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需要找一个人去平息这场叛乱，整个朝廷找不出人来。所有政治的全部被开除回家了。这时候从一个推也的三边总督把他找到了，说“你来当大都督，去平息这场叛乱”。结果，他果然很顺利地平息了判乱。当时派去的监军是武宗宠信的第二号太监张勇，所有的大臣看到这个契机就偷偷地跟这一位得胜归来的挂兵部尚书衔的三军总司令跟他讲，要趁这个机会把刘瑾干掉，要给皇帝进言。其实这位杨司令胸有城府，他不露声色，在回师到北京通州之前已经快回到北京了，皇上要准备犒劳三军的时候，他跟张勇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分化他们“八虎”，他说“张公公，你跟他们不一样，国家现在到了危难的阶段，如果你能够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一起跟皇上列举刘瑾的所有的罪状，你将成为千古功臣。”当然他也有一点威胁的意思，他接着说“否则连你一起拿。”因为君权在他手上，部队的士气正旺。张勇心中也恼火“他妈的，这个刘瑾小儿原来在我手下，现在翻在我头上去了，卖一个官多少银子也没有分一点给我。”于是他同意了三军总司令的建议。说“行。”两个人找到一个君臣密晤，跟武宗当面谈，说“刘瑾造反，他家已经有很多私人的军队，他收了很多的东西，连皇上曾经用的仪仗队他都办了有。”武宗再胡闹，他听说有人当皇帝，他绝对没有胡闹到让人当皇帝的地方，他一听勃然大怒，他说“我这么信任他，他竟然这样。”当时授权他们把刘瑾抓走了。
熊召政：刘瑾一抓以后，不能夜长梦多，立刻凌迟处死，就怕武宗有反悔的时候。政治是要讲究效益的，要高效益、高效率地做事情，政治才可能成功。清除刘瑾不能留下后患，一杀完了。所有的大臣松一口气。说“国度三年，已经让整个明朝的政局急速向坏的方向发展”。但是谁知道这三年朝纲坏了以后，杀了一个刘瑾，武宗整个的性格没有改。他已经玩惯了，他依然像过去一样，只不过让新的人继续来管理国事，他继续去玩。
整个明代的风气从武宗继位18年，嘉庆46年，龙庆6年，70多年的时间，等张居正上任之前这70年是明代的中期，从明代早期的朱元璋永乐开创下来的一些基本国策和基本干部队伍的素质，和一些方向全部改变了。武宗死的时候33岁，因为他一辈子这么胡闹，连孩子都没有留下一个。那就得找一个离他的血缘关系最近的人继位，就找到了武宗的叔叔的儿子，当时被封到湖北钟祥的息县王（音）就是嘉庆皇帝，就是武宗的叔伯弟弟当朝廷的大使，武宗的妈妈也同意了。有一个手续，必须首先任武宗的爸爸过继，我们亲兄弟明算帐，得直接过到我的名下来，这是继位的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你得尊这家的皇帝为正宗，比较把你父亲的身份抬高，他也同意了。
熊召政：但是，他一上任以后，从湖北钟祥一上任以后，干了三件荒唐事。第一，倒封自己的父亲为“显宗皇帝”，为什么我们说世界文化遗产有一个宗灵的显灵呢？大臣说你当年这么决定的，我们才拥戴你，为什么你这样呢？但是他说谁反对就把谁赶走。这样一来，他跟武宗一样，一上任以后就跟天下的文官系统产生了尖锐地对立。武宗的对立是刚才讲的，嘉庆皇帝的对立就是遵奉谁为正统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当时的两个直辖市印天府是南京，顺天府是北京，这是两个直辖市。他说加一个，湖北钟祥改为“承天府”，很奇怪，弹丸之地的一个小县在明代是三大直辖市。这也违反经济规律，谁反对就把谁撤职。第二件事情做了以后大家一看，这个皇帝又胡闹了。很多的大臣就心灰意冷了。
熊召政：第三件事情，在他之前的明代的皇帝信佛，他信道，当时湖北的道教有武当山以后比较盛，他把皇宫里面储藏的一些历代的佛牙、佛骨一共一万七千多斤，就是汉、唐、宋等等这些历代的舍利子、佛骨等等这些一万七千多斤，他说佛教是骗人的，立刻有大臣跟他说皇宫储存了那么多的佛骨应该处理掉，他下旨埋了，但是夏衍说埋了也不行，老百姓挖出来怎么办，结果他说烧掉，结果把很多的舍利子、佛骨给烧掉了，还让全国很多的寺庙毁掉，让和尚还俗。第一件事情把皇室的心烧了，你不认自己的皇帝，要认自己的父亲。第二要立一个承天府把所有的大臣的心伤了，第三个事情把所有的老百姓的心给伤了。继武宗以后，形势向极为恶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这时候夏衍（江西人）是首辅，他在那儿嘉庆很信任他，结果他的次府严嵩早就想把自己的老乡干掉了，就因为茶马交易，夏衍说可以试着和蒙古人进行边关贸易，这本来这个举动是促进边关贸易的一种趋势，可是严嵩说这个人很坏，把祖制都破坏了。
熊召政：就这样一件小事说他收到了蒙古王的贿赂，里通外国。嘉庆不像武宗，毫不含糊腰斩，夏衍他出了主意把佛骨烧掉了，但是把首辅腰斩是立国以后历代皇帝没有干过的，嘉庆干了。严嵩受宠22年不衰，严嵩的门客按照我们现在说的都是亿万富翁。最后严嵩老了，所有的权利交给儿子严世潘手上。这个时候另外一位政治家出现了徐嗟，松江人，武宗时候的状元，嘉庆三年的状元。他出现以后，就凭着自己隐忍的能力在严嵩身边给他当助手，没有人能够超过三年，他当了十几年的助手。他用什么方法呢？严嵩只用同事、同乡、亲戚。他想我跟他一头都搭不上，有一天他跟严嵩讲“我的老家民风浮华，不好，江西民风淳朴，所以才产生你这样的首辅，我现在请求你让我能够定居江西，我不愿意住在松江（就是今天的上海），上海那个破地方不行，江西好。”严嵩一听，“哎，这个小哥们还真是把我当回事。”就很高兴，他让他迁到严嵩的隔壁，户口都迁去了。结果他的儿子儿子科举考试以江西籍的学生，不是我们今天有人为了考试把户口转走吗？徐嗟就把儿子的户口转到江西，作为江西的士子考取大学的。他用非常的手段一直想办法取得严嵩的信任。这时候在他当翰林院的院长，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的职务的时候，张居正是他手下，他当了次辅，张居正30岁，张居正少年气盛，对严嵩所有的举动骂骂咧咧的，觉得国家要亡了，皇帝是这么个皇帝，宰相是这么个宰相。徐嗟非常欣赏他，但是他深藏不露，说“你现在回家修养吧。”张居正30岁是六品官，他回到老家整整住了5年，赋闲。在家里面每天悠游山水，每天想着国家的事。他倒也习惯了，父亲却很痛苦“我养一个儿子，大家都说他当了京官怎么有成就，他这么年轻就回家住上了，不再当官了。”每年他的父亲长嘘短叹，促使他五年以后回到京城。
熊召政：回到京城以后他的政治导师徐嗟叫他不要随便开口说话，埋头工作，给他安排了国子监的政务，就是今天北京大学的教务官，说你要憋着，不准妄评时政。张居正心领神会也熬出来了。就这样，一直不让张居正跟严嵩见面，保护起来。因为严嵩对徐嗟放心了，徐嗟就利用这一份他在夹缝求生存的本领偷偷地在发展自己的队伍。张居正是他最为欣赏的一个，也最年轻。有一天，嘉庆皇帝每天要炼丹，严嵩作为这么大一个宰相，干的事每天不知道自己办公室处理奏章，先要到大内去检查丹炉的火是否升起来了，缺哪些东西，要安排好了才去干自己的事。
熊召政：有一天严嵩来迟了一点，嘉庆皇帝问他，他言语有些不搭架。等严嵩走了以后，嘉庆皇帝说了一句话“哎呀，他老了。”这句话如果我们说隔壁一个人老了，大家觉得无所谓。徐嗟等这句话等了16年，当天晚上回去召集他的门生，找了一个最小的官，六品的。说“你要物色一个很好的道行的人。”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姓蓝道行有点道行，徐嗟把他推荐给嘉庆皇帝。说“他炼的丹好，有本事，能够预测吉凶。”实际上他已经告诉了嘉庆皇帝很多秘密，所以蓝道行一见嘉庆皇帝全是真的，嘉庆皇帝说“世外高人还是徐嗟给我找到了，这个人好，允许他住在大内炼丹”，这跟法轮功一样的，这个蓝道行旁门左道。结果，他知道了严嵩第二天要给皇上来谈奏折的问题，会穿一个什么衣服，是什么样子。蓝道行头天晚上给嘉庆皇帝讲，他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皇上啊，您洪福无边，但是您现在印堂发黑，您身边有小人会坏你的事。”他说“谁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是谁，这个人什么长相，会穿什么样的衣服，会在明天跟你谈什么样的问题。”第二天上午，果然严嵩去的，正穿的就是蓝道行讲的衣服和谈的问题。嘉庆皇帝说“你回去吧”，不跟他谈问题了，他就自言自语“怎么会是他。”这时候蓝道行把这个事情告诉徐嗟了，说“行了，可以弹劾严嵩了。”他手下的人欣喜若狂，说现在可以做了。但是徐嗟说现在皇帝的底牌没有摸清楚，不能直接弹劾他，要弹劾他的儿子，说他儿子卖官。如果皇上对这道奏折重视了，下一步再说，如果皇上很反感，还没有完全触及到根本，没有弹劾严嵩，大不了把他底下的小亲信撤职，我再利用权利保护他。所以，政治家做什么事情他是有步骤的。
熊召政：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果然弹劾了严世潘，嘉庆皇帝说“这是真的吗？怎么能这样？”后来，徐嗟说“倒是可以请都察院检一检”，皇帝说“好。”准旨了。立案以后就好办了，像我们现在的检察院一样，半年以后把严世潘抓了，果然收了多少东西，卖了多少官。这个时候徐嗟说“可以弹劾他本人了，一年以后让他回老家，削官为民，同时将他的儿子斩首示众。”严嵩知道自己大势已去，死了。
徐嗟凭着自己的韧劲，把这一场宫廷的政变持续了18年。徐嗟是一个很有城府很有智慧的上海人，他一辈子把自己的心思用在做掉奸臣。如果他把自己的心思用在怎样发展经济，国家会是怎么样的呢？可是明代自从武宗以后的政治土壤不允许他这样。所以，海瑞罢官就是那个时候的，徐嗟已经当上了首辅，张居正跟他说要赶紧把海瑞放了，他说“不能放。嘉庆皇帝不喜欢严嵩，讨厌严嵩并不见得就喜欢海瑞。这是两回事。反正，多他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多坐几天吧。”就在这个时候嘉庆皇帝驾崩，这就好办了，一驾崩，立刻释放海瑞。从武宗的18年到嘉庆的46年，中国的政坛就是这样过来的。
熊召政：整个明代的大臣气象已经式微了，明代实际上已经崩溃了。再说，嘉庆皇帝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龙庆皇帝的6年，龙庆皇帝30岁才当皇帝，也是很可怜的，把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了，他的太子出生万历皇帝，生下来4岁的时候，他的爷爷嘉庆皇帝见都不见，为什么呢？陶仲瑾一位妖道胡闹，说“陛下，你要想长寿，二龙不能见面，你是当世的龙，儿子是未来的龙，见的面你就短阳寿了”，你想想，龙子不见，还能见龙孙吗？一般来讲，太子的名字在位的爷爷应该给他取名字，但是他名字都不取。所以，在御王府中的这一位龙庆皇帝一直很郁闷，一直惶惶不可终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皇帝会把他干掉。这样一来，当他诞世深谋远虑的徐嗟，就是让张居正去当教务长的角色，他就有条件去跟未来的龙庆皇帝上课了。不管怎么样，总有一天他会继位，因此，他把自己最喜欢的人派到御王府中给龙庆皇帝当老师。高拱、张居正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精心挑选的老师。
熊召政：因为他从小受政治家的养气，龙庆皇帝一直很局促地生活在自己御王府的小天地坐着，根本没有办法养气，而且始终没有安全感，上任的时候，就像一个人把他放在坛子里面生长，但是把坛子打碎了他手脚还是捆的一样，他当了皇帝以后还是手脚畏缩的，他当了皇帝以后听了徐嗟的主意，让张居正来辅佐他。张居正上任的时候还是不成熟，42岁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得施展他政治抱负的一切机会来了，他从23岁研究政治，19年以后他得以在内阁当了主要的副宰相，他就要把他所有对国家的思考写了一篇长文，叫《臣六事疏》。国家改革从六个方面进行。“（音）次五倍、亲历志，政国本、固国防”，他六个方面完备地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这个国家他觉得崩溃了，六个方案提出以后，他觉得皇帝跟他一样受压抑的，现在好不容易正位了，应该可以干事的。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我所以说“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任务，对政治家也得“以人为本”，一个政治家是什么样的人，能做什么样的事情。结果龙庆皇帝没有这么大的雄心壮志，他觉得他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不敢对国家的大事进行改革，他收到了这样的一份长的改革文件以后，批了几个字“知道了，句见忠贞”，七个字，意思是“我看了，你很忠诚。”然后做了一件实际的事情，命令在当年的秋天搞了一次阅兵就算是“固国本”了。张居正知道了，他还得等，机会还没有到来。有时候政治家的隐忍的能力要非常非常强。所以这六年的时间又加上了徐嗟和高拱只前发生了决斗，首府是徐嗟，次府是高供，两个人一起进了内阁，两个人搭班子的，那个比他的年纪大一轮，他是副总理的级别摆在他前面，两个人斗了起来，徐嗟下台了，高拱上任，徐嗟的力量又反扑，高拱下台了，变成李纯芳，他说“看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他是一个和事台，结果一个四川人跟他过意不去，又干了起来，六年以来，内阁永远是硝烟四起。
熊召政：到了龙倾四年，高拱买通太监重新回到内阁主掌首辅，最后内阁斗得只剩下他和张居正两个人，在和别人斗的时候，两个人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都是国子监的战友，别人都离开了，发现他们也是一对斗鸡，一山不容二虎，两个人再接着斗，斗到龙庆皇帝六年36岁的时候去世了。张居正棋高一着，斗垮了他的亲密战友。我刚才讲到的七十多年明代的历史，中国的政局就是这么过来的。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你说任何一个国家，怎么可能耽误七十多年？七十多年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到1982年，跟我们改革的时间是一模一样的。胡闹了七十多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三个皇帝的手上把大好的光阴送了。这时候十岁的小皇帝登基，张居正不仅仅是龙庆皇帝的老师，同时也是小皇帝的老师。龙庆皇帝的时候，他是老师班底里面的普通老师，老师班的班长是高拱，到了小皇帝的时候，他是老师班的班长了，由他来安排另外六个人给黄衣当老师。因此，他的地位和小皇帝之间是牢不可破的。
熊召政：所以，直到这个时候，十岁的皇帝在位是没有能力来把握朝政的，而朝廷所有的对手经过了七十多年的争斗，终于出来了一个最大的斗争高手：张居正。他前面这么多的首府，有被腰斩的，有被赐死的，有被三起三落的高拱，所有的教训都在他的脑子里面，成为的政治记忆。因此，他知道，在他所处的时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个政治家首先是要把事情做成，做成事和做人是两个概念。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以道德观放在第一，一个人道德是不是非常过硬，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把事情做成的人，这两者是分开来看的。张居正在做人与做官的选择上他首先选择做官，在当时做官的标准我根据所有的资料分析列了两条：第一，当时好官的条件是首先让皇上放心，做忠臣。皇上觉得你这个人没有私心，不会篡位。第二，让百姓获利，让老百姓的日子安心。让皇上放心是忠臣，让百姓获利是能臣。当时我说好官的标准是忠臣加能臣，二者相结合的官，我称之为“循吏”，循吏是清流官员的对应，清流官员你看他做人没有问题，个人的品质非常好，就是干不成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个能力他没有。为官一任清廉一世，他有本事。我认为，这种官在历史上也不能完全称为好官，清官不一定是好官，这是从道德观念来评判问题的。
熊召政：首先你要把事情做成，因为张居正有了这样一些深刻的对于政治的反思之后，所以他一发动万历新政的改革，节奏非常之快，推进速度非常之猛，而且效果非常明显。我当时做了很多的研究，中国的改革实际上要研究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帝王，一部分是宰相。我写张居正之前对中国的历史作了一些研究，从秦始皇李斯到光绪皇帝等等这种君臣关系的研究，我发现一个特点，从秦始皇到光绪，治国的能力帝王系列是一条下坡路。除了中间偶尔有那么一些开国之君，那都是雄才大略之腕，基本上是往下走的曲线。因为皇帝是世袭制，他是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就能够当上皇帝的，所以，他生存的环境不可能是悬崖上的青松，他是花盆里的花。但是宰相不一样，无论从秦始皇到光绪，每一个人都不是世袭的，都是每一个人从读书到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正确的中国的智慧国务活动家，在封建时代真正的智慧是在宰相系列里面产生的。
熊召政：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奇怪的事，一个很平庸的皇帝身边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宰相，而那些雄才韬略的君主面前一般没有什么好宰相的，因为他的才华太高了，宰相稍稍露头可能死无葬身之地的。君臣之间的矛盾是敌对的，相生相克的关系。张居正从他的著作里面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政坛，对中国的趋势抱有一种非常清醒的头脑。第一，做官和做人不一样，第二，怎么去审时度势。这说得很容易，往前看非常难的，往回看是很容易的。所以，张居正一旦他在农历1572年5月22日的早朝之中那一天突然间当上了首府，他48岁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顿干部队伍，他知道，要想做成任何一件事情，靠贪官不行，靠昏官不行，靠冗官不行，靠清官也不行。靠清流也不行。整顿干部队伍，你是做好人的人让你做人，你做好官就得循吏。不管白猫黑猫你得给我捉老鼠，摸着石头过河，你也得给我过去。
熊召政：张居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寻找一批新的干部，不仅从旧的官员队伍中寻找出来，还要开辟新的人在渠道。他第一点就是京查，就是所有的京官都要自我检查，你六年官怎么当的，你的政绩和失误是什么，四品以上的官员统统给皇帝汇报，四以下的官员统统给吏部汇报。然后由皇帝和吏部决定这些官员的去留，同时，让所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推荐人才，也让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荐人才。
当时，中国的官员是两万七千名文官，十万名武官，吏是十万名，一共不到三十三万名。“官吏”中什么是“官”呢？今天县一级官是三个人，一个教育局长，一个公安局长，一个县长，京城的十八大衙门有九个正部级衙门，有九个副部级衙门，九个正部级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今天兵器工业部所有经济领域）、公安部、督察员（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和中纪委结合）、大理寺（法院）、通政司（今天的中央办公厅）。最大的每一个部里面有6个司，北京每一个部里面大概有三百多名官员，真正称为“官”的必是九品以上的才叫官员，没有“品”的聘请的公务员叫“吏”，“官”和“吏”是分灶吃饭的。还有“官”和“僚”。“吏”是不动的，美国也是这样的，我们明朝也是这样的，一把手老换，我底下不换。一把手来了以后带来了师爷是“僚”，这是我私人的班子，这不是“官”，是“僚”。这样的一种干部队伍，“官吏、官僚”所有的人加起来将近三十三万人，真正有品级的文官是两万七千人。两万七千人要裁掉六千人，只留两万七千人，三个月做完。
熊召政：张居正心中想的是国富民强，要从经济着手，他知道经济前提首先要把干部队伍抓好。三个月裁掉六千名干部，动作之大，来得之猛，让所有人震惊。不仅仅是贪官、昏官、冗官都不一样。来了之后，如果你居住权在北京当官还想住在北京，不行，免了官以后一个月之内回老家，要不然罢免的官都静坐北京受不了，如果回老家，山长水远的没有电报和电话，你搞不成事。张居正可以说是铁腕人物。那一年我到福建的时候，他们说张居正是一个闲相，说他是一个最大的逆臣，说李氏宗祠世世代代记住张居正是一个坏人，因为他被改革革职回家当农民去了。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侍郎，他三个月成这个事情以后，实际上把六年前改革文件《陈六世疏》实施了。去年我重走长征路活动中，我到了江西瑞金，我看当年中央苏维埃政权有九个部，一个部长一间房子，门口放一个办公桌，很简陋，里面就是部长的床，一个煤油灯都是破败的。我说这个政权在当时起事之中非常健康的，也非常简便，这些人了不起在哪儿呢，他们是把他们所有人生的热血洒在大地上，写出中国的史诗。我们仅仅是“夫子自道”，我也没有帮助万历投笔从戎，只是用我的笔写出政治家的史诗。张居正这样一些改革家是把整个中国拿到自己的眼前来写的史诗。
熊召政：今天来说三个月让六千人下岗，这个比例这么大，当时充满了很多的风险，他这一下子把所有的文官系统再次处于他的对立面。前几次文官系统和皇帝对立，是皇帝的昏庸，这一次整个文官系统和张居正的对立是文官系统的昏庸。改革首先就让他们既得利益失去了，这一份《陈六世疏》改革文件，比之《过秦论》、《言平论》、《龙隆论》（音），我个人认为，它虽然不是言词华美之言，但是每一个字读来都那么准确，都是针对国家的大事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改正的办法。因此，《陈六世疏》体现出一个大政治家的智慧。文章写得很华美不难，特别是政治论文，但是让他能够便于操作很难。我们很多政治家写的东西不具备可操作性，他的《陈六世疏》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张居正的改革第一从励志开始，第二，官员各就各位了，他还有一个特点，他的智慧是只动京官，不动地方官。为什么不动地方官，京官是在皇帝身边的，他也一整套的游戏规则，少了你照样运行，地方官不一样，现在三十万老百姓只有三个官，一动完以后三十万老伯性连找人都找不到了。他考虑到贴近老百姓的官员先稳住，贴近皇帝身边的这些人要先提高素质，要不然他们老在皇帝面前扇阴风点鬼火，老出坏主意。而地方官是听京官的，先把京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这一点他很高。
熊召政：第二点，他改革的是财政的五大政一头一头地来，中国说，要想当好一个在明代的经济改革家，要解决的是河政、漕政、税政、军政、龙政，长江、淮河的治理，这是经济的问题。漕政，所有的运输，明代的运输就是靠一条水，税政就是税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分灶吃饭他做得非常好，他当时把全国十大税官从地方政府薄利出来，直归中央。军政就是主兵和客兵的关系，明代朱元璋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不要让老百姓养活兵，屯兵制。这些人打仗的时候就打仗，不打仗的时候就种田，在边疆开垦很多的田免税，让他们有军人的户籍，儿子还是继承的户籍，比如一万人的一个兵营，每一代都保持一万人，自己养活自己。这样一来，朱元璋方式本来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但是最后也出了问题，都是“爷”，他根本打仗打不动，也没有办法。张居正觉得这不是办法，最后实行“客兵”，从社会上招募新兵重新训练打仗，把戚继光从浙江调到了北京军区司令，训练了五千多个兵作为全国的试点。这些兵怎么开支呢？吏也不能从老百姓那儿增加财政负担，他有一个办法，当时的“盐、茶、马”都是中央专控的，他说“你这一个商人能够给一百担粮食，运到陕西的榆林去以后，这一百担粮食捐出来以后是我们国家的，路上送到以后，我给你多少的“盐饮”的批文。在明代张居正一个卖盐的批文一个批文可以卖很多钱。他用这种方法让商人的流通领域增加了。军政里面过去是放牧，有马户，马户是免税的，必须三户养一匹马，这个马就是我们的装甲车，是明代主要的军事坐骑。“玩马士”是专门负责皇帝养马的。军马每年运到大同，怎么样扩大边疆的经营，把农户的养马解脱出来，更多的进口马，就产生外贸了。当年的首府夏衍为了通关外贸被腰斩，张居正就大胆地说“在蒙古和汉人之间，在大同设立最大的贸易点就是贩伸城”，最大的贩伸城就在呼和浩特，就是最大的外贸点。在军政上对农民的问题，这是张居正处理得比较好的。但是农民的赋税非常多，也非常碎，河滩上有很多的芦花，每年采芦苇编席子，无人认领的芦花你采是“芦克银”税，还有做棉絮的是“匠班银”的税务。有几十种的税，我是一个匠人，我死了以后，这个税一定十年，中间家人还要交税，这是不合理的，他一样样地理清，把小的合并做完。
熊召政：最后的基础上，给大户，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势”他全部从他们的手中增加纳税的渠道，他把整个政治向弱势渠道倾斜的时候让很多的王侯奖项对他不满，我书里面写的“子立银征税”，皇上封侯的时候同时也赠田，他第一个动的是孔圣人的后代，孔夫子的五十几代，每年他都要到北京面见皇帝朝圣一次，他很多的田是不交税的，是皇上增的，他一路上卖自己的土特产，从山东曲阜走到北京要走三四个月，一路做买卖。他提出让皇帝别让他走三个月，一个月内必须到，三年一次。另外让他的随从不得超过二十人，他每次一来是几百人，带来了游船倾一地，所有一连串的事情带动起来了。控制他的势力。龙虎山的张天师因为嘉庆皇帝信道教，把张天师赐二品银印，这是正部级了，让一个龙虎山的道士做正部级的官员，皇帝一上任以后把他的银印给收了，在张居正的建议之下。万历皇帝上任以后，张居正就琢磨着怎么限制张天师的后裔，张天师的后人走冯宝的路子走通了李太后，要回复他们的家族地位，而且得了银子，张居正感觉不干，给他一个银“上清宫六品铜印”，张居正在得罪巨势的时候，不管你有多高的威望，不管你有多大的影响，照班不误，任何路子他都不讲。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把政策向农民倾斜，在这个基础上丈量土地。
熊召政：当时豪强兼并土地是一种，第二种情况是我是小户，我不愿意交税给国家，我把土地并到你名下来，我告诉你每年给你交一点，每年给国家交一百斤粮食，我给你交五十斤，这个土地名义上给你。大户身边“非苑”的地，往往几十万亩，家家挂着，国库收不进来税。张居正说重新清理土地，当时皇帝赐给你一万亩，这一万亩你交低税，其他的照常征税，清丈土地，当时的大户恨不得把他煮了，他把他们所有的财富之路给挡了。土地清理完了以后他实行“一条鞭”，过去给皇上交税是“赋税”，什么是“赋”什么是“税”，今天叫什么是“行政收费”，那些是“费”，那些是“税”，过去也是这样的。一亩田出五个劳动力给国家，高官过街给他抬轿子，河堤缺口去防洪，这叫改“丁差”为“银差”，把所有一亩田应该交给国家的税统一起来。你五个交“丁差”，该交六斗粮食，一粮食值十个铜板，你叫六十个铜板，再叫二十五个铜板，共八十五个铜板，合起来是八千粮银子，你自己可以拿粮食自由卖。第一次用实物改成白银，一下子让极大的中国流通领域活了，出现了山西的钱仓，出现了很多的很多的全国通商口岸，出现了繁忙的商旅，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商人，极大地激活了整个商业领域的发育。这就是张居正在整个经济领域改革的成功。
熊召政：张居正上任的时候国库七百多亿的银子亏空了，他死的时候国库有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按他和乾隆最盛的时候比较，国力只相当于张居正执政时期的三分之二。三个皇帝做了九十年没有做成张居正十年的成就。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产值，中国当时是七千万人口。简单地讲的一下万历新政的改革力度和成就，怎么样评判万历新政的成就呢？国土充盈，巨大的财富支撑了明朝最后六十年的命运，可以让后代万历之后四十年不上朝。后来喜宗、光宗、崇祯（万历的孙子），万历有一个儿子两个孙子，他们乏善可陈，他们都是靠着这些。张居正贤人在朝的标准就是所有有用的人都在位子上。
熊召政：刘瑾一抓以后，不能夜长梦多，立刻凌迟处死，就怕武宗有反悔的时候。政治是要讲究效益的，要高效益、高效率地做事情，政治才可能成功。清除刘瑾不能留下后患，一杀完了。所有的大臣松一口气。说“国度三年，已经让整个明朝的政局急速向坏的方向发展”。但是谁知道这三年朝纲坏了以后，杀了一个刘瑾，武宗整个的性格没有改。他已经玩惯了，他依然像过去一样，只不过让新的人继续来管理国事，他继续去玩。
整个明代的风气从武宗继位18年，嘉庆46年，龙庆6年，70多年的时间，等张居正上任之前这70年是明代的中期，从明代早期的朱元璋永乐开创下来的一些基本国策和基本干部队伍的素质，和一些方向全部改变了。武宗死的时候33岁，因为他一辈子这么胡闹，连孩子都没有留下一个。那就得找一个离他的血缘关系最近的人继位，就找到了武宗的叔叔的儿子，当时被封到湖北钟祥的息县王（音）就是嘉庆皇帝，就是武宗的叔伯弟弟当朝廷的大使，武宗的妈妈也同意了。有一个手续，必须首先任武宗的爸爸过继，我们亲兄弟明算帐，得直接过到我的名下来，这是继位的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你得尊这家的皇帝为正宗，比较把你父亲的身份抬高，他也同意了。
熊召政：但是，他一上任以后，从湖北钟祥一上任以后，干了三件荒唐事。第一，倒封自己的父亲为“显宗皇帝”，为什么我们说世界文化遗产有一个宗灵的显灵呢？大臣说你当年这么决定的，我们才拥戴你，为什么你这样呢？但是他说谁反对就把谁赶走。这样一来，他跟武宗一样，一上任以后就跟天下的文官系统产生了尖锐地对立。武宗的对立是刚才讲的，嘉庆皇帝的对立就是遵奉谁为正统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当时的两个直辖市印天府是南京，顺天府是北京，这是两个直辖市。他说加一个，湖北钟祥改为“承天府”，很奇怪，弹丸之地的一个小县在明代是三大直辖市。这也违反经济规律，谁反对就把谁撤职。第二件事情做了以后大家一看，这个皇帝又胡闹了。很多的大臣就心灰意冷了。
熊召政：第三件事情，在他之前的明代的皇帝信佛，他信道，当时湖北的道教有武当山以后比较盛，他把皇宫里面储藏的一些历代的佛牙、佛骨一共一万七千多斤，就是汉、唐、宋等等这些历代的舍利子、佛骨等等这些一万七千多斤，他说佛教是骗人的，立刻有大臣跟他说皇宫储存了那么多的佛骨应该处理掉，他下旨埋了，但是夏衍说埋了也不行，老百姓挖出来怎么办，结果他说烧掉，结果把很多的舍利子、佛骨给烧掉了，还让全国很多的寺庙毁掉，让和尚还俗。第一件事情把皇室的心烧了，你不认自己的皇帝，要认自己的父亲。第二要立一个承天府把所有的大臣的心伤了，第三个事情把所有的老百姓的心给伤了。继武宗以后，形势向极为恶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这时候夏衍（江西人）是首辅，他在那儿嘉庆很信任他，结果他的次府严嵩早就想把自己的老乡干掉了，就因为茶马交易，夏衍说可以试着和蒙古人进行边关贸易，这本来这个举动是促进边关贸易的一种趋势，可是严嵩说这个人很坏，把祖制都破坏了。
熊召政：就这样一件小事说他收到了蒙古王的贿赂，里通外国。嘉庆不像武宗，毫不含糊腰斩，夏衍他出了主意把佛骨烧掉了，但是把首辅腰斩是立国以后历代皇帝没有干过的，嘉庆干了。严嵩受宠22年不衰，严嵩的门客按照我们现在说的都是亿万富翁。最后严嵩老了，所有的权利交给儿子严世潘手上。这个时候另外一位政治家出现了徐嗟，松江人，武宗时候的状元，嘉庆三年的状元。他出现以后，就凭着自己隐忍的能力在严嵩身边给他当助手，没有人能够超过三年，他当了十几年的助手。他用什么方法呢？严嵩只用同事、同乡、亲戚。他想我跟他一头都搭不上，有一天他跟严嵩讲“我的老家民风浮华，不好，江西民风淳朴，所以才产生你这样的首辅，我现在请求你让我能够定居江西，我不愿意住在松江（就是今天的上海），上海那个破地方不行，江西好。”严嵩一听，“哎，这个小哥们还真是把我当回事。”就很高兴，他让他迁到严嵩的隔壁，户口都迁去了。结果他的儿子儿子科举考试以江西籍的学生，不是我们今天有人为了考试把户口转走吗？徐嗟就把儿子的户口转到江西，作为江西的士子考取大学的。他用非常的手段一直想办法取得严嵩的信任。这时候在他当翰林院的院长，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的职务的时候，张居正是他手下，他当了次辅，张居正30岁，张居正少年气盛，对严嵩所有的举动骂骂咧咧的，觉得国家要亡了，皇帝是这么个皇帝，宰相是这么个宰相。徐嗟非常欣赏他，但是他深藏不露，说“你现在回家修养吧。”张居正30岁是六品官，他回到老家整整住了5年，赋闲。在家里面每天悠游山水，每天想着国家的事。他倒也习惯了，父亲却很痛苦“我养一个儿子，大家都说他当了京官怎么有成就，他这么年轻就回家住上了，不再当官了。”每年他的父亲长嘘短叹，促使他五年以后回到京城。
熊召政：回到京城以后他的政治导师徐嗟叫他不要随便开口说话，埋头工作，给他安排了国子监的政务，就是今天北京大学的教务官，说你要憋着，不准妄评时政。张居正心领神会也熬出来了。就这样，一直不让张居正跟严嵩见面，保护起来。因为严嵩对徐嗟放心了，徐嗟就利用这一份他在夹缝求生存的本领偷偷地在发展自己的队伍。张居正是他最为欣赏的一个，也最年轻。有一天，嘉庆皇帝每天要炼丹，严嵩作为这么大一个宰相，干的事每天不知道自己办公室处理奏章，先要到大内去检查丹炉的火是否升起来了，缺哪些东西，要安排好了才去干自己的事。
熊召政：有一天严嵩来迟了一点，嘉庆皇帝问他，他言语有些不搭架。等严嵩走了以后，嘉庆皇帝说了一句话“哎呀，他老了。”这句话如果我们说隔壁一个人老了，大家觉得无所谓。徐嗟等这句话等了16年，当天晚上回去召集他的门生，找了一个最小的官，六品的。说“你要物色一个很好的道行的人。”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姓蓝道行有点道行，徐嗟把他推荐给嘉庆皇帝。说“他炼的丹好，有本事，能够预测吉凶。”实际上他已经告诉了嘉庆皇帝很多秘密，所以蓝道行一见嘉庆皇帝全是真的，嘉庆皇帝说“世外高人还是徐嗟给我找到了，这个人好，允许他住在大内炼丹”，这跟法轮功一样的，这个蓝道行旁门左道。结果，他知道了严嵩第二天要给皇上来谈奏折的问题，会穿一个什么衣服，是什么样子。蓝道行头天晚上给嘉庆皇帝讲，他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皇上啊，您洪福无边，但是您现在印堂发黑，您身边有小人会坏你的事。”他说“谁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是谁，这个人什么长相，会穿什么样的衣服，会在明天跟你谈什么样的问题。”第二天上午，果然严嵩去的，正穿的就是蓝道行讲的衣服和谈的问题。嘉庆皇帝说“你回去吧”，不跟他谈问题了，他就自言自语“怎么会是他。”这时候蓝道行把这个事情告诉徐嗟了，说“行了，可以弹劾严嵩了。”他手下的人欣喜若狂，说现在可以做了。但是徐嗟说现在皇帝的底牌没有摸清楚，不能直接弹劾他，要弹劾他的儿子，说他儿子卖官。如果皇上对这道奏折重视了，下一步再说，如果皇上很反感，还没有完全触及到根本，没有弹劾严嵩，大不了把他底下的小亲信撤职，我再利用权利保护他。所以，政治家做什么事情他是有步骤的。
熊召政：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果然弹劾了严世潘，嘉庆皇帝说“这是真的吗？怎么能这样？”后来，徐嗟说“倒是可以请都察院检一检”，皇帝说“好。”准旨了。立案以后就好办了，像我们现在的检察院一样，半年以后把严世潘抓了，果然收了多少东西，卖了多少官。这个时候徐嗟说“可以弹劾他本人了，一年以后让他回老家，削官为民，同时将他的儿子斩首示众。”严嵩知道自己大势已去，死了。
徐嗟凭着自己的韧劲，把这一场宫廷的政变持续了18年。徐嗟是一个很有城府很有智慧的上海人，他一辈子把自己的心思用在做掉奸臣。如果他把自己的心思用在怎样发展经济，国家会是怎么样的呢？可是明代自从武宗以后的政治土壤不允许他这样。所以，海瑞罢官就是那个时候的，徐嗟已经当上了首辅，张居正跟他说要赶紧把海瑞放了，他说“不能放。嘉庆皇帝不喜欢严嵩，讨厌严嵩并不见得就喜欢海瑞。这是两回事。反正，多他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多坐几天吧。”就在这个时候嘉庆皇帝驾崩，这就好办了，一驾崩，立刻释放海瑞。从武宗的18年到嘉庆的46年，中国的政坛就是这样过来的。
熊召政：整个明代的大臣气象已经式微了，明代实际上已经崩溃了。再说，嘉庆皇帝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龙庆皇帝的6年，龙庆皇帝30岁才当皇帝，也是很可怜的，把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了，他的太子出生万历皇帝，生下来4岁的时候，他的爷爷嘉庆皇帝见都不见，为什么呢？陶仲瑾一位妖道胡闹，说“陛下，你要想长寿，二龙不能见面，你是当世的龙，儿子是未来的龙，见的面你就短阳寿了”，你想想，龙子不见，还能见龙孙吗？一般来讲，太子的名字在位的爷爷应该给他取名字，但是他名字都不取。所以，在御王府中的这一位龙庆皇帝一直很郁闷，一直惶惶不可终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皇帝会把他干掉。这样一来，当他诞世深谋远虑的徐嗟，就是让张居正去当教务长的角色，他就有条件去跟未来的龙庆皇帝上课了。不管怎么样，总有一天他会继位，因此，他把自己最喜欢的人派到御王府中给龙庆皇帝当老师。高拱、张居正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精心挑选的老师。
熊召政：因为他从小受政治家的养气，龙庆皇帝一直很局促地生活在自己御王府的小天地坐着，根本没有办法养气，而且始终没有安全感，上任的时候，就像一个人把他放在坛子里面生长，但是把坛子打碎了他手脚还是捆的一样，他当了皇帝以后还是手脚畏缩的，他当了皇帝以后听了徐嗟的主意，让张居正来辅佐他。张居正上任的时候还是不成熟，42岁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得施展他政治抱负的一切机会来了，他从23岁研究政治，19年以后他得以在内阁当了主要的副宰相，他就要把他所有对国家的思考写了一篇长文，叫《臣六事疏》。国家改革从六个方面进行。“（音）次五倍、亲历志，政国本、固国防”，他六个方面完备地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这个国家他觉得崩溃了，六个方案提出以后，他觉得皇帝跟他一样受压抑的，现在好不容易正位了，应该可以干事的。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我所以说“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任务，对政治家也得“以人为本”，一个政治家是什么样的人，能做什么样的事情。结果龙庆皇帝没有这么大的雄心壮志，他觉得他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不敢对国家的大事进行改革，他收到了这样的一份长的改革文件以后，批了几个字“知道了，句见忠贞”，七个字，意思是“我看了，你很忠诚。”然后做了一件实际的事情，命令在当年的秋天搞了一次阅兵就算是“固国本”了。张居正知道了，他还得等，机会还没有到来。有时候政治家的隐忍的能力要非常非常强。所以这六年的时间又加上了徐嗟和高拱只前发生了决斗，首府是徐嗟，次府是高供，两个人一起进了内阁，两个人搭班子的，那个比他的年纪大一轮，他是副总理的级别摆在他前面，两个人斗了起来，徐嗟下台了，高拱上任，徐嗟的力量又反扑，高拱下台了，变成李纯芳，他说“看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他是一个和事台，结果一个四川人跟他过意不去，又干了起来，六年以来，内阁永远是硝烟四起。
熊召政：到了龙倾四年，高拱买通太监重新回到内阁主掌首辅，最后内阁斗得只剩下他和张居正两个人，在和别人斗的时候，两个人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都是国子监的战友，别人都离开了，发现他们也是一对斗鸡，一山不容二虎，两个人再接着斗，斗到龙庆皇帝六年36岁的时候去世了。张居正棋高一着，斗垮了他的亲密战友。我刚才讲到的七十多年明代的历史，中国的政局就是这么过来的。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你说任何一个国家，怎么可能耽误七十多年？七十多年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到1982年，跟我们改革的时间是一模一样的。胡闹了七十多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三个皇帝的手上把大好的光阴送了。这时候十岁的小皇帝登基，张居正不仅仅是龙庆皇帝的老师，同时也是小皇帝的老师。龙庆皇帝的时候，他是老师班底里面的普通老师，老师班的班长是高拱，到了小皇帝的时候，他是老师班的班长了，由他来安排另外六个人给黄衣当老师。因此，他的地位和小皇帝之间是牢不可破的。
熊召政：所以，直到这个时候，十岁的皇帝在位是没有能力来把握朝政的，而朝廷所有的对手经过了七十多年的争斗，终于出来了一个最大的斗争高手：张居正。他前面这么多的首府，有被腰斩的，有被赐死的，有被三起三落的高拱，所有的教训都在他的脑子里面，成为的政治记忆。因此，他知道，在他所处的时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个政治家首先是要把事情做成，做成事和做人是两个概念。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以道德观放在第一，一个人道德是不是非常过硬，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把事情做成的人，这两者是分开来看的。张居正在做人与做官的选择上他首先选择做官，在当时做官的标准我根据所有的资料分析列了两条：第一，当时好官的条件是首先让皇上放心，做忠臣。皇上觉得你这个人没有私心，不会篡位。第二，让百姓获利，让老百姓的日子安心。让皇上放心是忠臣，让百姓获利是能臣。当时我说好官的标准是忠臣加能臣，二者相结合的官，我称之为“循吏”，循吏是清流官员的对应，清流官员你看他做人没有问题，个人的品质非常好，就是干不成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个能力他没有。为官一任清廉一世，他有本事。我认为，这种官在历史上也不能完全称为好官，清官不一定是好官，这是从道德观念来评判问题的。
熊召政：首先你要把事情做成，因为张居正有了这样一些深刻的对于政治的反思之后，所以他一发动万历新政的改革，节奏非常之快，推进速度非常之猛，而且效果非常明显。我当时做了很多的研究，中国的改革实际上要研究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帝王，一部分是宰相。我写张居正之前对中国的历史作了一些研究，从秦始皇李斯到光绪皇帝等等这种君臣关系的研究，我发现一个特点，从秦始皇到光绪，治国的能力帝王系列是一条下坡路。除了中间偶尔有那么一些开国之君，那都是雄才大略之腕，基本上是往下走的曲线。因为皇帝是世袭制，他是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就能够当上皇帝的，所以，他生存的环境不可能是悬崖上的青松，他是花盆里的花。但是宰相不一样，无论从秦始皇到光绪，每一个人都不是世袭的，都是每一个人从读书到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正确的中国的智慧国务活动家，在封建时代真正的智慧是在宰相系列里面产生的。
熊召政：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奇怪的事，一个很平庸的皇帝身边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宰相，而那些雄才韬略的君主面前一般没有什么好宰相的，因为他的才华太高了，宰相稍稍露头可能死无葬身之地的。君臣之间的矛盾是敌对的，相生相克的关系。张居正从他的著作里面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政坛，对中国的趋势抱有一种非常清醒的头脑。第一，做官和做人不一样，第二，怎么去审时度势。这说得很容易，往前看非常难的，往回看是很容易的。所以，张居正一旦他在农历1572年5月22日的早朝之中那一天突然间当上了首府，他48岁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顿干部队伍，他知道，要想做成任何一件事情，靠贪官不行，靠昏官不行，靠冗官不行，靠清官也不行。靠清流也不行。整顿干部队伍，你是做好人的人让你做人，你做好官就得循吏。不管白猫黑猫你得给我捉老鼠，摸着石头过河，你也得给我过去。
熊召政：张居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寻找一批新的干部，不仅从旧的官员队伍中寻找出来，还要开辟新的人在渠道。他第一点就是京查，就是所有的京官都要自我检查，你六年官怎么当的，你的政绩和失误是什么，四品以上的官员统统给皇帝汇报，四以下的官员统统给吏部汇报。然后由皇帝和吏部决定这些官员的去留，同时，让所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推荐人才，也让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荐人才。
当时，中国的官员是两万七千名文官，十万名武官，吏是十万名，一共不到三十三万名。“官吏”中什么是“官”呢？今天县一级官是三个人，一个教育局长，一个公安局长，一个县长，京城的十八大衙门有九个正部级衙门，有九个副部级衙门，九个正部级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今天兵器工业部所有经济领域）、公安部、督察员（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和中纪委结合）、大理寺（法院）、通政司（今天的中央办公厅）。最大的每一个部里面有6个司，北京每一个部里面大概有三百多名官员，真正称为“官”的必是九品以上的才叫官员，没有“品”的聘请的公务员叫“吏”，“官”和“吏”是分灶吃饭的。还有“官”和“僚”。“吏”是不动的，美国也是这样的，我们明朝也是这样的，一把手老换，我底下不换。一把手来了以后带来了师爷是“僚”，这是我私人的班子，这不是“官”，是“僚”。这样的一种干部队伍，“官吏、官僚”所有的人加起来将近三十三万人，真正有品级的文官是两万七千人。两万七千人要裁掉六千人，只留两万七千人，三个月做完。
熊召政：张居正心中想的是国富民强，要从经济着手，他知道经济前提首先要把干部队伍抓好。三个月裁掉六千名干部，动作之大，来得之猛，让所有人震惊。不仅仅是贪官、昏官、冗官都不一样。来了之后，如果你居住权在北京当官还想住在北京，不行，免了官以后一个月之内回老家，要不然罢免的官都静坐北京受不了，如果回老家，山长水远的没有电报和电话，你搞不成事。张居正可以说是铁腕人物。那一年我到福建的时候，他们说张居正是一个闲相，说他是一个最大的逆臣，说李氏宗祠世世代代记住张居正是一个坏人，因为他被改革革职回家当农民去了。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侍郎，他三个月成这个事情以后，实际上把六年前改革文件《陈六世疏》实施了。去年我重走长征路活动中，我到了江西瑞金，我看当年中央苏维埃政权有九个部，一个部长一间房子，门口放一个办公桌，很简陋，里面就是部长的床，一个煤油灯都是破败的。我说这个政权在当时起事之中非常健康的，也非常简便，这些人了不起在哪儿呢，他们是把他们所有人生的热血洒在大地上，写出中国的史诗。我们仅仅是“夫子自道”，我也没有帮助万历投笔从戎，只是用我的笔写出政治家的史诗。张居正这样一些改革家是把整个中国拿到自己的眼前来写的史诗。
熊召政：今天来说三个月让六千人下岗，这个比例这么大，当时充满了很多的风险，他这一下子把所有的文官系统再次处于他的对立面。前几次文官系统和皇帝对立，是皇帝的昏庸，这一次整个文官系统和张居正的对立是文官系统的昏庸。改革首先就让他们既得利益失去了，这一份《陈六世疏》改革文件，比之《过秦论》、《言平论》、《龙隆论》（音），我个人认为，它虽然不是言词华美之言，但是每一个字读来都那么准确，都是针对国家的大事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改正的办法。因此，《陈六世疏》体现出一个大政治家的智慧。文章写得很华美不难，特别是政治论文，但是让他能够便于操作很难。我们很多政治家写的东西不具备可操作性，他的《陈六世疏》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张居正的改革第一从励志开始，第二，官员各就各位了，他还有一个特点，他的智慧是只动京官，不动地方官。为什么不动地方官，京官是在皇帝身边的，他也一整套的游戏规则，少了你照样运行，地方官不一样，现在三十万老百姓只有三个官，一动完以后三十万老伯性连找人都找不到了。他考虑到贴近老百姓的官员先稳住，贴近皇帝身边的这些人要先提高素质，要不然他们老在皇帝面前扇阴风点鬼火，老出坏主意。而地方官是听京官的，先把京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这一点他很高。
熊召政：第二点，他改革的是财政的五大政一头一头地来，中国说，要想当好一个在明代的经济改革家，要解决的是河政、漕政、税政、军政、龙政，长江、淮河的治理，这是经济的问题。漕政，所有的运输，明代的运输就是靠一条水，税政就是税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分灶吃饭他做得非常好，他当时把全国十大税官从地方政府薄利出来，直归中央。军政就是主兵和客兵的关系，明代朱元璋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不要让老百姓养活兵，屯兵制。这些人打仗的时候就打仗，不打仗的时候就种田，在边疆开垦很多的田免税，让他们有军人的户籍，儿子还是继承的户籍，比如一万人的一个兵营，每一代都保持一万人，自己养活自己。这样一来，朱元璋方式本来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但是最后也出了问题，都是“爷”，他根本打仗打不动，也没有办法。张居正觉得这不是办法，最后实行“客兵”，从社会上招募新兵重新训练打仗，把戚继光从浙江调到了北京军区司令，训练了五千多个兵作为全国的试点。这些兵怎么开支呢？吏也不能从老百姓那儿增加财政负担，他有一个办法，当时的“盐、茶、马”都是中央专控的，他说“你这一个商人能够给一百担粮食，运到陕西的榆林去以后，这一百担粮食捐出来以后是我们国家的，路上送到以后，我给你多少的“盐饮”的批文。在明代张居正一个卖盐的批文一个批文可以卖很多钱。他用这种方法让商人的流通领域增加了。军政里面过去是放牧，有马户，马户是免税的，必须三户养一匹马，这个马就是我们的装甲车，是明代主要的军事坐骑。“玩马士”是专门负责皇帝养马的。军马每年运到大同，怎么样扩大边疆的经营，把农户的养马解脱出来，更多的进口马，就产生外贸了。当年的首府夏衍为了通关外贸被腰斩，张居正就大胆地说“在蒙古和汉人之间，在大同设立最大的贸易点就是贩伸城”，最大的贩伸城就在呼和浩特，就是最大的外贸点。在军政上对农民的问题，这是张居正处理得比较好的。但是农民的赋税非常多，也非常碎，河滩上有很多的芦花，每年采芦苇编席子，无人认领的芦花你采是“芦克银”税，还有做棉絮的是“匠班银”的税务。有几十种的税，我是一个匠人，我死了以后，这个税一定十年，中间家人还要交税，这是不合理的，他一样样地理清，把小的合并做完。
熊召政：最后的基础上，给大户，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势”他全部从他们的手中增加纳税的渠道，他把整个政治向弱势渠道倾斜的时候让很多的王侯奖项对他不满，我书里面写的“子立银征税”，皇上封侯的时候同时也赠田，他第一个动的是孔圣人的后代，孔夫子的五十几代，每年他都要到北京面见皇帝朝圣一次，他很多的田是不交税的，是皇上增的，他一路上卖自己的土特产，从山东曲阜走到北京要走三四个月，一路做买卖。他提出让皇帝别让他走三个月，一个月内必须到，三年一次。另外让他的随从不得超过二十人，他每次一来是几百人，带来了游船倾一地，所有一连串的事情带动起来了。控制他的势力。龙虎山的张天师因为嘉庆皇帝信道教，把张天师赐二品银印，这是正部级了，让一个龙虎山的道士做正部级的官员，皇帝一上任以后把他的银印给收了，在张居正的建议之下。万历皇帝上任以后，张居正就琢磨着怎么限制张天师的后裔，张天师的后人走冯宝的路子走通了李太后，要回复他们的家族地位，而且得了银子，张居正感觉不干，给他一个银“上清宫六品铜印”，张居正在得罪巨势的时候，不管你有多高的威望，不管你有多大的影响，照班不误，任何路子他都不讲。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把政策向农民倾斜，在这个基础上丈量土地。
熊召政：当时豪强兼并土地是一种，第二种情况是我是小户，我不愿意交税给国家，我把土地并到你名下来，我告诉你每年给你交一点，每年给国家交一百斤粮食，我给你交五十斤，这个土地名义上给你。大户身边“非苑”的地，往往几十万亩，家家挂着，国库收不进来税。张居正说重新清理土地，当时皇帝赐给你一万亩，这一万亩你交低税，其他的照常征税，清丈土地，当时的大户恨不得把他煮了，他把他们所有的财富之路给挡了。土地清理完了以后他实行“一条鞭”，过去给皇上交税是“赋税”，什么是“赋”什么是“税”，今天叫什么是“行政收费”，那些是“费”，那些是“税”，过去也是这样的。一亩田出五个劳动力给国家，高官过街给他抬轿子，河堤缺口去防洪，这叫改“丁差”为“银差”，把所有一亩田应该交给国家的税统一起来。你五个交“丁差”，该交六斗粮食，一粮食值十个铜板，你叫六十个铜板，再叫二十五个铜板，共八十五个铜板，合起来是八千粮银子，你自己可以拿粮食自由卖。第一次用实物改成白银，一下子让极大的中国流通领域活了，出现了山西的钱仓，出现了很多的很多的全国通商口岸，出现了繁忙的商旅，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商人，极大地激活了整个商业领域的发育。这就是张居正在整个经济领域改革的成功。
熊召政：张居正上任的时候国库七百多亿的银子亏空了，他死的时候国库有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按他和乾隆最盛的时候比较，国力只相当于张居正执政时期的三分之二。三个皇帝做了九十年没有做成张居正十年的成就。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产值，中国当时是七千万人口。简单地讲的一下万历新政的改革力度和成就，怎么样评判万历新政的成就呢？国土充盈，巨大的财富支撑了明朝最后六十年的命运，可以让后代万历之后四十年不上朝。后来喜宗、光宗、崇祯（万历的孙子），万历有一个儿子两个孙子，他们乏善可陈，他们都是靠着这些。张居正贤人在朝的标准就是所有有用的人都在位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