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中国大陆学术界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学术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中国的暂时落后并不意味着文化传统的落后，真实的情况可能相反，即根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道理，他们甚至大胆地预言二十一世纪必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而其基本特征便是中国人可以用中国文明尤其是儒家学说去拯救西方，拯救人类。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者是著名学者季羡林。他虽然不是研究孔子和儒学的专门家，但由于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使这一观点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季羡林在他的代表作《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一文中说:"我个人总觉得，探讨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几十年近百年，也不能只局限于我们居住于其中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我们必须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全貌，而不至于陷入井蛙的地步，不能自拔。总之，我们要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探骊得珠。……必须把全人类的历史发展放在眼中，更必须特别重视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公允和客观。我是主张人类文化产生多元论的。人类文化决不是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单独创造出来的。法西斯分子有过这种论调，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来看，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恐怕是一个历史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贡献又不完全一样。有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对周围的民族或国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积之既久，形成了一个文化圈或文化体系。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总共形成了四个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从古希腊来起一直到伊斯兰国家的民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在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主导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个民族和国家又是互相学习的。在各个文化圈之内也是一种互相学习的关系。这种互相学习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倘若我们从更大的宏观上来探讨，我们就能发现，这四个文化圈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第一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大文化体系;第二、三、四个文化圈构成了东方大文化体系。东方在这里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谓第三世界。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学习的关系。仅就目前来看，统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从历史上来看，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基于这种判断，季羡林详尽地分析了西方文化之所以将走上末路的原因在于其学术的分析框架和原则，如欲济其之穷，则不可避免地要寻求东方的即中国的综合的方法和原则。他说:"我觉得，目前西方的分析已经走得够远了。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到了尽头，但是已经露出了强弩之末的端倪。照目前这样子不断地再分析下去，总有一天会走到分析的尽头。那么怎么办呢?我在上面说过，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球已经快踢到东方文化的场地上来了。东方的综合可以济西方分析之穷，这就是我的信念。"
季羡林的观念引发学术界相当激烈的争论，它作为一种思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出现，确实令人寻味。在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化热中，一个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学术界重新开展对新儒家的研究。这一研究既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同时也给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儒学复兴论者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上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