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05年开始的网上改革大讨论，有人说它无疾而终，有人说它没有意义。笔者以为，这场以网络为平台的讨论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重大问题公开讨论并不可怕
它使上层和普通百姓都认识到，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政治经济政策是可以讨论的，允许讨论带来的结果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全是负面的。除了自己吓自己完全没有根据的担忧外，改革讨论的正面作用多多：统一了人们的思想，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推进和影响了国家政治经济决策的调整与完善。原先人们嘴上虽然没有明说，实际上从高层到中层到普通百姓都有一个深深的担忧，即这个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此改革下去，改掉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改掉了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改成了一个贫富差别巨大、社会矛盾尖锐的社会，党和人民还有前途吗？会不会出现亡党亡国的局面。
通过大讨论，让这一类担忧与取向不同的观点、意见都充分表达出来之后，上层中层和下层才终于明白：改革是一条不归路。启动了、前进了，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想走回去是不可能的。也是风险巨大的。原来老左派总在下面嘀咕：领导要注意！他们要使我们国家改变颜色，他们想让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要让共产党下台；新左们则说，计划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阶段，文化大革命、鞍钢宪法都有许多合理的内核需要重新认识；右派们则认为，回归世界文化主流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大家都希望领导表态，肯定哪一方的意见为正宗，现在领导不表态，左右两派有什么意见只管说。结果发现新左的意见幼稚可笑，是青年人的浪漫幻想；而老左面对当前的复杂局面拿出了什么锦囊妙计呢？“不说全部，也不说一半，而是说相当一部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手中。”全体人民为之一震，各大院校的学术领军人物、海龟们更是傻眼，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回头看领导。
待到大家回过劲来，方才感觉这种说法怎么如此耳熟，对了，是40年前5·16通知的口气和语言，简直了！老左们实在是太低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记性了。经此惊吓，人们总算明白了，邓小平同志不理视这些奇谈怪论、让人们不争论这些东西，其意义是多么深远。搭理这些“狼来了”的瞎叫唤，会耽误多少事情呀。再仔细听一听各方意见：确实，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一点谁都不否认；今天中国社会面临许多严峻的问题和挑战，这一点大家也没有什么分歧。真正的问题在于：向前走解决问题还是向后走解决问题，这一点颇多争议，值得仔细斟酌。向后退，意识形态不允许，邓小平理论庄严宣布，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经济社会环境不允许，绝大多数老百姓不同意。况且，向后走的结果十分清楚：前有改革前30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摆在那里，后有古巴朝鲜等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国家面临困境的现实警醒着人们。而向前走，则一方面符合成熟人士处事的态度，社会岂能像摆家家，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另一方面也符合社会震动小、不影响稳定的党的一贯方针。更重要的是向前走前景确定：前有中国改革后30年的实践做例证，后有先进国家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与生机做楷模。
改革大讨论给人们带来的最深刻的经验是：言论开放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两年网络上各种言论应有尽有，其中不乏左论、右论、正论、怪论、胡言、乱语，更有老左派、新左派、老右派、新右派、全盘西化派、半盘西化派、中体西用派轮番登场，儒学、道学、老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传统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各领风骚。一时间，舆论领域可谓哄哄乱矣。分不清谁胜谁负，也搞不清不同的言论各有什么来路，就是盛极一时由郎咸平呐喊引发的改革大讨论，也没有人组织安排和引导。虽然一时的发展走向出乎人们的预料，但事情过后人们才发现是虚惊一场。领导者在其中最值得总结的经验就是：不轻易肯定或者否定某一倾向的观点，不对自由的讨论画框框，更不用行政的和政治的手段力挺某一主张，或批判某一主张。而是任其自由辩论、自由言说、自由生长、自取灭亡。正确的合理的科学的东西自然会在平等自由的观念竞争中走向前台，正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错误悖理乃至荒谬的言论观点，也会在这样的自由讨论中，被曝光被抛弃，自然销声匿迹，正可谓谎言不揭自穿，谬论不攻自破，缺德之论、没落之论一爆光就死。
左派右派谁的意见更合理
经过这么一争一论，人们发现老左派虽说改革这做错了、那违背了原则，究竟应该怎么做，实际是拿不出一点新鲜管用的办法的。主要还是绷紧对敌斗争这根弦，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必须加强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喊了多年的口号性的东西。新左派虽然以批判所谓主流学者和右派为己任，但他们批判的东西往往是我们正在做的东西。其理论产品华丽包装下的内瓤无非是：当时发动文革是必要的，现在否定它也是合理的；计划经济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必然要搞的，后来搞市场经济则是另一个必然要到来的阶段，这样一种辩证法的老生常谈。无非是说，“两参一改”三结合这样的东西，在发挥工人和技术人员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方面，还是大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经过幻化之后，化为七八年进行一次的公民选举。是啊，这些想法全都不错，且都是些非常简单明白的道理，何苦要绕那么大的弯来表达它们呢，这些东西的精神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吗？
而右派，原以为其理论观念乃洪水猛兽，一旦传播开来，国家非变颜色不可。一旦讨论放开，发现情况远不是那么回事。很多东西是马克思主义者予以肯定的，不少还是我们共产党人早就追求的；还有一些东西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现在一想确有道理。细看这些右派新政策，无非是说，政府部门你既然要管理房地产市场，制定市场活动规则，调节其中的矛盾，你就再不能亲自去购买地皮从事房地产开发了；无非是说，任何行业都不能全国只搞一两家企业，那是搞不好的，也是没有竞争力的。这些东西我们不是早就在做嘛，有什么可怕的呢？所谓限制权力，无非是说法官不能同时拥有审判和警察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力，而警察也不能同时拥有判决他人刑罚的权力；无非是说，自己的手术不能由自己掌刀，自己的毛病不能由自己监督，这些不是我们已经在做的吗：牵扯到相当一级干部的案件不是采用异地审理了嘛，省一级纪委书记不是由中央亲自任命了嘛，巡视员不是一批一批的派下去了嘛，李金华审计长这样的干部不是不受各部部长的管辖嘛。
细细想来许多名为右派的言论多少符合实际，可以采用，倒是天天喊口号、天天讲意识形态大道理的人，拿不出多少具体可行的办法方案来。国有企业转制MBO问题大，这不假，但有人拿出代替MBO的方案了吗？比如SBO或者HBO这样的方案了吗？这姓社那姓社，人民公社绝对性社，但多少年来带给我们什么了呢？这自由化那自由化，无非是按你的意见办就不是自由化，宣传你的观点就是革命化。右派们虽然提出不少怪论，他们毕竟还在那里提着一个又一个的解决办法，而左派只是在那里喊口号、唱国歌：再不解决一切都完了，“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上层下层的人都会想，老办法能行吗？原先思想工作那么深入，那么坚强有力，尚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何况今天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社会环境！要说加强领导，这些年可没少加强党的领导，没少强调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可国企资产流失的情况好转了吗，改制停下来就能解决问题吗？医疗改革失败了，教育改革失误了，但是能改回去吗？原来的状况就令人满意！人们想着想着，豁然开朗：国家还是得沿着改革的路子走下去，大方向不能动摇，人家美国佬改革了200多年，克林顿、小布什还领着人们闹改革咧，况乎咱们。关键是要更细致更全面的讨论研究改革的具体措施，应该使改革的决策更科学更合理。要采用符合实际的科学的现代的方法来应对现实存在的问题，而不能动不动就以辩证法的名义恢复旧制度旧政策。
背景材料：
[1]第四，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很关键。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高校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还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机构的领导，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的领导权被篡夺了。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现在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比如北京某大学一些领导岗位，由西化色彩很浓的人担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受重用？我觉得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因为一旦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么教材也变了，队伍也变了，什么都变了。——见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
[2]喻权域先生说：去年（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电台、电视台和人民群众中多次响起抗日救亡歌曲，响起《黄河大合唱》中雄壮豪迈的誓言：“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今天，我们中国又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宪法》遭到严重破坏，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岌岌可危。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现在的中国，已经是“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宪法第七条规定：“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现实情况是：大量国有企业被贱价出卖给私人，或者通过所谓“改制”变成了私有企业。因此，我呼吁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努力，保卫宪法，保卫国有企业，保卫社会主义！
重大问题公开讨论并不可怕
它使上层和普通百姓都认识到，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政治经济政策是可以讨论的，允许讨论带来的结果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全是负面的。除了自己吓自己完全没有根据的担忧外，改革讨论的正面作用多多：统一了人们的思想，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推进和影响了国家政治经济决策的调整与完善。原先人们嘴上虽然没有明说，实际上从高层到中层到普通百姓都有一个深深的担忧，即这个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此改革下去，改掉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改掉了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改成了一个贫富差别巨大、社会矛盾尖锐的社会，党和人民还有前途吗？会不会出现亡党亡国的局面。
通过大讨论，让这一类担忧与取向不同的观点、意见都充分表达出来之后，上层中层和下层才终于明白：改革是一条不归路。启动了、前进了，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想走回去是不可能的。也是风险巨大的。原来老左派总在下面嘀咕：领导要注意！他们要使我们国家改变颜色，他们想让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要让共产党下台；新左们则说，计划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阶段，文化大革命、鞍钢宪法都有许多合理的内核需要重新认识；右派们则认为，回归世界文化主流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大家都希望领导表态，肯定哪一方的意见为正宗，现在领导不表态，左右两派有什么意见只管说。结果发现新左的意见幼稚可笑，是青年人的浪漫幻想；而老左面对当前的复杂局面拿出了什么锦囊妙计呢？“不说全部，也不说一半，而是说相当一部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手中。”全体人民为之一震，各大院校的学术领军人物、海龟们更是傻眼，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回头看领导。
待到大家回过劲来，方才感觉这种说法怎么如此耳熟，对了，是40年前5·16通知的口气和语言，简直了！老左们实在是太低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记性了。经此惊吓，人们总算明白了，邓小平同志不理视这些奇谈怪论、让人们不争论这些东西，其意义是多么深远。搭理这些“狼来了”的瞎叫唤，会耽误多少事情呀。再仔细听一听各方意见：确实，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一点谁都不否认；今天中国社会面临许多严峻的问题和挑战，这一点大家也没有什么分歧。真正的问题在于：向前走解决问题还是向后走解决问题，这一点颇多争议，值得仔细斟酌。向后退，意识形态不允许，邓小平理论庄严宣布，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经济社会环境不允许，绝大多数老百姓不同意。况且，向后走的结果十分清楚：前有改革前30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摆在那里，后有古巴朝鲜等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国家面临困境的现实警醒着人们。而向前走，则一方面符合成熟人士处事的态度，社会岂能像摆家家，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另一方面也符合社会震动小、不影响稳定的党的一贯方针。更重要的是向前走前景确定：前有中国改革后30年的实践做例证，后有先进国家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与生机做楷模。
改革大讨论给人们带来的最深刻的经验是：言论开放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两年网络上各种言论应有尽有，其中不乏左论、右论、正论、怪论、胡言、乱语，更有老左派、新左派、老右派、新右派、全盘西化派、半盘西化派、中体西用派轮番登场，儒学、道学、老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传统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各领风骚。一时间，舆论领域可谓哄哄乱矣。分不清谁胜谁负，也搞不清不同的言论各有什么来路，就是盛极一时由郎咸平呐喊引发的改革大讨论，也没有人组织安排和引导。虽然一时的发展走向出乎人们的预料，但事情过后人们才发现是虚惊一场。领导者在其中最值得总结的经验就是：不轻易肯定或者否定某一倾向的观点，不对自由的讨论画框框，更不用行政的和政治的手段力挺某一主张，或批判某一主张。而是任其自由辩论、自由言说、自由生长、自取灭亡。正确的合理的科学的东西自然会在平等自由的观念竞争中走向前台，正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错误悖理乃至荒谬的言论观点，也会在这样的自由讨论中，被曝光被抛弃，自然销声匿迹，正可谓谎言不揭自穿，谬论不攻自破，缺德之论、没落之论一爆光就死。
左派右派谁的意见更合理
经过这么一争一论，人们发现老左派虽说改革这做错了、那违背了原则，究竟应该怎么做，实际是拿不出一点新鲜管用的办法的。主要还是绷紧对敌斗争这根弦，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必须加强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喊了多年的口号性的东西。新左派虽然以批判所谓主流学者和右派为己任，但他们批判的东西往往是我们正在做的东西。其理论产品华丽包装下的内瓤无非是：当时发动文革是必要的，现在否定它也是合理的；计划经济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必然要搞的，后来搞市场经济则是另一个必然要到来的阶段，这样一种辩证法的老生常谈。无非是说，“两参一改”三结合这样的东西，在发挥工人和技术人员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方面，还是大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经过幻化之后，化为七八年进行一次的公民选举。是啊，这些想法全都不错，且都是些非常简单明白的道理，何苦要绕那么大的弯来表达它们呢，这些东西的精神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吗？
而右派，原以为其理论观念乃洪水猛兽，一旦传播开来，国家非变颜色不可。一旦讨论放开，发现情况远不是那么回事。很多东西是马克思主义者予以肯定的，不少还是我们共产党人早就追求的；还有一些东西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现在一想确有道理。细看这些右派新政策，无非是说，政府部门你既然要管理房地产市场，制定市场活动规则，调节其中的矛盾，你就再不能亲自去购买地皮从事房地产开发了；无非是说，任何行业都不能全国只搞一两家企业，那是搞不好的，也是没有竞争力的。这些东西我们不是早就在做嘛，有什么可怕的呢？所谓限制权力，无非是说法官不能同时拥有审判和警察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力，而警察也不能同时拥有判决他人刑罚的权力；无非是说，自己的手术不能由自己掌刀，自己的毛病不能由自己监督，这些不是我们已经在做的吗：牵扯到相当一级干部的案件不是采用异地审理了嘛，省一级纪委书记不是由中央亲自任命了嘛，巡视员不是一批一批的派下去了嘛，李金华审计长这样的干部不是不受各部部长的管辖嘛。
细细想来许多名为右派的言论多少符合实际，可以采用，倒是天天喊口号、天天讲意识形态大道理的人，拿不出多少具体可行的办法方案来。国有企业转制MBO问题大，这不假，但有人拿出代替MBO的方案了吗？比如SBO或者HBO这样的方案了吗？这姓社那姓社，人民公社绝对性社，但多少年来带给我们什么了呢？这自由化那自由化，无非是按你的意见办就不是自由化，宣传你的观点就是革命化。右派们虽然提出不少怪论，他们毕竟还在那里提着一个又一个的解决办法，而左派只是在那里喊口号、唱国歌：再不解决一切都完了，“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上层下层的人都会想，老办法能行吗？原先思想工作那么深入，那么坚强有力，尚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何况今天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社会环境！要说加强领导，这些年可没少加强党的领导，没少强调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可国企资产流失的情况好转了吗，改制停下来就能解决问题吗？医疗改革失败了，教育改革失误了，但是能改回去吗？原来的状况就令人满意！人们想着想着，豁然开朗：国家还是得沿着改革的路子走下去，大方向不能动摇，人家美国佬改革了200多年，克林顿、小布什还领着人们闹改革咧，况乎咱们。关键是要更细致更全面的讨论研究改革的具体措施，应该使改革的决策更科学更合理。要采用符合实际的科学的现代的方法来应对现实存在的问题，而不能动不动就以辩证法的名义恢复旧制度旧政策。
背景材料：
[1]第四，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很关键。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高校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还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机构的领导，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的领导权被篡夺了。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现在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比如北京某大学一些领导岗位，由西化色彩很浓的人担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受重用？我觉得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因为一旦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么教材也变了，队伍也变了，什么都变了。——见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
[2]喻权域先生说：去年（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电台、电视台和人民群众中多次响起抗日救亡歌曲，响起《黄河大合唱》中雄壮豪迈的誓言：“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今天，我们中国又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宪法》遭到严重破坏，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岌岌可危。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现在的中国，已经是“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宪法第七条规定：“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现实情况是：大量国有企业被贱价出卖给私人，或者通过所谓“改制”变成了私有企业。因此，我呼吁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努力，保卫宪法，保卫国有企业，保卫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