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什么东东？文化可以定义吗？我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俩字：智慧。
12年前，我有幸在五台山黛螺顶的五方文殊殿向殿内主持请教过“佛”的定义。当时的一幕令我至今难以释怀。那位年届四十有余却居然唇红齿白的高憎告诉我：“佛就是前知五亿年，后知五亿年。”
“您是说佛就是智慧吗？”我似乎有所顿悟。“没错，佛就是智慧，是普度众生的智慧，也是无可战胜的智慧。”
从此，我对凡称得上是文化的东西都格外敬畏。
到了后来，我非常想知道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中国文化的核心又是什么？否则，我感到自己无处立身。
幸好我读书还算多，悟性还算好，于是，不久就有了答案：西方文化的核心是“禧年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万岁文化”。
所谓禧年，是以七年为一个周期，前六年可以耕种，地上自生的可以收获，后一年不得耕种，地上自生的也不得收获，这一年或第七年就是禧年。进一步说，每隔六年一个小禧年，每隔四十九年，第四十九年也是小禧年，第五十年则是大禧年。每千年有一个千禧年，19个大禧年，140个小禧年。
所谓万岁，原本是一句朝廷之上的祈福语，但中国的皇帝并不像某些外国人想象得那样傻，误以为天子自有天寿，而是用来表达百姓盼望国家不发生战乱以至长治久安的意愿。
表面上看，这两种文化似乎可以概括为一个共同的核心，即“可持续”（Sustainable），或者是“一个核心，两种表述”。但仔细分辨，还是能够发现其中的区别。这就是西方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文化更加注重人与社会的关系。我不得不说中国文化更胜一筹，原因不仅是中国古代制度史当中不乏休养地力、封山休渔的法典，更重要的是，历史一再证明，朝代更迭，或战争，或动乱，足以对生产力构成最严重的破坏。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
于是，我尽可能按照“万岁文化”的指引来安排我的生活和工作，包括股票投资在内。
说到股票投资，我的体会是，8％的时间用来掌握信息，1％的时间用来决策，另有1％的时间用来操作，剩下80％的时间则用来心理调适。其中，“万岁文化”是贯穿始终的。在掌握信息这一环节，我坚守一切必须满足可持续增长或未来几年公司业绩成长性出色的原则。在决策环节，我坚持必须选择最好的股票（当然，现实往往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一是公司未来成长性最好，二是当前股价预期市盈率最低，并总是保留必要的后备选项。在操作环节，我坚信适当的波段式操作以及在股价整理、调整过程中适当的做倒差足以借助复利的魔力战胜股价波动风险。在心理调适环节，我总是告诫自己，自己所选择的股票是最好的股票，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能够改变我的看法……
至于我最近所考虑的学术问题，无一不与“万岁文化”有关。比如，在生产力总是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转移以至中国的出口具有持续增长潜力的背景下，央行不可能无限度地提高存款准备比例，以吸收流动性过剩，否则，就算央行不会因过度负债而破产，许多中低收入者也会因过度通货膨胀而破产；在连续10年国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值小于储蓄增加值的基础上，以限制投资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应该也不可能持续下去，否则，将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就业不足和贫富分化，甚至连“民生”这个词都不敢正视；除非对各种不法行为予以严格监管，除非在积极扩容的同时严格执行摘牌制度和退市制度，否则，投资者就会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绩差低价股，以至市场平均市盈率被不当推高，最终过早地结束牛市，并在泡沫破灭的情况下殃及宏观经济；除非鼓励而不是限制以企业技术进步为目的的固定资产投资，否则，未来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必然越来越遭，选择洗脚工而不是获得与他们专业素质相一致的就业机会的大学生就会越来越多，高等教育甚至整个教育系统就会陷入效率黑洞……
顺便说一句，不要嘲笑我“白天炒股票、晚上写博客”。想当年，凯恩斯以及更多的经济学者都是“边干边学”，而且大多干着股票投资这门营生。这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12年前，我有幸在五台山黛螺顶的五方文殊殿向殿内主持请教过“佛”的定义。当时的一幕令我至今难以释怀。那位年届四十有余却居然唇红齿白的高憎告诉我：“佛就是前知五亿年，后知五亿年。”
“您是说佛就是智慧吗？”我似乎有所顿悟。“没错，佛就是智慧，是普度众生的智慧，也是无可战胜的智慧。”
从此，我对凡称得上是文化的东西都格外敬畏。
到了后来，我非常想知道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中国文化的核心又是什么？否则，我感到自己无处立身。
幸好我读书还算多，悟性还算好，于是，不久就有了答案：西方文化的核心是“禧年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万岁文化”。
所谓禧年，是以七年为一个周期，前六年可以耕种，地上自生的可以收获，后一年不得耕种，地上自生的也不得收获，这一年或第七年就是禧年。进一步说，每隔六年一个小禧年，每隔四十九年，第四十九年也是小禧年，第五十年则是大禧年。每千年有一个千禧年，19个大禧年，140个小禧年。
所谓万岁，原本是一句朝廷之上的祈福语，但中国的皇帝并不像某些外国人想象得那样傻，误以为天子自有天寿，而是用来表达百姓盼望国家不发生战乱以至长治久安的意愿。
表面上看，这两种文化似乎可以概括为一个共同的核心，即“可持续”（Sustainable），或者是“一个核心，两种表述”。但仔细分辨，还是能够发现其中的区别。这就是西方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文化更加注重人与社会的关系。我不得不说中国文化更胜一筹，原因不仅是中国古代制度史当中不乏休养地力、封山休渔的法典，更重要的是，历史一再证明，朝代更迭，或战争，或动乱，足以对生产力构成最严重的破坏。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
于是，我尽可能按照“万岁文化”的指引来安排我的生活和工作，包括股票投资在内。
说到股票投资，我的体会是，8％的时间用来掌握信息，1％的时间用来决策，另有1％的时间用来操作，剩下80％的时间则用来心理调适。其中，“万岁文化”是贯穿始终的。在掌握信息这一环节，我坚守一切必须满足可持续增长或未来几年公司业绩成长性出色的原则。在决策环节，我坚持必须选择最好的股票（当然，现实往往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一是公司未来成长性最好，二是当前股价预期市盈率最低，并总是保留必要的后备选项。在操作环节，我坚信适当的波段式操作以及在股价整理、调整过程中适当的做倒差足以借助复利的魔力战胜股价波动风险。在心理调适环节，我总是告诫自己，自己所选择的股票是最好的股票，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能够改变我的看法……
至于我最近所考虑的学术问题，无一不与“万岁文化”有关。比如，在生产力总是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转移以至中国的出口具有持续增长潜力的背景下，央行不可能无限度地提高存款准备比例，以吸收流动性过剩，否则，就算央行不会因过度负债而破产，许多中低收入者也会因过度通货膨胀而破产；在连续10年国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值小于储蓄增加值的基础上，以限制投资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应该也不可能持续下去，否则，将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就业不足和贫富分化，甚至连“民生”这个词都不敢正视；除非对各种不法行为予以严格监管，除非在积极扩容的同时严格执行摘牌制度和退市制度，否则，投资者就会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绩差低价股，以至市场平均市盈率被不当推高，最终过早地结束牛市，并在泡沫破灭的情况下殃及宏观经济；除非鼓励而不是限制以企业技术进步为目的的固定资产投资，否则，未来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必然越来越遭，选择洗脚工而不是获得与他们专业素质相一致的就业机会的大学生就会越来越多，高等教育甚至整个教育系统就会陷入效率黑洞……
顺便说一句，不要嘲笑我“白天炒股票、晚上写博客”。想当年，凯恩斯以及更多的经济学者都是“边干边学”，而且大多干着股票投资这门营生。这没什么见不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