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还记得前些年新闻媒体有过“红顶商人”的抨击吧，当时社会各界讨论得沸沸扬扬的。“红顶商人”，本是是讲清末大商人胡雪岩的，说他打着官府的旗号，赚取了大把大把的银子，是说他是带着红顶的商人。那个时候，2002年吧，媒体公开报露了全国各地存在的“红顶商人”现象，其中特别将矛头指向了安徽芜湖。当时所说的“红顶商人”有二种情况，其中主要是指党政领导主动担任当地骨干企业主要领导，以示重视当地的“经济命脉”。媒体所指的是芜湖，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城市，所谓的“红顶商人”主要是指主要领导在奇瑞公司里任职。现在中央政府、行业内和社会各界对奇瑞是认可了，但当初不行，困难很大。
记得在奇瑞才上项目时，我还在市委宣传部工作，陪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去看奇瑞，当时芜湖人还不懂得大的工业项目的意义，只是感觉要上一个轿车项目，就是大，一个车间要有足球场那么大。那位副部长对这个项目就表示怀疑。当时负责项目筹备的领导只有三十六、七八岁，我听他回答副部长的质询，也有点底气不足，说是寄希望于国家的保护（现在这位当年三十六七八岁的领导已担任市政府的副市长了）。这是当初人们观察奇瑞的主要心态，也就是说当时奇瑞的发展缺乏信心和方向，很困难，可这么一档子事，就在这位主要负责领导的亲自掌握下，办成了，中国因此有了一个民族品牌，这应是有功啊！可是，从体制上制度上和某些风气上，这样的“红顶商人”没有普遍意义，舆论和社会各界也不认可。芜湖人都知道这位领导、“红顶商人”为了奇瑞殚精竭虑、夙夜在车，却从不在公司拿报酬，可这只“贤人”现象，没有体制上制度上的意义。后来中央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这么一件事，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不同于媒体和社会主流的意见。就是从这件事，我看建国以来的执政方式，有一个也算是突出问题吧，就是有本事有能力的人，都集中在机关、官场。一个有本事的人，要实现它造福国家人民的抱负，最安全的路是进机关，从当媳妇开始，熬成婆婆，而你如果是一个创业成功的企业家的话，你基本上就定型了，市长、省长是排不到你的。看看中国各城市的市长、市委书记的履历，成长的起步阶段或者主要阶段都是在机关度过的，或者有做教师的经，从教师队伍里选调，从机关的科员、科长、处长提拔上来，然后外放锻炼，然后正式进入政务类公务员行列，市长、省长以及那些政务类公务员都是大这里排出来的，基本上是从这里选拔出来的，比例很大，好像只有武汉的一位副市长在任职前有国有大企业从业经历。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进了机关，才可以官场，不进机关，你在社会上，事做得再好，企业做得再出色，也不可能有进官场，充其量进人大、政协，算是对你的一个肯定。这就怪了，一个政府应是全民的政府，是社会的政府，可它的当家人选却不是面向全民的，不是面向社会的，而是面向机关的，这是不是涉及执政方式的问题？所以“红顶商人”，对他个人而言，我想是一个很难的选择。对他实现抱负来说，他需要企业家的舞台、社会财富创造者的舞台，对保证实现自己的抱负来说，他需要一个建设发展城市的政治的、社会发展的舞台！！！可现实的体制只能择一而从，这就是他的困境艰难，他“红顶商人”的尴尬，这也是当时主流媒体、社会各界真正不理解的地方。事后一次，这位领导在全委会上谈如何正确对待媒体监督，谈得很生动很深刻。也许是我夸口，从当初到如今，能读懂或者说这番读懂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说了这么多话，是表明我的一个态度，我支持芜湖“红顶商人”是要深入研究芜湖的这个现象，把它提到改革改善执政党执政方式的角度来研究它。但有人做文章做得实在，做出拍马屁的功夫，这才切入今天我讲的正题。有一次这位市委领导到某县考察，亲临一个建设工地，只见建设工地的高层建筑自上而下披挂一大幅标语：“热烈欢迎奇瑞轿车之父***光临我县调研考察”，这么一段话我记得不大清楚了，可“奇瑞轿车之父”是正宗原版，不错的。现在自忖，在官场20年亲眼目睹这么一档子事，也是没白混一场。我心眼里也是赞成“奇瑞轿车之父”的，可以让我在光天化日的说出来挂出来，我没有这个功夫。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对我们所说的“拍马”理解有误区。
先说说什么是拍马，说说它的本义。这个词最早应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是马上得天下的民族，所以元朝的官员大多是武将出身，下级对上司最好的赞美，就是夸他的马好。一方面是蒙古人对马钟爱有加，另一方面马也是他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夸他的马就等于是夸他。下级见到了上司，往往要对上司的马夸赞几句，一边拍着上司的马背一边用尽天下最美的词夸赞这匹马，什么“膘肥体壮”，什么“鬃长毛亮”，什么“追风赶月”，什么“踏雪无痕”……总之是要把上司的马夸成是宝马良驹。看到了吧，这就是拍马，它的最早的意思，没有什么肮脏的内涵。后来汉人用自由的想象把“拍马”逐渐演绎成了“拍马屁”，就足见是外行了，既不符合逻辑也没有事实依据。再后来，拍马让人们所不齿，似乎那都是些小人们下三烂的所为。其实这是传统观念对溜须拍马者的不公待遇。从广义人生观来说，溜须拍马与正直诚实都是一种活法，只是处世的原则不同而已
庄子曰：“盗亦有道。”以此类推，官场亦有道，当官亦有法，即拍马，这是一种待上之法，这应当是基本功，最好的定义是揣摩上意，投其所好，说得好听受众一点的，叫做领导上级精神实质。一个人为天下为社会如此，是值得赞许的，为个人一已私利如此才是受鄙夷的。
第一个待上有道，拍马有术，值得称道的是商鞅。
商鞅是历史上的有名的改革家，可以说没有商鞅变法，秦统一中国还要奋斗许多年。可是商鞅并不是骨子里的改革家，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只是一个想当官的人。、
当他来秦国时，秦孝公雄心勃勃地想要重振祖先的霸业，收复失去的国土，商鞅为了求官，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引见，向孝公进言，以此当敲门砖，谋个官位。第一次，他向
孝公大谈帝王之道，讲传说中的尧、舜这些帝王如何与百姓同甘共苫，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动化了百姓，结果孝公听着听着睡着了，一一句也没听他的，事后还责备景监说：“你的那个客人，只会说一些大话来欺入，不值得一用”。第二次商鞅向孝公讲夏、商、周三朝的治国之道，可还是不符合孝公的心意。第三次，商鞅摸透了孝公的心思，专门谈春秋五霸以武力强国的道理，这次谈得比较投机。当商鞅再一次向秦孝公进言时，秦孝公听入了迷，不由得一次以一次将坐席向前移，一连说了好几天也没有听够。看，这就是商鞅，像一个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货担里什么都有，你要什么，买什么，他就卖什么，卖不出的货物他就收起来，商鞅终于被秦孝公所重用，他便大行变法，使秦国很快富强起来。
所以拍马也是有等级的，大的拍马家，根据官场上的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气候，变换着自己的主张、倾向，因而总能春风得意，但大多数是一些官场人物的另类拍马，这个，明天我来讲一个认人为父和哭泪得官的事。
记得在奇瑞才上项目时，我还在市委宣传部工作，陪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去看奇瑞，当时芜湖人还不懂得大的工业项目的意义，只是感觉要上一个轿车项目，就是大，一个车间要有足球场那么大。那位副部长对这个项目就表示怀疑。当时负责项目筹备的领导只有三十六、七八岁，我听他回答副部长的质询，也有点底气不足，说是寄希望于国家的保护（现在这位当年三十六七八岁的领导已担任市政府的副市长了）。这是当初人们观察奇瑞的主要心态，也就是说当时奇瑞的发展缺乏信心和方向，很困难，可这么一档子事，就在这位主要负责领导的亲自掌握下，办成了，中国因此有了一个民族品牌，这应是有功啊！可是，从体制上制度上和某些风气上，这样的“红顶商人”没有普遍意义，舆论和社会各界也不认可。芜湖人都知道这位领导、“红顶商人”为了奇瑞殚精竭虑、夙夜在车，却从不在公司拿报酬，可这只“贤人”现象，没有体制上制度上的意义。后来中央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这么一件事，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不同于媒体和社会主流的意见。就是从这件事，我看建国以来的执政方式，有一个也算是突出问题吧，就是有本事有能力的人，都集中在机关、官场。一个有本事的人，要实现它造福国家人民的抱负，最安全的路是进机关，从当媳妇开始，熬成婆婆，而你如果是一个创业成功的企业家的话，你基本上就定型了，市长、省长是排不到你的。看看中国各城市的市长、市委书记的履历，成长的起步阶段或者主要阶段都是在机关度过的，或者有做教师的经，从教师队伍里选调，从机关的科员、科长、处长提拔上来，然后外放锻炼，然后正式进入政务类公务员行列，市长、省长以及那些政务类公务员都是大这里排出来的，基本上是从这里选拔出来的，比例很大，好像只有武汉的一位副市长在任职前有国有大企业从业经历。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进了机关，才可以官场，不进机关，你在社会上，事做得再好，企业做得再出色，也不可能有进官场，充其量进人大、政协，算是对你的一个肯定。这就怪了，一个政府应是全民的政府，是社会的政府，可它的当家人选却不是面向全民的，不是面向社会的，而是面向机关的，这是不是涉及执政方式的问题？所以“红顶商人”，对他个人而言，我想是一个很难的选择。对他实现抱负来说，他需要企业家的舞台、社会财富创造者的舞台，对保证实现自己的抱负来说，他需要一个建设发展城市的政治的、社会发展的舞台！！！可现实的体制只能择一而从，这就是他的困境艰难，他“红顶商人”的尴尬，这也是当时主流媒体、社会各界真正不理解的地方。事后一次，这位领导在全委会上谈如何正确对待媒体监督，谈得很生动很深刻。也许是我夸口，从当初到如今，能读懂或者说这番读懂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说了这么多话，是表明我的一个态度，我支持芜湖“红顶商人”是要深入研究芜湖的这个现象，把它提到改革改善执政党执政方式的角度来研究它。但有人做文章做得实在，做出拍马屁的功夫，这才切入今天我讲的正题。有一次这位市委领导到某县考察，亲临一个建设工地，只见建设工地的高层建筑自上而下披挂一大幅标语：“热烈欢迎奇瑞轿车之父***光临我县调研考察”，这么一段话我记得不大清楚了，可“奇瑞轿车之父”是正宗原版，不错的。现在自忖，在官场20年亲眼目睹这么一档子事，也是没白混一场。我心眼里也是赞成“奇瑞轿车之父”的，可以让我在光天化日的说出来挂出来，我没有这个功夫。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对我们所说的“拍马”理解有误区。
先说说什么是拍马，说说它的本义。这个词最早应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是马上得天下的民族，所以元朝的官员大多是武将出身，下级对上司最好的赞美，就是夸他的马好。一方面是蒙古人对马钟爱有加，另一方面马也是他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夸他的马就等于是夸他。下级见到了上司，往往要对上司的马夸赞几句，一边拍着上司的马背一边用尽天下最美的词夸赞这匹马，什么“膘肥体壮”，什么“鬃长毛亮”，什么“追风赶月”，什么“踏雪无痕”……总之是要把上司的马夸成是宝马良驹。看到了吧，这就是拍马，它的最早的意思，没有什么肮脏的内涵。后来汉人用自由的想象把“拍马”逐渐演绎成了“拍马屁”，就足见是外行了，既不符合逻辑也没有事实依据。再后来，拍马让人们所不齿，似乎那都是些小人们下三烂的所为。其实这是传统观念对溜须拍马者的不公待遇。从广义人生观来说，溜须拍马与正直诚实都是一种活法，只是处世的原则不同而已
庄子曰：“盗亦有道。”以此类推，官场亦有道，当官亦有法，即拍马，这是一种待上之法，这应当是基本功，最好的定义是揣摩上意，投其所好，说得好听受众一点的，叫做领导上级精神实质。一个人为天下为社会如此，是值得赞许的，为个人一已私利如此才是受鄙夷的。
第一个待上有道，拍马有术，值得称道的是商鞅。
商鞅是历史上的有名的改革家，可以说没有商鞅变法，秦统一中国还要奋斗许多年。可是商鞅并不是骨子里的改革家，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只是一个想当官的人。、
当他来秦国时，秦孝公雄心勃勃地想要重振祖先的霸业，收复失去的国土，商鞅为了求官，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引见，向孝公进言，以此当敲门砖，谋个官位。第一次，他向
孝公大谈帝王之道，讲传说中的尧、舜这些帝王如何与百姓同甘共苫，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动化了百姓，结果孝公听着听着睡着了，一一句也没听他的，事后还责备景监说：“你的那个客人，只会说一些大话来欺入，不值得一用”。第二次商鞅向孝公讲夏、商、周三朝的治国之道，可还是不符合孝公的心意。第三次，商鞅摸透了孝公的心思，专门谈春秋五霸以武力强国的道理，这次谈得比较投机。当商鞅再一次向秦孝公进言时，秦孝公听入了迷，不由得一次以一次将坐席向前移，一连说了好几天也没有听够。看，这就是商鞅，像一个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货担里什么都有，你要什么，买什么，他就卖什么，卖不出的货物他就收起来，商鞅终于被秦孝公所重用，他便大行变法，使秦国很快富强起来。
所以拍马也是有等级的，大的拍马家，根据官场上的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气候，变换着自己的主张、倾向，因而总能春风得意，但大多数是一些官场人物的另类拍马，这个，明天我来讲一个认人为父和哭泪得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