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基本看法是，作为历史名人的孔子，大体存在功与过的两个方面，但由于其巨大的历史功绩，他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史上又确实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接受了他以前的中国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这种影响，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相比的。他生活在中国五干年历史的前后二干五百年之间，是承前启后的。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的文化是不可分的。中国的民族是受着自己的文化陶冶、培养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长之处，这是中国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来观察，才能真正明了孔子学说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些流行观点，梁漱溟基本上表示不能同意。像孔孟提倡的处世之道，批判者未能探其本原，而视为粪土，实未能得孔孟之真意。梁漱溟指出，孔子自有其根本学问在，其立身处世不过其学之可见于外者，非其全面。孔孟学说博大精深，囊括了许多方面，仅就立身处世而言，他们主张心思气力用在自己一面，而非向外用力，用在对付他人。向内用力或称修己，或称修身，此点可以从立身行己和处世待人两个方面看。一方面自己要把精神集中收敛在自家身上，由此即可进入儒家的根本学问即所?quot;慎独"，另一方面，处世待人也非向外用力，而要反求诸己，正人先正己。至于孔孟的这些主张在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与实际价值，梁漱溟认为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孔孟表达了中国古人高度的自觉能动性，即智慧早熟。尤其是孔子，虽为统治阶级中人，但能发挥通而不隔之心，在因袭中有创造，以化导乎众人，故能表现出一种超越乎时代、阶级限制的远大理想。梁漱溟此时虽然已部分地赞成阶级斗争学说，但他依然坚决反对以教条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评价孔孟的功过是非。 梁漱溟学术见解似乎一如其早年的那些看法，并没有多少新的意思。对学术的评估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人们此时所看重的并不是其学术上的价值与意义，而是知识分子面对政治高压所应有的精神和骨气。可惜，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少，于是批林批孔运动便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参与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展开。这也算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一场不可多见的闹剧。 儒学走向复兴之路　

    1976年，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切被颠倒了的历史自然要重新恢复过来，孔子与儒学的重新评价与重新考察也自然要进入学术界的议事日程。不久，随着匡亚明、庞朴等人评价孔子与儒学的文章的相继发表，中国大陆新一轮孔子与儒学研究热潮开始了。紧接着，"中国孔子研究基金会"于1984年正式成立，并于同年9月在孔子故里曲阜召开全国孔子讨论会。这充分显示中国大陆在经过三十余年的封闭之后，开始走向思想的解放，同时也表明长时期以来信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大陆思想学术界开始出现新的变化，意识形态的一元化似乎已不可继续，未来的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选择必然要从一元走向多元。在这多元的选择中，儒学自然要成为重要的资源之一。 正如全盘西化的理论一样，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讨论中，尽管少数学者确实有复兴儒学的意图，但是碍于意识形态等复杂原因，还没有人敢于用文字进行明确的表述，而只能用比较隐晦曲折的语言进行表达。然而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大陆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倡复兴儒学。例如，中国大陆一名主张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便于1989年在台湾《鹅湖》杂志公开撰文指出，儒学的终极关怀能够解决当今中国大陆提出的问题，在当今中国大陆复兴儒学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作者看来，中国大陆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问题，而是民族生命四处飘荡、民族精神彻底丧失的问题，而要安立民族生命，恢复民族精神，就必须复兴儒学。而要恢复儒学，就必须重新考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价值和意义。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虽然有西方文化的背景，即马列主义深受黑格尔辩证哲学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但这些思想都不构成西方正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本质上来看，马列主义是反传统、反文化的，因为马列主义把他们生活的时代与以前的时代都称为史前史时代，把他们生活时代的文化与以前的文化都看作是必须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文化。因此，在西方深厚的传统文化中马列主义没有根，马列主义表达的只是一种反对早期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的极端情绪。儒学则不同。儒学是中国两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正统文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非常有益的影响。儒学安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表达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中国社会的安定和谐，养成中国人爱好和平与礼让的美德。儒学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又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作者还认为，儒学尊重人类传统，肯定人类文化的积极作用。儒学表现的是一种中正平和的大家气度，而不是一种偏激狭隘的反抗情绪。由于儒学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优秀的传统中，所以儒学有民族生命作为其滋养的根基，而马列主义完全脱离了西方文化的优秀传统，在西方植根却无滋养的根基。因此，中国的儒家文化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一样是人类伟大的正统文化，而马列主义则不是人类的正统文化。这是马列主义远远不能同儒学相比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普遍认为，儒学比马列主义更高明。另外，作者还指出，儒学既能安立人生，又能稳固社会，这是马列主义在当今中国大陆最不能解决的问题。儒学是中华民族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代表，而马列主义既不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又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大陆代表中华民族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而马列主义只能作为某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不能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指导思想。 不过，在恢复孔子与儒学研究的早期，持这种极端观念的在学术界只是极少数人。更多的学者在这一时期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主要是针对长时期以来强加给孔子和儒学的一些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的罪名，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只是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各地以儒学、孔子、传统文化为名义的学术讨论会接连不断，不同名目的研究机构也如同雨后春笋一样纷纷成立。在这些讨论会上，学者们对孔子和儒学进行了一些新的评价，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以为孔子的学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在未来的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继续发挥作用。许多学者根据东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认为，五四以后强加给孔子和儒学的罪名，如儒学伦理基本上不合乎现代化的需求，儒学是现代化的根本滞碍等等，都势必在东亚成功的事实面前被粉碎。他们渴望儒学的复兴与体系的重建，其更真实的用意从今天的立场看来，应该是基于中国大陆长时期以来的意识形态的一元化的事实，而试图用儒学加以冲击，即便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至少应该使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当多的儒学色彩，即从根本上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而充分吸收儒家学说中的中庸、调合等等伦理因素。 到了1989年，中国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为了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继续顺利推进，中国政府作出了弘扬民族文化以振奋民族精神的政治选择。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在1989年以后的中国学术界，虽然还是那些人在鼓吹儒学的复兴与重振，但其价值与意义已与八十年代的情况不一样了。特别是前苏联及东欧几个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放弃社会主义之后，一方面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即便不是劫底的失败，但其暂时性的挫折也应引起我们反省，既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没有根基，那么为了中国的未来也应该把这种外来文化暂时搁置一边，而应从民族文化中寻求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西方文化主客二分的产物，是崇尚对立斗争的，它只适合破坏旧世界的革命，而无助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相反，中国古代哲学是崇尚统一的调和哲学，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分裂困扰人类的今天，中国的调和哲学能成为当代人类文明的向导。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应该让位于中国古代的调和哲学。天人合一是东方文化的精髓。只有东方哲学能够拯救人类。持这种观点的人于是竭力宣扬中国的未来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中国哲学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