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日报》转载杨荣国的文章为标志，评法批儒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展开。在这一运动中有三个写作班子最为活跃、最为著名，一是由江青直接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个批判组使用过的笔名有梁效、柏青、高路、秦怀文等。此组刚成立，即被江青指派进驻林彪住宅，调用林彪的个人档案以编辑林彪尊孔的言论，并以之作为批林批孔的资料。二是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个写作组的主要笔名有罗思鼎、康立、石仑等。三是由康生控制、以赵纪彬为顾问的中央党校写作组，其主要笔名有唐晓文、辛风、史锦等。这三个写作班子遥相呼应，写作并发表了一大批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要求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转发全国。经毛批准，中共中央将此文作为1974年的第一号文件发至全党全国。中共中央在批转的通知中强调:"林彪是一个地地通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通知要求，为了深入批林，必须批判孔孟之道，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群众性的深入的批林批孔运动。1月24日和25旧，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了在京部队和中央机关批林批孔的万人动员大会。

    同年《红旗》杂志第二期全文发表《林彪与孔孟之道》，并发表了题为《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的评论。这篇评论在谈到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时说，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迸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的影响，也才能迸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毫无疑问，批林批孔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斗争，是为了清算林彪的有关罪行。 说来也怪，作为一代名将，林彪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对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学说情有独钟。他从其政治生涯的实践中，似乎真正领悟出孔子学说的有用性。他把孔子的一些语录书写成条幅或题字、题辞作为座右铭，诸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中庸之道;德、仁义、忠恕等等。凡此都被视为林彪借孔孟之道以复辟资本主义、反对唯物论辩证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证据。

    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下，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些批判孔孟之道的文章的学术水准可想而知，它们除了一些政治性的宣泄外，很少有客观的研究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因而其学术上的价值便几乎等于零，其留存下来的大量文章和图书只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笑柄而已。

    批林批孔运动将许多相当著名的学者卷入其中。这些学者的情况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这些学者都能坚守自己的政治操守，不为利禄所左右，虽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这场运动的基本态势和进程，但至少于个人的政治节操无亏，学术品质无损。可惜这样的学者在当时实在太少，除了梁漱溟外，似乎还不多见。

    梁漱溟也并不是毕生都具有一股浩然正气。不过他在这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中，确实表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具的起码良心。在运动发起之初，他虽然觉得将林彪的一些罪行都归之于孔孟之道并不太妥当，但是由于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能逆潮流而动，最多只能"腹诽"，而不能"明言"，更不要说出头露面，大唱反调了。因此他在运动之初的选择便是保持沉默，静以待变。

    无奈，当时的中国正如胡适早些年说过的那样，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没有说话的言论自由，而且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特别是有名的东方文化、孔子文化的研究者和宣传者，如果梁漱溟此时出来附应捧场，宣传效果可想而知要比那些由尊孔而一变为反孔的学者出头更佳。于是江青想到了梁漱溟，她在鼓动批林批孔时捎带批判梁漱溟，指责梁漱溟何许人也，迫使梁漱溟只能公开发言，再次重申他对孔子及儒学的一些基本观点。1973年职月14日，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上说，此时此地没有好多话可说，但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则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他觉得有话要说，准备专门写文章，根本的意见是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观点。翌年2月24日开始，梁漱溟用连续两个半天的时间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系统地谈了他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基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