的，但要进行再生产，就要将收入分成相应的几个部分，除了用于购买生产者的生活资料，以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还必须有一定份额用于土地，一定份额用于机器厂房设备等。把生产经营收入按生产要素需要进行分配，这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显然这同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西方经济学精确的地方还在于用边际生产力来确定各自的价格。简单地说，就是工资和利润。这也可以用劳动价值论来加以解释。因为先进机器的使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者技术装备大，同样劳动可以创造比装备比较简单的劳动创造价值（收入）的倍数。因此在机器设备、土地等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随着劳动使用的增加，其边际收入呈递减的趋势。西方经济学由此来说明劳动价格——工资的决定，认为劳动工资是由劳动边际收入决定的，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某一行业相同“等级”的每一个劳动者，都是按照受雇工人中最后一个单位劳动所创造的收入获得他们各自的工资。而劳动所创造的全部收入大于由此决定的工资部分，则被看作是使用了更先进的机器设备、优良土地等的结果，那部分就构成了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利润。反过来，也可假定在机器设备等资本一定的情况下，连续增加劳动而求得使用资本的边际收入，得出利润，另一部分是工资。可见，西方经济学关于由边际生产力来决定的各种要素使用的价格正需要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否则没有能揭示其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各种要素价格的真正涵义。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正需要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补充，否则就会显得不够充实。[1]
五、实现以联合劳动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
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就通过对资本的深刻分析，得出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必然要为自由联合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结论。但是，根据马克思当时的设想，社会主义应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社会。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就成了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市场经济，被当作就是资本主义。虽然以后的实践逼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商品生产和市场的存在，但还是被看作是旧社会的残余，认为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由雇用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到以自主联合劳动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
那么到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不能实现由以资本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向以联合劳动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转变呢？
当前我国被称为新左派的和主流派的经济学家，几乎都认为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前者认为应该将变成了非公有的经济重新退归国有，认为只有按劳分配才是社会主义，按生产要素分配就不是是社会主义。后者则以坚持改革的名义强调以资本为主体的必要性，认为市场经济就只能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可能是相反。
问题的中心是如何看待按生产要素作用大小进行分配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正如前面所说的，应根据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进行分配，这是由生产的需要决定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未来社会的分配时，就批判过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观点，认为只有作了各种必要的扣除后，才能在劳动者中进行分配。不过这种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现代经济学运用数学分析得出按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则是把这种分配更加精确化了。
为了将有限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现代经济学还进一步得出应该按土地、资本和劳动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收入同价格（地租、利润和工资）的比相等，即每单位货币的边际收入相等的原则进行配置，这样才能达到总产出或总收入最大，也就是资源达到最优的配置。
各种生产要素按其在生产中所作的贡献取得相应的收入，抽象地看是平等的，但是，联系到具体的现实，由于在工业经济时代，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作为资本的机器设备的发展上，比之于劳动，资本是相对稀缺的。因此，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作为资本的机器设备等的边际收入将变为大于用来雇佣工人劳动的边际收入，原来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收入同价格的比相等就会变成资本的边际收入同其价格（利润）的比大于劳动的边际收入同其价格（工资）的比，即同样单位货币用来购置机器的边际收入大于用来雇佣工人的边际收入。为了使总收入和利润达到最大，企业主就必定要减少雇用工人而多用机器。直至重新调整到两者的比相等。这是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要求所决定的。通过这样调整，结果是，收入转化为资本用于购买机器等生产资料部分的资本的金额扩大，用于雇佣劳动部分的金额减少，因而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失业率上升。如果要减少失业，那就只有让工资也同样降低。同时在资本为主体的条件下，一方面资本往往是利用技术的进步，在劳动者受雇时间内榨取出本应属于以后的劳动来，另方面，也利用技术的进步，来向大自然进行掠夺性的开发利用，破坏了自然持续发展的源泉。所以，在以资本为主体的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必然一方面造成资本和劳动鸿沟的加深，贫富差别的扩大，另方面也激化人和自然的矛盾，给后续发展带来困难。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劳动者的科学技术应用能力日益成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地位就逐步发生变化，资本的主体地位将逐步为劳动所代替，为利润而生产的市场经济就将逐步转向为社会而生产的市场经济。
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上升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首先是管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管理是直接从属于资本的，所以马克思没有把它看作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管理日益从资本中分离独立出来，成为直接生产过程的重要部分，因此应该把它看作是同一般劳动一样，同样是创造价值的活动。上一世纪开始的经理革命：专业经理正取代公司所有者成为决策者。虽然，经理从资本家的代理人，从职能资本家到作为劳动者的企业家要有一个过程，但随着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提高，这种转变就是必然的了。
其次是技术人员的劳动。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后，科学技术走到了生产的前面，现代的生产成了科学技术的应用。技术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从事工程技术研究，将科学原理转化为技术，做出技术发明和进行工程技术设计。因此，重视技术人员的作用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迫切需要。
最后，直接生产劳动者。现代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还需要直接生产劳动者具有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机器上，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反而简单了，但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软件的重要性超过硬件，如果直接生产劳动者不具有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就不能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生产中去，就不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就不能物化为现实的产品和服务于人们的生活。
根据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经验研究发现，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造成了西方许多国家的收入增长率均大于投入的增长率。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根据美、英、西北欧9国1950～1962年的统计数据估计，教育、医疗卫生、知识的增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余值增长率(余值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国民资源（资本和劳动）增长率)的60%以上。由此可见，人力资源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相对于资本开始成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
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之所以对劳动处于支配地位，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除了当时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机器设备上，还因为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稀缺性。然而，随着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地增强，资本已经出现相对过剩而不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相反拥有技术和知识的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逐渐成为稀缺要素。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的科学技术应用能力日益成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人在生产中作用的日益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在生产中，以表现为资本的机器设备和劳动的地位就逐步发生变化，资本的主体地位将逐步为劳动所代替，以资本为主体为利润而生产的市场经济转向以联合劳动为主体的为人、为社会而生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
[1]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种理论体系的关系，这里只是举个例子，在我的《论市场经济的三种形态》一文中，有更多的论述。我看，这两种理论体系同科学史上许多原来对立的理论一样，也有一天是会走向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