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欣明

    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到位的政府；最好的政策是最合适的政策；最理性的理性是知道什么是理性；回到规律上首先发现哪些是规律！  

【关键词】

■齐家、治国、平天下；主线、枝干；房地产；社会保障；茅于轼；董藩；易宪容；戴欣明；理智；疯狂；法制经济；人文经济；唯理论；生存寻租（新词）；井底文人（新词）；经济学家

    我们国家的经济方针本身没有错，人民追求生存的权力没有错，企业获取利润没有错，但是一定有人错了，不然就不会有房地产界的今天的状态。  

    在当下，很多行业要回归理性，回到规律上来，房地产业更是如此。  

    理性是这样的轨迹：“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齐家”就不能“治国”！更不能“平天下”！  

    我们的房地产理性吗？回答是肯定的——不理性。在不理性的情况下，对规律的把握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就会鱼龙混杂。这几年房地产市场的疯狂触动大家的灵魂，大有灵魂出窍之势，而有些已经出窍了，在本该让我们享有安逸生活的天空中上演着天际大战！似乎到现在还没有分出个胜负！

    威廉.筏隐(William E . Vine)指出：“普遍来说，灵是较高的要素, 而魂则较低。灵可说是神赐予人的生命本能，魂则是在个人里面的生命表现，而体是灵与魂所活动的物质生物或机体。”正因为灵魂的这种三位一体的特性，他产生的力量也是巨大的。  

    曾经，有些人愿意在市里、省里、甚至全国做个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样就会为所代表的群体说些话，搞些“权力寻租”，还好，国家最高层的理智让很多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市场”，但是依然有一些人可以实现其“权力寻租”的愿望，上演着“一条鱼腥一锅汤”落力演出。当然，我们中很多人在群策群力地为我们这个社会付出应尽的义务，但是也有些人的建议不科学、不理性，容易鼓动百姓的反政府、反社会、反房地产开发商的情绪，这是较高的一部分“灵”的作用，而媒体就像“魂”一样紧跟，猛炒。作为百姓这个“体”，所能承受的是不堪重负，而这个体又必须向前走，不知道哪天会这样，这时的三位一体却分离了！各有各自的调子，犹如发羊癫风——不着调！  

    我之所以用这样的开头，因为我们的房地产界已经神出鬼没了！  

    正像董藩在《是房地产业疯了，还是我们疯了》文章中所说：  

    『这一年来，因为房价仍然在涨，因为房地产市场秩序仍有些混乱，因为仍有商品房存在质量问题，因为仍有个别开发商骗贷，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整个房地产业都在承受着太多的责难：房地产主管部门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敢说话……甚至被要求“辞职谢罪”；地方政府官员不敢说话……开发商大多不敢说话，……连那些与房地产业沾边的真正研究地产的学者们，大多也不敢说话了，因为一说话就被指责为“开发商的走狗”、“拿了开发商的钱”，或“没有良心的御用文人”。

    ……好像大家一致的感觉是房地产业已经“疯”了！到网上看看外国的评价，也认为中国房地产业变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中国房地产业真的“疯”了吗？肯定有问题……

     但是，真正可怕的不是房地产业“疯”了，而是我们“疯”了——我们也的确“疯”了！  

    如果我们的消费者不是“疯”了，就不会一边指责房价高一边拼命买房，更不会出现为数不少的“小业主”；如果我们的业主们不是“疯”了，就不会一边想法设法甚至弄虚作假申请贷款，一边骂银行把自己变成了“房奴”；如果我们的金融部门不是“疯”了，就不会一边控制信贷规模，强调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一边不断对房贷业务进行创新，拼命去诱惑消费者贷款；如果某些具体的政策制订者不是“疯”了，就不会在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积极发展二手房市场和租赁市场主张的同时，不动脑筋地推出一些打击二手房交易活动的税收政策来；如果某些地方官员不是“疯”了，就不会冒着被摘掉“乌纱帽”的风险，违反规定大片放地，更不会弄出个“公布商品房成本”的笑话来；如果我们的读书人不是疯了…… 』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不需要疯子，是有无奈的选择！但是，从20多年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逐渐实现法制化，而到如今这条主线还没有理顺，这条主线的周围包含着无数的次线：最重要的是“人文（人文中不良的成分）”这条线，在一定时期还成为主线，同时让法制这条真正的主线很难清晰，概况起来就是“人文”包裹下的体制，一代代人在剥离这个外层，而另一伙顽固的势力在奋力地把刚刚见到的真正属于人民的东西覆盖掉！而这些人如今已经改头换面地变成了经济学家、乃至什么“长”。 

 

    ■■■法制经济就是“治国”，只有政策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加快完善，同时要到达所有应该到达的地方，才能有发达的市场经济。■■■  

    我们受制于中国特有的“人文约束”太久，在这个本不应该有的约束下，我们很多事情不能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房地产业明显就是这样的行当。“宁可食无处，不可居无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思想从头到脚地贯穿我们的身体。每一项政策都在同这些“人文”思想做坚强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留下了千疮百孔。  

    从宏观上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国家在在千方百计地健全我们的法律法制，同时，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事物需要法律的约束，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反应出法制法规的不完善，而这个跟进速度远远小于立法速度。我想社会中每一个有意识的一员，只要你稍微留心就会发现这方面的缺失已经到了补救还来不及的地步，客观地看这也有其正常的一面。  

    在日常生活上，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很多市民发现问题越来越多？2006年深圳电视台曾经有一个节目叫《政协论坛》，其中，有嘉宾讲：“很多市民来信说我们的食品合格率为什么越来越低了，难道是我的食品问题越来越突出了吗？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原来的食品问题更严重。以前，我们检测不出来问题就让它合格了。现在我们的检测水平上去了，这让以前不是问题的问题暴露出来。”暴利出来一方面要向人民解释，另一方面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这说明我们市场的发展进程还是很快的，也就是应为很快，所以就要加速立法。在这个进程当中，很多原来不是问题的问题都出现了。  

    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以前没有市民房子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多了与我们的认识上去了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的意识能“检测”出问题了！

     按揭购买商品房，20年前还是非常陌生的词汇，现在与此有关的问题可以讲层出不穷，问题的反应也大于立法的速度，难道就不能在问题出现之前，或出现后马上进行纠正？这里面有很深层次的原因。有部分经济学家错误引导，有不明究理的次级政府官员的对政策的错误解读，比如：“很多人认为土地增值税是为了打压房价，这明显是错误的，”高海燕如是说：“其实是打压开发商，处使房地产界良性发展。”而在现实中的很多人，甚至是一些领导都认为这样可以打压房价！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下，在没有健全的政策、法规，很容易被这些人为所欲为，而那些有能力的政府官员、学家的呼吁也就显得杯水车薪，正像谎话被重复了100变就会变成真理一样。  

    在这个恶性循环的“主流思想”下，那些本不应该出现的事物如雨后春笋，比如：我们的个人集资建房，如果懂得房地产企业运营就知道这个不可行，即使有人成功，那仅仅是个案。也如高海燕所说：“那不是规律。”不符合市场规律还要登大雅之堂！难道是倡导个人集资建房或个人合作建房这些人的错误吗？明显的不是，这完全是政策不健全、法律法规不完善下的畸形产物。通过这样的事情的运作，可以让一部分人钻些空子，又会留下一堆烂摊子，引起社会的动荡。难道很多立法就一定要到某个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做，任由自生自灭或自行解决？！这非常向早年的包工头企业，一年营业额10多亿，管理一塌糊涂，而在那个时候却是正常的，正像当下的一些宏观政策方面。很多问题一出现，受害者却发现找不到支持自己合法权益的条文，有的时候找到了，却发现是改革开放前的，比如铁路肇事赔偿，根据76年的一个条例，一个人就赔偿150元。  

    古人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修身”是个开始，最终达通过“齐家、治国”实现“平天下”，但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并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喜欢那些对于他们有利的“人文”，甚至是可以随意地跳过去，钻个空子就可以跳过“修身、齐家，”去“治理”企业了，治理社会了，这样的思维无疑是“平天下、治国、平家、修身”的顺序，有赚取第一桶黑金后改邪归正的味道，在实际的操作中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大量存在。企业作为社会中必不可少的单位，也因此跟着走“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的过程。  

    我在建设企业的摸爬滚打中，有个明显的感触，只要做到“法制经济”，就能让“人文经济”让位。就拿深圳而言2003年初政府项目的招投标实施，让企业的请客吃饭这笔业务费用一下子降低了70％，其中刚刚实施的时候，由于运行的不健全，业务费有过大幅度提高的过程，但很快就下来了，这就是好政策的力量。因为企业的存在一定是用最少的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任志强也说过类似的话。如果花去一些成本能获取更多的利益，哪一个办企业的人都会做，即使现在叫喊开发商如何有问题的人，成了企业主也会一样像他们那样做。那些建设企业要获取那些项目，才能治理企业，才能“优化”一下家里（企业）。有可能的话企业主再做个什么委员，为自己寻寻“租”！并不是企业想这样做，企业永远是个“滑头的商人”，这也是市场赋予它的定义。这是整个国家经济引导与政策导向的问题，也是一个阶段的产物。

     房地产开发中的企业无不遵循他们应该遵循的市场经济法则，既透过现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获取无可厚非的利润，企业的利润更多的来源于政策失误、法律法规的漏洞，而不是企业本身，这些是很多经济学家们搞不清楚的，只是有个概念而已，摸不到头脑；因为他们没有经营过企业的经历，没有实战过。从道义上讲似乎可以谅解他们的水平，因为他们也是人，也要生活，也要“寻”他们的“租”，但是他们参与制定的政策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是不应该被饶恕的。  

    我一直强调市场经济是约束经济，约束不到位的危害最大，而我们却是有意无意地强调了“人文经济”，是那些措施让市场经济变成了所谓的“人文经济”。这让一些比这些制定政策者还聪明的人钻空子；钻法律的空子，结果是祸国殃民还殃及自己。有的人甚至不得不进去，他们也后悔，但是哪里有太多的诱惑；政策的后门。很多贪污腐败的案子无不说明，有些人不想犯罪，那些典型的案件里，受贿成千万的款项放在家里，他甚至知道被抓出来是早晚的事情，以其如数上缴求个平安。这些有当事人自身的根源，我认为更主要的是形成了这样的“人文”；没有或者不健全的法制有效约束而形成的“景观”。一年公车消费2000多亿，公款消费4000多亿，贪污腐败的案子涉及5000多亿，这些数字无不说明“人文经济”的兴旺发达！人文“景观”无不无情地蚕食着我们建立的法制，也在向人民的应有权力宣战。这些又向下穿行，变成另一个恶性循环。  

    拿企业请客吃饭来讲，我们也可以称为“铺张浪费”，企业本身不愿意这样做，经营企业的人都知道，这实属无奈。而那些“善于”“铺张浪费”企业有的时候正好符合了“一些人”的心，你却发现顺风顺水了。这样相互作用，愈演愈烈。企业是这样，一般的私人活动也是如此。比如两个老同学见面了，一个是能用公款请客的老同学A花了1000元请了老同学B，不久老同学B碍于脸面，又请回老同学A，用的是自己的钱，，他们在这个时候已经忘记了在学校的清茶淡饭。但是产生的问题的危害很大，同学A赚了；同学B亏了。同样，碰到一个自己有钱的老同学，而另一个没有钱，那就想尽办法找钱，新一轮的铺张浪费开始了。而这个源头是属于国有体制下的单位，如果不能有效地建立法律制度，制止这些行为，类似这样的攀比就会愈演愈烈，无疑是“人文”带动了“经济”。可以说没有那个国家有我们这样的“优良传统”，所谓的礼仪之邦，不吃就解决不了问题，不吃好就解决不好问题。各级政府还变着花样地吃，四个人按16个人的待遇来吃，个人标准下来了，用多人标准一结合“问题”就迎刃而解，同原来的没有什么区别。难道这些就没有什么办法解决？一方面是权力在他们手中，另一方面就是处罚太轻，如果有违反者立马撤职，罚以巨款，你看看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我记得相关很早以前香港就有个法律，是关于空调滴水扰民的（大概意思），如果被投诉限期不去改正，将要罚款500元，兼入狱三个月，还要留有案底。反观我们，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住宅区，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社区的和谐从何谈起？类似的事情多如牛毛……比如，我们很多情况倡导“中规中矩”，物业收费只是几个级别一划了事，管理者（政策制定者）省事了，操作者就难了。一个100平方米的房子变成集体宿舍可以住上20多人的，物业管理费一分也不多，可想而知，他给小区、正常居民带来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不说大家都清楚。我们的业主觉悟高的也不多，很多人就是有钱收就好了，你住他100人他都不管。哪条法律法规有规定他们不可以这样住？在管理费上是否应该规定上线，比如100平方米的房子在规定的人数以上必须缴纳更多的物业管理费，如果因此扰民如何处理，损失如何赔偿等。高楼多了，高空坠物怎么办，像深圳最近才对此有些力度：无论如何都要把抛物者找出来，而此前报了案都没有人理，理你了似乎是受害者有问题，这不死了几个人，相关人士开始重视了，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些人专门来订立类似这些相应的法律法规哪，非到万不得已才做？

     由于房地产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像李熬之女李文博士的维权道路就是一路艰难，最后她不敢买房子了——租房子住，因为有太多的行为，包括开发商、物业管理、业主的违法行为没有法律可依，处理起来难上加难，有些还不怕处理，反而是受害者的成本比肇事者还大。某网席军在主持一个关于李文维权的论坛时说：“李文维权的时候，一直是强调‘理性’两个字。这个理性，有对法律的理性，还有一个对时间、财力的分配上的理性。” 李文说：“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来大陆以前，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必须要有人去试，爸爸说看一个球赛，不要管最后的分数，因为我们的过程要打得精彩。”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的美好生活就荒废在本不该荒废的地方，以及不应该有的过程之中。当然，李文在法制健全的地方待久了，能看出来我们的制度中那些不和谐的音符。

     很多“地方”你不亲自看看你真的不知道各种原委。这些，无不体现“安天下、治国、平家、修身”的顺序排列。

     遇到案件，你才发现警察有他们的苦衷，警力不足，而且是严重不足。我没有考证具体数字，但是知道发达国家中警察在普通人中所占的比例远远大于我们。而另一方面，你在基层警察那里知道，只要你跨过这个“基层”，那个官是比较好当的，责任，更多的是做事者的责任！很多规则是一部分人，甚至是一线做事者的紧箍咒，同时是一部分人快乐的港湾。  

    很多情况下，我们也不是没有法律，但是操作性不强，为什么？因为就像我们开始说的那样，一些没有实战经验的人，唯理论是理论，该做的理论却没有向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那样认真的去做，所以，即使出来了政策、法律法规也是不合时宜，不要说细致了，有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或者就是在哪里画魂，让你无所适从，还要这个解释那个解释，越解释越糊涂。因为很多的政策在我看来更像是有感而发，随意兴太强；建设部的法令也能“朝发夕改”，甚至很多连一般的一线人员都知道的错误，竟会通过并下发。这不是深思熟虑后为之，即使深思熟虑也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外延远远小于事物（问题）的外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拿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来讲，越往前，你就越会发现这个问题。可以说在当时那些制定者都不见得明白房地产！  

    形势反应出来的就是一些不好的“人文”在和法制较劲，也不是我们正常社会不应该倡导的。  

    我的经济学老师黎诣远曾经说过一些外国的名人在大家合影的时候并不在意自己的位置，只要他在，其实在那个位置已经对他不重要的。而我们更看中这个形势。现在正逢两会。万众瞩目，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关注点也不同。记得以前，每次国家的重要会议都有人不好好学习报告的精髓，去数鼓了多少次掌声，记者看到了“安天下”，其实还有很多方面要看。希望这次没有这无聊的行为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看我们更注重这个形势，这也引伸出有人为什么那么想要做官，做官就是保位子，保位子就要造势，那些政绩工程、项目就顺理成章地出来了，同时这个背后还有利益，可以更好的请客吃饭。  

    以我个人角度来看，用制度代替“人文”；用“制度经济”代替“人文经济”是当务之急，这是我们必须要加紧做的。在这个宗旨前提下，要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快速、系统、细致、周全地健全我们的法制既条规，不要让“有法可依”停留在口号上。

   

     ■■■人民就是天下；保民就是“平天下”■■■  

    很多人站在其它的角度会说人民的心态有问题，可以说这本身没有错，但这绝不是根源。心态往往要受所处的外界环境影响，并且我们的人民还不全有庄子“逍遥游”的境界。  

    众所周知，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非常不完善，早年来深圳的人就非常有感触：市场化了，国家什么都不管了，要自己管自己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住房就商品房化了！哪还有老了以后有劳保的概念！大家在这样的感觉中思考：怎么办？那就只有到处去找钱，为下半辈子想办法。“包工头”一词最先在这个地方出现…有了钱就买房子，为了防老！这时房子的功能已经是投资品了，只有这样才有“保障”。在当时大家深圳在脑海了都没有“社会保障”的概念。90年代，深圳人开始有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出现，也是在全国率先提倡，而大家也没有在那些社会保障（被看成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措施）中能得到什么保障，无奈之中就出现了92年疯狂买股票的热潮…人民想用各种手段保障自己。到现在，房子对于很多人（从深圳向全国蔓延）已经是投资品与自己认为的社会保障品。作为居住的属性早已经淡化了。而如今，很多人还在从房子的“居住属性”谈房地产问题，似乎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思路上有问题。我为什么拿深圳的房地产状态来说哪？更主要的是深圳人对“保障”的理解更深！拼年轻的命买房就为了将来自己对自己有保障而已！不从这个思路去想问题，尤其现在的很多学者、经济学家还是理论化的思考，将无济于事。  

    人民，有的时候就像原始人一样，为生存要自动自觉地寻找那些能让自己安生的法子，我称为“生存寻租”：为自己的生存找到合理的存在空间而“不择手段”。从历朝历代的起义军，甚至是那些被称之为倭寇的人，直到当下这些疯狂的人，也只能疯狂；因为还真的没有其它的办法，毕竟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党成就了很多人的生活，有些钱，肆意地花花无可厚非，只不过表现出来的样子的确有些疯，这些人的钱就像火山中的岩浆哪有缝隙就流向哪里，房地产市场一调控，一下子就跑到股票市场上去了。就是因为有了钱，同时这些钱没有合理的地方可去。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人民愿意这样。  

    我在房地产界写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人为什么而战》，结论是中国人在为他们梦寐以求的、不知所以然的、无时无刻在变化的梦想而战。在最后我说：“我真希望有一天，用洗盘子的劳动所得也可以买汽车、上大学。”这是我在为我们的国家做个大大的梦。这个梦能够实现，并真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心态也就平和多了。我们担心哪天没有工作，不可可能像发达国家的人，干个什么活都能赚钱，打个杂工每天都有80美元，相当于我们600元人民币左右的购买力，如果有些技术，一天就能有300美元。这种经济反应出的状态对于他们本身就是个保障，而我们距离这个状态还很遥远。这有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还不到谈的时候，也是某些人应该深思熟虑的。  

    我们的改革开放，大家的确生活的更加好了，以前没有的生活状态也接踵而来，同时由于资讯的发达，思想的变化甚至可以用同步发达国家的水平来形容，这样就在物质上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反差。我们知道自己有更多的权益，但是，与此同时也发现这些权益很多是在空中楼阁上的，中国偌大个国家，东南西北中差异尽在其中，订立政策不及时，在加上中国的“人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像一个企业所面对的市场变化，经过一个臃肿的决策机构，等应对政策批下来后，市场已经变化好多个轮回了！这样的行为方式在发达的沿海就明显跟不上形式的发展，在深圳更是如此；因为深圳人民的维权意识在全国数第一。虽然各个地区有立法权，而有些却被滥用了。

    说到保障，我们人民所面对的问题日趋严重，我们的收入能“用洗盘子的劳动所得也可以买汽车、上大学”吗！更不要说这样能实现我们基本的梦想，有些难。这是经济在不发达的情况下的必然。劳动；尤其是靠双手的劳动是最不值钱的。知识虽然已经被重视，但是还是在苟且偷生地服务，建设业设计费也要挂羊头卖狗肉才能多收些。面对房价搞涨，如果没有按揭，很难有什么人可以实现住房梦，而按揭所带来的问题也在推波助澜，有能力的人使劲钻空子，你也发现的确有很多空子可以钻。人民能做什么哪？人民需要的是系统的保障：来至于社会的全方位保障。反应在房地产上的保障只是个形式。

    易宪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总理报告落实的前提条件是对房地产市场明确定位》中说：“……还有，在房地产市场宗旨明确之后（生产绝大多数民众有支付能力的住房），政府可以通过货币化补偿、利率优惠、税收优惠等方式，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采取不同的补助政策。这样绝大多数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在政府帮助下进入不同的房地产市场。因此，目前中国住房保障体系要做的就是明确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及宗旨。如果这些根本的东西不确立，其他许多政策只能及市场之表而不及其里。”我个人认为这是用房地产问题解决房地产问题，易宪容是否应该做些更有意义的研究哪？就像我在讲房地产问题说到保障的时候提到的是“社会保障”而不是“房地产保障体系”或“住房保障体系”一样。我们中的很多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往往就是像易宪容那样就问题谈问题，结果是让大家越来越不知所措。他也代表了一类所谓的“主流”。  

    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到：“……最困难的人根本买不起房， 因为他们的收入远远够不上买房。（戴欣明注明：这才是思考所在，什么能让他们收入提高？让他们的收入能够购买更多的商品，而不是住房本身的问题，建再多的住房，很多人还是买不起。绝不是解决房地产行业问题就能解决人民的真正保障问题，是整个社会经济作用才让房价高涨，而不是房子本身）他们迫切希望的是改善一下特别糟糕的住房条件。好有一比。假定你有一万块钱，准备捐给慈善机构。请问，你是希望把这笔钱帮助中等收入的人买经济实用房，还是用于穷人的医疗，教育，住房?要花钱的地方非常多，而钱是有限的。所以只能排队，先用于最紧迫的需要。等我们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两万美元左右的时候，应该考虑大家买经济实用房。但不是今天。”这才是真正经济学家所要考虑的，是否由于茅于轼年龄的原因敢于说真话？！我到是认为他知道经济学家应该研究什么，说什么！这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形成了反差：是清醒之言，是理性之言，而不像很多经济学家在搅浆糊，让人民无所适从。 

    两会期间有委员为中建总公司学术委员会主席陈祥福，一个房地产学术界人士，（本人认为他在国有企业待的时间太久了，提出的问题哪个“主义”也不沾边，如同空中楼阁一样。也像我在管理界经常说的：那些在国有企业呼风唤雨的领导者，你让他到个按市场经济运行的企业坐坐他同一样的位子，马上就会发现自己白干了N年）他的观点是：“我国城镇可以考虑实行‘一户一房’制，即倡导‘一对夫妇拥有一套住房’，并呼吁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该制度的实施。陈祥福委员的构想是，国家可以对目前的房子，按照户口或居民身份证进行清查，对“一户一房制”之外的房子，国家对之进行回购。部分不愿意房子被回购的房主，需要根据相关法律付出高昂的代价，回购回来的房子中，国家拿出大部分进行出租，提供给有住房需求但又未购房者，而且老百姓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住房需求，支付相应的租金自由选租。”这些更是治标不治本的小把式。很有共产主义的味道，一户一房就行了，多了也没用。

     这就好像让大家人人拥有企业一样。有人会说企业不是住房，但是，你看看这个社会没有企业会如何？我们现在的很多人不是没有住房，是没有梦想中的住房，就像企业一样想获得超额利润：人民的这种住房的想法无可厚非，就像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也无可厚非一样。  

    我想用企业这个微观世界来进一步解释人民心态与保障问题，人民更像是企业的员工。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主是少数，但是很多人也逐渐成为企业主、小企业主、工作室的主人、合伙人、作坊的主人…绝大部分还是雇员。住房，就像“企业主”的位子，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房子，更多的是你有住的地方，而不是好地方，或者是梦想的地方，就像优秀企业主少一样。  

    茅于轼讲到：“……有利益立场的人容易因为自己的利益而产生偏见。这也是事实。”这也就让很多人不理性；人民也在为获得“超额的生存利益” 而产生偏见。各自相互作用，愈演愈烈。

  

     ■■■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家，治理企业就是“齐家”，从中我们才能看出如何“治理”一个国家■■■

     之所以说企业是理性传送的纽带，因为企业是社会的最重要的单位，从企业的状态可以看出整个社会的状态。这也是我们当下要深入研究的，这样才能对很多问题有深刻的理解。

     企业当下的问题的争议焦点是执行，我看是人才与执行；一个好的人才甚至可以纠正战略层面的失误，一个在其位并有所作为的经济学家、具体政策的制定者也会起到良好的作用，只可惜这样的人太少。当下房地产界正是问题正是出现在这个层面上——在这个层面上有无数的专家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一部分的政府官员……可以统称为执行层面。  

    现在，我们国家很多在战略上已经不同以前了，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战略上的失误已经明显减少。也像我们的企业一样，战略上的问题让企业消亡的远比执行时消亡的要少。透过当下的企业，我们就能发现宏观政策问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执行问题；从宏观方略到政策制定本身就有问题，再到执行人问题；没有选对好执行人…这都是中间层面上的问题。  

    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说法可以证明我们现在的战略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问题：“……比较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后，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百姓，为什么财富的生产增长了十倍以上？财富的生产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有党的领导。改革以前这些成分都具备着，而改革以后就多了一个企业家，财富就成十倍地冒出来了。这主要是企业家的作用。他们把生产要素用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这个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都起不了这样的作用。党也起不了这样的作用。只有企业家才有这样的能耐。当然，改革以前没有企业家，社会不允许企业家的存在。改革以后政策变了，才有企业家，才有今天的发展。怎么能说企业家没有创造财富呢。” 茅于轼明显地看出企业，甚至经济法制的真谛，也自然理性。无论是人民，还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主要的是看不出问题的实质。

    经济发展了，分工明确了，如果刻意想着分，协调、监控就会出现新问题，就像假日问题的修改要16部委（一想头就大）统一才能形成新的假日方案，同样方案一定，发现问题N年也修正不了。还由于“人文经济”的影响，大家在一种既合作又不合作的基础上，为着自己的利益用尽手段。以我看，更是我们还不太善于处理“社会分工”，也没有形成这样的气候，这还是个民族问题，不相信社会经济的分工，又要大权独揽，只要涉及自己的利益就不同意，想尽办法规避监管（这也是分工）。这是执行层的问题，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在里面！

    由于改革步伐的加快，在企业界，企业主也在一茬一茬地更替着，商人群体的变化尤为迅速，胆商也换成了另一种定义的表现形势，只是胆子更大掺杂着智商，危害性也非常大，像上海的社保基金案，很多地产“大事件”所反应出来的问题等等，无不是一匹脱缰的野马。这有监管方面的问题，就像一个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权力没有有效制衡就一定有问题，也有“人文经济”问题。企业也是如此，从企业经营这个社会基点来看，认为自己能做为什么要给别人做？我们的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大而全是很多那时企业家的梦想：牟其中的南德用100句来讲的话你还是不知道这个公司是干什么的，还有那时的康华。那个时候企业同样在传递政策的信息。  

    现在的企业在这个方面好了一些，像冯仑的万通集团可以用一句话说明白：“做中国最大的独立住宅供应商。” 这是在承认社会分工的前提下的理性思维。通过这样的企业，看到国家战略被更有效地传递着。  

    有些企业的扩张也好，发展也好，似乎让大家感觉近乎疯狂，特别是房地产界的发展，房价高涨所带来的疯狂，传递给民众，让民众疯狂。房地产企业做出房子这盘“菜”，让很多人吃不是，不吃更不是；不吃就有被饿死之感。发展商盖房子销售，其实只是一个表象，一个形式，是理性与非理性传递的纽带，企业承担的是整个国家社会活动的具体实施者，是国家战略的实施者，这之间还有战略的制定者。问题就出现者这部分人手上；表现的是政策的有效的约束问题，还可以简单地看成是人才问题所引发的。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在有的时候就像董事长与总经理（人才）的关系。我在一篇文章《地产商或是打工仔，董事长另有其人》说过：“政府和企业之间更像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关系。在企业界，形形色色的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上演着各式各样的“故事”，这种争论也不是很容易说的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资本的力量是巨大的，同样，政府也掌握着巨大地“资本”。往往是再好的总经理，“资本”的一声号令，什么功劳都可以化为乌有；反过来，能力差的“总经理”也可以扰乱企业的正常次序，甚至是社会秩序。”两者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齐家”。从我们国家国有企业改革来看，我们很多的政府官员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很多情况做不到“齐家”，往往就是做个与国有资产剥离，言外之意就是不要了，因为不能获得垄断利益，寻不了“租”，建设企业中这种做法非常多，我在这个行业感触很深。结果是一切让市场说话，撒手不管了，领导可以轻松了，甚至连相关政策的指引都懒得管。的确，这些企业中的大部分改制后业绩是上去了，不改也不行，这些企业太难管理，国有企业中有几个有能力可以管的好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齐家，”这个阶段就做不好，何以“治国、平天下”？我说的意思不是像以前的国有企业插手管理，而是制定一些让他们良性运营的高速公路，企业本身在好；就像让两部小车行驶到一个目的地，一部高档小车让他行使在乡间公路上就很难发挥其作用。反过来，一部一般的小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就要先比高档小车到达。当你让高档小车非要行驶乡间公路上，他要想尽办法上到高速公路上。等他上去后，就会猛加油，追回失去的时间，你的“超速罚款”对他们以无意义。这些是要靠国家政策等来引导的，不是没有引导，是不会引导，这也像企业中的管理一样，不是没有管理，是不会管理。很多制定政策的人甚至不如任志强、潘石屹、冯仑这样的人，更没有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洞察能力，董藩教授细致观察与研判的能力，他们集中表现为看不清、看不透；看见了又看不懂、看不明…也就不要谈解决问题了。这些都是企业中没有能力的管理者（总经理）的表现形式一模一样。如果董事长找了个这样的总经理，你的企业可想而知。  

    从古到今，如果用错了人，都带来不良的后果。秦朝时期的吕不韦扶持嬴政一路畅顺，最后吕不韦用错一个人就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个人就是嫪毐。很多人也就跟着受难、受死，特别是那些小民……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强调责权利划分，其实就是分工要明确，企业如此，国家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却不是，只是看上去分了，他们有什么责任、权力却不清不楚，法院判了却执行难的事件比比皆是，一个个不安定的因素要去解决。难道解决不了，不是，是能力不够、是指引不足、无法可依据，有的时候甚至要靠对方的道德来获得执行，而我们最缺的就是道德、诚信这类东西（深圳实行的交通事故快速理赔法规中就有这个问题存在）：不知道怎么办，是有人挡道：有人不希望和谐，和谐了就没有他的事情了。在企业中，有些不良品质的总经理（经理人）就有意制造问题，你却发现这样的人却保住了他的位子，那些诚实可信、能力强的却被搞走了，企业宁可缓慢增长以保全他董事长的脸面，而不过一切。  

    企业所反应出来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国家问题的一个反应，企业好像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古人做讲的“齐家”可是个一个比企业要小的单位：家，我拿企业来讲是为了让大家更加明白，让那些没有实践过的经济学家们清楚，纯理论是解决不了我们房地产界的问题的，你不把企业（家）同“治国”联系起来是不能“平天下”的。

    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关系都没有搞好，能有理性的传递吗？员工又如何是好哪？如果在这之中还有人从中作梗就更加难以处理。  

    明末的著名将领袁崇焕曾经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四方友”这是古人三要，也说出了一个人应有的历程。我们很多人或许只看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他们就在这样的逻辑关系里打转，很多人还因此转不出来，但也“成就”了一些人。 

    在信息传递不健全的时候，“行万里路”似乎就是结果，成就了另样“文人（当下众多经济学家）”，甚至被冠以理论家、权威的称号，我认为这形成了新一代文人：“井底文人”，或者说没有把虚拟的东西与“人”进行交流，自然也就谈不上“超我”。我们可以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四方友”分成两个部分：一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是交四方友（实践），这样就清楚了；在递进中形成了一个轮回。我们现实生活中…当下的房地产界……都充斥了这样的人，因为“不知道”这个“轮回”。  

    非常多的人知道我崇敬董藩，在很多人对他的谩骂声中，我的音调有些不协调，还好近来读懂他的人多了起来，如果我在此做了一些贡献，也算是为社会做了些贡献。真正的经济学家需要解读的；还因为有太多的“井底文人”框划着大家的思维，让我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我看看其他经济学家就不难发现，那些人的东西没有一个“轮回”；自说自话中可以看出来是唯理论者甚至是伪理论者。或许，同他们的教育有关，亦或许他们很懒，我看更是井底舒服，他们可以独霸一方，有的时候跳上井沿不过是想宣传一下他那个井底很好而已，想把更多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忽悠下来：你们已经轮回了，你们“太有才了”下来我们这里吧，下个蛋，孵一孵。所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的人孵蛋了，这让你分不清楚哪个是母鸡那个是公鸡。而且很容易被人误认为公鸡孵蛋是正常的。当下，很多事情能PK起来，可以肯定地讲，有一个人是公鸡孵蛋。这也是价值；井底文人的“价值”……

 

    ■■■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逻辑当中，我们要解决的是“修身（用人）”这个源头■■■  

    综合以上所论，理性的根源更在于政策（广义，非房地产一个方面）的制定者。让你疯，你就不得不疯。国家用了解决不了问题的人，如同是“董事长”找了什么样的“总经理”；办了什么事。最底层老百姓在“生存寻租”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无奈。这就反应出人民的疯狂——表现形式！即使国家的本意是好的，但是经过一些人的手中就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唯理论者指导实践，用理论寻租就像上面不良品质的总经理一样，蒙骗了很多人。我不排除很多经济学家他们在以前在某些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就像我在企业管理中经常要说的一句话：过去成功的经验可能就是你现在的绊脚石，但是你没有感觉到。这样在往下执行漏洞百出就是正常……  

    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他们都去上帝那里报到后才能让那些有实践又有能力的人参其中吗！无奈的情况下，人民只有更多地利用自己“生存寻租”的“权力”，这种“权力”就像岩浆，甚至是“破火山”一样在找寻喷发的路向，他们会为自己的应有的生存付出自己的一切。  

    “董事长”用好人，才是解决房地产界问题的根源，甚至是经济问题的解决。以前有“时机不到”的成分在里面，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不是没有人解决，而是没有找到或没有安排好能解决问题的人才。只有这样才能“让房地产业回到理性、回到规律上！”这句话不在是个呼吁！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这就是当下形成房地产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很多经济问题背后都有这样的简单的原因，只是还有些人“拦着”不让你看到！这是“人文经济”在作怪，“井底文人”在呐喊，还有各种势力的“寻租”，如此夹杂在一起，如果分不清楚哪是主干，哪是枝干，你就只能复杂了！  

   本文纯属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学术研讨，就是论事，请不要对号入座。  

本文发表后的第二天，2007年3月9日下午戴欣明与易宪容见面攀谈

（戴欣明与易宪容就些大家关注的问题进行探讨，同时大家对文章（戴欣明万言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讨论！） （易宪容，广东电视台房产频道负责人段翔明，戴欣明共同参与）  （易宪容：欢迎戴欣明发表不同意见，有争鸣我们就为社会做了一些贡献……）      （戴欣明与易宪容讨论）   （戴欣明：学术上的研讨不妨碍我们做朋友！你今天２００７年３月９日早上发的《从政府工作报告看07年房产市场走向》提到的问题，我认为非常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