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早上六时，天已透亮，毛泽东还趴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工作着。下午14点整，毛泽东又准时出现在勤政殿。此时，中央人民政府其它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和其它委员都已集合在这里了。

　　在开国大典前夕的短暂时间内，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很快开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这充分体现了紧张、高效的办事作风。

　　结束这次重要会议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与各位副主席、委员们在勤政殿门口上车，赶往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由卫士搀扶着从容地走向城楼。他不时停下来，等候身后那些比他年迈、行动远不如他灵便的领导人。

　　在此之前，天安门西侧已经安装了一架摇摇晃晃的土电梯。但新开国的领导人没有乘电梯，他们要用自己的脚板登上天安门城楼。

　　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有整整一百级。跟随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细心地打量着身边努力登攀着的伟人。他突然吃了一惊：别在毛泽东胸前的烫金红绸条不见了！

　　这还得了！这红绸条可是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代表证，其重要性相当于“特别通行证”。这个独特的代表证是周恩来指示部队年轻的书法家锺灵设计的。专门给每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政协代表发了一个，上面分别印有佩戴者的姓名。代表们都工工整整地将它别在胸前。毛泽东主席与其它六名副主席的代表证是“特制”的，红绸条与别的代表一样，但他们的姓名是用金粉印上去的。

　　莫不是临时改变规定了？叶子龙回头一看，六位副主席的胸前都好端端地别着红绸条，别的代表也都佩戴着红绸条，只有毛泽东胸前空空如也。

　　叶子龙知道，今天这个重大场合有苏联的摄影师来拍照片，他们拍的照片还是彩色的。毛泽东肯定是他们聚焦的核心人物，黄呢子中山装上没有别这个红绸条，一定是十分扎眼的。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而且，这个缺憾不仅属于今天，它还会留给明天。秘书叶子龙当即掂出了此事的分量。谁也闹不清毛泽东把这个红绸条弄哪儿去了；也许是被他忙丢了？

　　叶子龙于是立即匆匆下了楼梯，火速找到锺灵，要他以最快的速度制作一个代表证给毛泽东戴上。

       冷不丁冒出来的这桩事，是锺灵始料不及的。留给他的只有毛泽东走完几十组台阶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必须再“特制”一个专供毛泽东使用的代表证出来。锺灵接受这个十万火急的命令后，顾不得想什么，跳上一辆吉普车，指挥司机朝他中南海工作室急驰而去。

　　锺灵急匆匆地赶回工作室后，屏声敛息，很快就在一张红绸条上写下“毛泽东”三个仿宋字。接着，飞快地喷上金粉。他等不及墨迹风干，跑出屋子，跳上吉普车就往回赶。

　　幸好，毛泽东还没登上天安门城楼。眼下，毛已经走了一大半台阶，仍像刚才那样，走走停停，等着后边年长的领导人。锺灵突然来到叶子龙面前，交给叶子龙那个红绸条；叶子龙当即上前，帮毛泽东将红绸条别在左胸口袋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