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包公诞辰1008周年座谈会上，开封有关专家及包公后裔共同提出：政府应组织新任职干部面对包公像缅怀先贤，并立下廉洁正直、勤政为民的誓言（4月13日《东方今报》）。
笔者以为，这个到包公像前宣誓就职的建议对于人们希望达到的目的而言，作用不大。因为这个方法的目的旨在强化干部公正执法、不畏权贵的意识，强化干部不徇私情与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其认识论前提是：只要各级干部有了类似包公这样的观念意识和政治觉悟，那么，我们社会的廉洁公正以及严格执法的水平就会大大提高。包公像前宣誓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要人们尤其是领导干部不要忘记包公，要想一想自己在公正执法廉洁奉公方面与几百年前的法官包拯有什么差距。念誓词的作用，是通过大声朗读一些格言警句或责任目标条款（比如不能做什么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等等），通过庄严的仪式、洪亮的声音，加上包公的眼神，最终在参加宣誓的干部心中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产生某种心灵的震撼。
这是一种在革命组织和政党组织内经常采用的教育方法，就是现代选举政治中，当选官员的就职也要手摸圣经或者宪法宣誓。它是强化责任、明确任务、严格纪律的重要形式，也确实在现实中起到过很好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指向人的意识观念，旨在提高人的品质与道德素质的仪式，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有意义的宣誓，不在于誓词的完美，仪式的庄严，而在于宣誓者必须严肃认真的履行誓言。秘密革命时期，背叛誓言意味着受到全体同志的鄙视，甚至意味着失去生命；民主制下的总统，违背圣经意味着激起众怒、失去民心；违背宪法立刻会受到追究、失去权力甚至成为阶下囚。做到这一切，需要宣誓形式以外其他制度与行为的配合。如果包公像前的宣誓，没有宣誓之外其他制度行为的配合，那么单纯的宣誓就会成为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形式。
对比一下类似的旨在改变人的意识、观念、作风的其他做法，比如廉政广告，比如小学生当廉政监督员这样一类措施形式所起的作用，就可以明白，包公像前的宣誓所可能起到的实际作用。
比如，在城市的显眼之处或者在政府门前，树立几块这样的广告牌，上面写着：“为了你的家庭幸福，请注意廉洁奉公”，“某某某纪委提示：今年过节不收礼”，再辅之以生动形象的画面，确实让人看了心头一怔。这和交通法规宣传牌对司机的警示作用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和现实的约束，仅靠这样的广告牌就很难起到什么作用。在交通安全上，由于车祸猛于虎，保住自己性命和家庭幸福的实际压力时时约束着每一个开车者。即使这样，离开了交警的严格执法，离开了从吊销执照、罚款到治安拘留等制裁措施，交通安全广告的作用就微乎其微。同样，如果廉政广告之后，没有实际的制度与做法跟进，对于不注意家庭幸福，不严格要求自己，依然在过节或不过节的日子里收礼的人，实行一丝不苟的处理，实施严重的制裁，那么廉政广告就起不到任何实际的约束作用。
让小学生当父母长辈们的廉政监督员，这个初衷良好的愿望，所以被人们视作“摆家家”，就是因为这个举动背后的实际约束力等于零。一者，干部廉政不廉政这个事情的判断不是小学生可以胜任的，需要考虑现实的社会环境、党规党法以及行政管理制度的规定与改变。倘若大人们的一些行为做法连小孩都能看出它是违法或者违纪的，我们却视而不见，那只能说明这些行为做法早已成为惯例，成为无法撼动的事实，大人们对此尚无可奈何，小孩又怎么能监督得了。二者，廉政方面的许多事情是小孩看不到也看不懂的，让小孩当这些事情的监督员无疑于聋子的耳朵。再者，让小孩监督大人，实际上是让儿子监督老子，让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监督监护人，让没有经济收入的人监督抚养自己的人，地位的悬殊与亲情的制约，最终只能是这样的监督失去任何效果。
当然，按照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自然规律，社会上也许有极少数的小孩拥有特殊的智慧和超越常人的正义感、道德感，他们能够监督自己的父母并使他们受到约束。古今中外历史中大义灭亲的故事，今天社会中子女控告父亲包二奶的事迹，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但这些事情都是极为罕见的例外，不能借此评判小学生当廉政监督员能够起到作用。
回到包公像前的宣誓，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包公这样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包公的故事经过人们几百年演义、传诵，早已具有了理想和神话的成分。人们为什么不愿做包公，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清楚，一是做不成，二是做包公的代价太大。在一些单位、地方，恐怕连傻瓜都很清楚，你若违背领导意志办案或处理行政事务，十有八九会卷铺盖或者失去美好前程。现在的法官或者官员不敢违背领导意志，严格按法律或政策办事，还因为领导有权力影响改变法律的判决、政策的执行，一般的法官或干部根本阻挡不了；更因为坚决不顾领导旨意，严格按照法律和政策行事的人常常遭遇失败，遭遇打击，常常因此付出很大的政治经济乃至精神代价。一些官员何以敢于徇私枉法，行司法审判地方化之实，就是因为徇私和枉法的成本很低、机会很多、利益很大，而看领导眼色办事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前途较辉煌。
按说，在中国这样一个青天意识浓厚，人们视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为神仙的国度，哪一个法官或者干部没有一点为民做主、当一回青天的冲动。可为什么很少青天问世，这恐怕与现实中当包公实在太难，就是效法包公也不可能有关。包公所以能够成为包公，其实还与当时特定的制度环境有关，他至少还有皇帝授予的三口铡刀：龙头铡（铡皇亲国戚）、虎头铡（铡文武百官），狗头铡（铡平民百姓），拥有先斩后奏之权。现代的年轻包公，不是不了解老包公的事迹，而是没有尚方宝剑，所以在依法行事、处理具体问题时，就常常显得没有阳刚之气。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人们时时想起老包公的宣誓就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笔者以为，这个到包公像前宣誓就职的建议对于人们希望达到的目的而言，作用不大。因为这个方法的目的旨在强化干部公正执法、不畏权贵的意识，强化干部不徇私情与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其认识论前提是：只要各级干部有了类似包公这样的观念意识和政治觉悟，那么，我们社会的廉洁公正以及严格执法的水平就会大大提高。包公像前宣誓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要人们尤其是领导干部不要忘记包公，要想一想自己在公正执法廉洁奉公方面与几百年前的法官包拯有什么差距。念誓词的作用，是通过大声朗读一些格言警句或责任目标条款（比如不能做什么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等等），通过庄严的仪式、洪亮的声音，加上包公的眼神，最终在参加宣誓的干部心中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产生某种心灵的震撼。
这是一种在革命组织和政党组织内经常采用的教育方法，就是现代选举政治中，当选官员的就职也要手摸圣经或者宪法宣誓。它是强化责任、明确任务、严格纪律的重要形式，也确实在现实中起到过很好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指向人的意识观念，旨在提高人的品质与道德素质的仪式，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有意义的宣誓，不在于誓词的完美，仪式的庄严，而在于宣誓者必须严肃认真的履行誓言。秘密革命时期，背叛誓言意味着受到全体同志的鄙视，甚至意味着失去生命；民主制下的总统，违背圣经意味着激起众怒、失去民心；违背宪法立刻会受到追究、失去权力甚至成为阶下囚。做到这一切，需要宣誓形式以外其他制度与行为的配合。如果包公像前的宣誓，没有宣誓之外其他制度行为的配合，那么单纯的宣誓就会成为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形式。
对比一下类似的旨在改变人的意识、观念、作风的其他做法，比如廉政广告，比如小学生当廉政监督员这样一类措施形式所起的作用，就可以明白，包公像前的宣誓所可能起到的实际作用。
比如，在城市的显眼之处或者在政府门前，树立几块这样的广告牌，上面写着：“为了你的家庭幸福，请注意廉洁奉公”，“某某某纪委提示：今年过节不收礼”，再辅之以生动形象的画面，确实让人看了心头一怔。这和交通法规宣传牌对司机的警示作用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和现实的约束，仅靠这样的广告牌就很难起到什么作用。在交通安全上，由于车祸猛于虎，保住自己性命和家庭幸福的实际压力时时约束着每一个开车者。即使这样，离开了交警的严格执法，离开了从吊销执照、罚款到治安拘留等制裁措施，交通安全广告的作用就微乎其微。同样，如果廉政广告之后，没有实际的制度与做法跟进，对于不注意家庭幸福，不严格要求自己，依然在过节或不过节的日子里收礼的人，实行一丝不苟的处理，实施严重的制裁，那么廉政广告就起不到任何实际的约束作用。
让小学生当父母长辈们的廉政监督员，这个初衷良好的愿望，所以被人们视作“摆家家”，就是因为这个举动背后的实际约束力等于零。一者，干部廉政不廉政这个事情的判断不是小学生可以胜任的，需要考虑现实的社会环境、党规党法以及行政管理制度的规定与改变。倘若大人们的一些行为做法连小孩都能看出它是违法或者违纪的，我们却视而不见，那只能说明这些行为做法早已成为惯例，成为无法撼动的事实，大人们对此尚无可奈何，小孩又怎么能监督得了。二者，廉政方面的许多事情是小孩看不到也看不懂的，让小孩当这些事情的监督员无疑于聋子的耳朵。再者，让小孩监督大人，实际上是让儿子监督老子，让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监督监护人，让没有经济收入的人监督抚养自己的人，地位的悬殊与亲情的制约，最终只能是这样的监督失去任何效果。
当然，按照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自然规律，社会上也许有极少数的小孩拥有特殊的智慧和超越常人的正义感、道德感，他们能够监督自己的父母并使他们受到约束。古今中外历史中大义灭亲的故事，今天社会中子女控告父亲包二奶的事迹，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但这些事情都是极为罕见的例外，不能借此评判小学生当廉政监督员能够起到作用。
回到包公像前的宣誓，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包公这样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包公的故事经过人们几百年演义、传诵，早已具有了理想和神话的成分。人们为什么不愿做包公，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清楚，一是做不成，二是做包公的代价太大。在一些单位、地方，恐怕连傻瓜都很清楚，你若违背领导意志办案或处理行政事务，十有八九会卷铺盖或者失去美好前程。现在的法官或者官员不敢违背领导意志，严格按法律或政策办事，还因为领导有权力影响改变法律的判决、政策的执行，一般的法官或干部根本阻挡不了；更因为坚决不顾领导旨意，严格按照法律和政策行事的人常常遭遇失败，遭遇打击，常常因此付出很大的政治经济乃至精神代价。一些官员何以敢于徇私枉法，行司法审判地方化之实，就是因为徇私和枉法的成本很低、机会很多、利益很大，而看领导眼色办事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前途较辉煌。
按说，在中国这样一个青天意识浓厚，人们视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为神仙的国度，哪一个法官或者干部没有一点为民做主、当一回青天的冲动。可为什么很少青天问世，这恐怕与现实中当包公实在太难，就是效法包公也不可能有关。包公所以能够成为包公，其实还与当时特定的制度环境有关，他至少还有皇帝授予的三口铡刀：龙头铡（铡皇亲国戚）、虎头铡（铡文武百官），狗头铡（铡平民百姓），拥有先斩后奏之权。现代的年轻包公，不是不了解老包公的事迹，而是没有尚方宝剑，所以在依法行事、处理具体问题时，就常常显得没有阳刚之气。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人们时时想起老包公的宣誓就起不了太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