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中国为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打造了一个崭新的基础，使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成功地结束了中国长达一个半世纪饱受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凌辱和统治的历史。而与此同时，他也使中国几乎与世隔绝。毛泽东谢世后，邓小平作出了经济上的双重决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邓小平是一个务实而理智的政治家，他不受固定的意识形态束缚，因此没有使用革命的手段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而是采取了许多小步子，但目标明确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谁要是熟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如今再去北京、上海或广州，他将不得不为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感到惊讶。
　　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多次访问过中国，目睹了中国经济的渐进演变。将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8％，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我也经历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1975年，中国在日本面前经济上还有明显的自卑感，现在代之而起的是在数十年内赶上然后超过日本的自信心。70年代，每个中国人被迫学习和背诵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套话，如今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一个由大银行、大公司和证券交易所通过信贷和资本扶持经济的国家，一个由众多大大小小的私人企业家推动经济发展而同时也使自己变得富有的社会，自然不会奉行源自前苏联的集体主义思想。如果说，今天在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各省，私人储蓄率之高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那么，这是由于缺乏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促使千千万万中国人不得不得出这种结论的缘故，但这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对国家经济未来发展和人民币购买力稳定充满信任。
　　在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省份，数亿中国人爆发出人类有史以来异乎寻常的活力。中国历史记载着三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今天我们知道，早在欧洲中世纪末期，中国在文明方面取得的成就已超过了欧洲。当然，尽管有丝绸之路和马可波罗，当时欧洲和中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到了近代，先是欧洲，后来是美国，最后是日本均超过了中国。它们利用技术上和军事上的优势，通过发动鸦片战争以及在沿海地区建立殖民地和开辟“租界”，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当这一时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刚刚成为过去时，美国、日本、俄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又散布对中国这个共产主义中央帝国的恐惧。
　　大约在十年前，中国经济的新活力就使美国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中国是未来战略上的甚至是军事上的竞争对手。对未来军事强国的担心以及对拥有核武器的中国会滥用其力量的担心是否有理呢？目前，我确信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因为，至少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个幅员广袤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国内问题和任务，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会避开任何可以避免的战略风险。中国必须把国内问题放在首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再过几十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占世界第二位。但讲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在长时间内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从沿海地区开始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正确的，因为那里的人们从海上贸易中还保留着一些企业经营的残余传统。港口使他们能够与香港和台湾的海外华人进行经济往来，因为同他们恢复传统联系比较容易。此外，沿海地区建立的经济特区规模都比较小，在那里进行的试验随时可以监测，一旦发生问题可以随时中断。
　　有鉴于这样的发展，老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广阔的内地和西部地区必然会落后于沿海地区。那里有3亿到4亿员工在陈旧的国有企业里工作，其中部分企业规模很大，但效益极差。它们要为国有大银行的大部分坏账负责，它们要么不能充分地付息或还债，要么根本就无法付息或还债。国有企业需要改造或者用新的企业替代它们，但大多缺少基础设施，特别是缺少铁路和公路。而没有铁路和公路，要创造新的、能带来效益的就业岗位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今后几年内至少还会有上亿的农业和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为此需要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以及修建市政设施。中国最大的城市重庆如今已有3000万人口，北京人口也只有它的一半。
　　虽然有些大城市的生活水平比农村高出几倍至十倍，但是，对于老人和失业者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有充分的国家保障体系。每年还有1500万～16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市场。银行体系因不得不为所有新老企业提供贷款而呆账累累，没有利息收入而只能承受损失。不仅仅只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指望，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会延续数十年之久。中国也将面临经济危机，包括能源和水资源供应不足。
　　除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外，中国还面临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大城市的年轻人，比如在黄河、长江和珠江三个三角洲地区，人们热衷于西方消费标准——电视、手机、因特网等等——和新的经济自由，而旧的共产主义观念已经无法适应这些新的现象。当今25岁的年轻人再过10年后，将面临一个用什么准则去教育自己子女的问题。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会重新拾起孔子的伦理学说，使之得到补充并适应现实情况。几年前，有一次与邓小平谈话时，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一个儒家党。邓只是说:“是吗？”事实上，儒家观念在中国人相互交往中起的作用要比公开承认的大得多。家庭和睦，尊重老人，教育后代，勤劳节俭，乃至当权者对人民负有义务和责任，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从千百年前传承下来的价值观念。
　　今天，中共试图在儒家思想、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平衡。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平衡术玩弄得太长了。特别是那些曾经留学欧美的人士，他们更希望儒教与民主交汇融合。一些年纪较长的不同政见者则明白，必须等待发展。在我看来，中国由于从未有过一个统一的宗教，现代的儒教很可能作为一种世界观，填补当今意识形态的真空。毕竟我们欧洲人也不仅信仰基督教和保罗教皇，而且也崇拜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哲学。而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斯多葛派相比，孔子只是年纪稍长一些，其后继人孟子则稍为年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