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上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因种种原因留在了大陆，然而他们的弟子尤其是熊十力的弟子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则转移到台湾、香港等地继续活动。 新儒家在大陆沉寂了三十年之后，却于八十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再次引起大陆学人的重视。1985年，第三代新儒家的重要传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来到北京大学讲学访问达半年之久，并应邀到各种学术会议和讲习班作报告，接受记者访问发表谈话，积极宣传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及"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在大陆知识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大陆学术界开始正视新儒学的存在及其价值。1986年3月，国家教委召开文科科研咨询会，方克立在会上作了"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专题发言，提出不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意义上，还是在当代中国文化讨论或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实抉择的意义上，都应该开展对新儒家的研究。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当时力主反传统的代表包遵信也在《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发表《儒家思想和现代化》，现代新儒家第三代重要传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述先也在台湾东吴大学《传习录》同年第5期发表《当代新儒家的探索》。他们三人虽有各自不同的立场和学术背景，但基本上都强调开展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同年底，由方克立主持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课题被国家教委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翌年，课题组正式组成并开始工作。他们从最基础的资料收集工作开始做起，不几年的时间已可以说成果累累，影响重大。1987年，课题组在安徽主持召开全国首次现代新儒家思潮学术研讨会;1989年在天津主持召开"现代新儒家学案"研讨会，有效地推动了新儒家的研究。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化讨论的中心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由于历史上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便自然归结到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的观点受到重视并被提上研究日程，是相当自然的。
现代新儒家课题的提出以及此项研究的全面开展，既反映了八十年代文化研究的深入，即将文化讨论中的古今中西哲学文化性质、特征等一般性的议论引向深入，人们已从抽象的、一般性的泛泛之论转向具体的讨论对象;然而另一方面，现代新儒家研究课题的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界对儒学的整体看法，即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学复兴的呼声遥相呼应，从而使儒学复兴在中国大陆由一部分人的无意识走向有意识的提倡，尤其是部分从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学者已明显从原来的研究者的立场自觉地转到现代新儒学的立场，成为现代新儒学的新一代传人。
当然，由于研究者的立场不同，并不是所有的新儒家的研究者都转而信仰了新儒家。事实上，自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进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大有人在。这批学者认为，一味地抹煞新儒家的思想贡献是不可取的方法，对新儒家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新儒家所提及或论证的问题至少在这样三个方面不能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