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和达能掐架，本来犹如两口子干仗，旁人只能有看法没办法。但是自从当事双方把房帷恩怨公之于众之后，知识分子阶层就坐不住了。
本来，中国人自古有强龙难压地头蛇之说。譬如前些年上海人到外地旅游，大概是因为来自大城市的优越感和仗着自己成群结队，总有意无意地冒犯他人，有时难免擦枪走火引发群殴。有几次发生此类事件，本人正好有机会作壁上观，发现结局多半是：上海人越打越少，本地人越打越多。即便打进了派出所，在裁决时也还是本地人占上风。
在娃哈哈与达能的争端中，娃哈哈这个“地头蛇”虽然祭出了诸如保护民族产业之类的大旗，却似乎未能有效发动群众。相反，达能倒是步步紧逼，刚在斯德哥尔摩提起仲裁，又到美国正式起诉。
而在中国国内，虽然也出现了某县政府声援娃哈哈、经销商宣布效忠宗庆后之类的小高潮，但知识分子阶层对宗庆后却很不留情面。
2007年4月上旬，争端刚刚曝光，财经作家吴晓波就提出质疑：“受害者”宗庆后？文笔犀利、直抒胸臆，指出“自始至终，达能并无大错”，“宗庆后之诉求颇有可商榷的地方”。
说实话，当时看到这篇文章我也吓了一跳！吴晓波是谁？他可是《非常营销》的主要作者——那本书应该是第一本通过对娃哈哈翔实调研之后撰写的关于娃哈哈研究的权威著作。从那本书可以看到，吴晓波对娃哈哈及其当家人是怀着十二分敬意的。
晓波为何要“帮外人说话”？可以参见他4月9日那篇文章的结尾部分：我做此文，颇为犹豫……此文一出，十多年交情或许付之一炬。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这把火再烧下去，对中国商业的健康成长实在不利，也被国际舆论“看笑话”。冒险而作，文责自负。
商业评论家王育琨则更不客气地指出：娃哈哈与达能的论战，根本问题在于宗庆后缺乏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在这场争吵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世人展示，他不过是一个为着家族的蝇头小利而不断毁约的小商人。而这个小商人的荒唐举动，则是要靠全体中国企业为其付出代价。
我和一些企业界、媒体圈、政界的朋友私下交流的时候，有人说道：宗庆后一向来不太看得起知识分子，对媒体也不够友好，所以事情出来之后大家都不太愿意帮忙。
的确，在中国得不到知识分子的支持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洪秀全极端仇视读书人，结果湘军成了扑灭太平天国的主力；张献忠见读书人就杀，结果自己战败身亡后还要被牢牢地钉在公共历史认知的耻辱柱上……
那么，如果宗庆后一直和媒体以及知识界保持友好的关系，吴晓波、王育琨是否就帮他说话？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对此事的分歧无关利益，而是价值观大相径庭！
大约在2003年前后，在北京开始出现诸如“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或曰“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分野——原来要成为“知道分子”不难，成为“知识分子”则很不易。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知识分子心存敬畏，懂得反思和忏悔。而这样的人，自然是不肯拉偏架的。（邹建锋于2007-06-08）
本来，中国人自古有强龙难压地头蛇之说。譬如前些年上海人到外地旅游，大概是因为来自大城市的优越感和仗着自己成群结队，总有意无意地冒犯他人，有时难免擦枪走火引发群殴。有几次发生此类事件，本人正好有机会作壁上观，发现结局多半是：上海人越打越少，本地人越打越多。即便打进了派出所，在裁决时也还是本地人占上风。
在娃哈哈与达能的争端中，娃哈哈这个“地头蛇”虽然祭出了诸如保护民族产业之类的大旗，却似乎未能有效发动群众。相反，达能倒是步步紧逼，刚在斯德哥尔摩提起仲裁，又到美国正式起诉。
而在中国国内，虽然也出现了某县政府声援娃哈哈、经销商宣布效忠宗庆后之类的小高潮，但知识分子阶层对宗庆后却很不留情面。
2007年4月上旬，争端刚刚曝光，财经作家吴晓波就提出质疑：“受害者”宗庆后？文笔犀利、直抒胸臆，指出“自始至终，达能并无大错”，“宗庆后之诉求颇有可商榷的地方”。
说实话，当时看到这篇文章我也吓了一跳！吴晓波是谁？他可是《非常营销》的主要作者——那本书应该是第一本通过对娃哈哈翔实调研之后撰写的关于娃哈哈研究的权威著作。从那本书可以看到，吴晓波对娃哈哈及其当家人是怀着十二分敬意的。
晓波为何要“帮外人说话”？可以参见他4月9日那篇文章的结尾部分：我做此文，颇为犹豫……此文一出，十多年交情或许付之一炬。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这把火再烧下去，对中国商业的健康成长实在不利，也被国际舆论“看笑话”。冒险而作，文责自负。
商业评论家王育琨则更不客气地指出：娃哈哈与达能的论战，根本问题在于宗庆后缺乏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在这场争吵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世人展示，他不过是一个为着家族的蝇头小利而不断毁约的小商人。而这个小商人的荒唐举动，则是要靠全体中国企业为其付出代价。
我和一些企业界、媒体圈、政界的朋友私下交流的时候，有人说道：宗庆后一向来不太看得起知识分子，对媒体也不够友好，所以事情出来之后大家都不太愿意帮忙。
的确，在中国得不到知识分子的支持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洪秀全极端仇视读书人，结果湘军成了扑灭太平天国的主力；张献忠见读书人就杀，结果自己战败身亡后还要被牢牢地钉在公共历史认知的耻辱柱上……
那么，如果宗庆后一直和媒体以及知识界保持友好的关系，吴晓波、王育琨是否就帮他说话？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对此事的分歧无关利益，而是价值观大相径庭！
大约在2003年前后，在北京开始出现诸如“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或曰“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分野——原来要成为“知道分子”不难，成为“知识分子”则很不易。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知识分子心存敬畏，懂得反思和忏悔。而这样的人，自然是不肯拉偏架的。（邹建锋于2007-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