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对户口迁移的限制有所松动，但文凭仍然是获取城市户口和大城市户口的根本条件，其它途径相对来讲是狭窄的。不同城市对户口迁入者的文凭要求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城市越大对文凭的要求也越高。例如，昆山要求大专文凭，东莞要求本科文凭，上海目前只对博士开绿灯，其它文凭则要附加严格的打分条件。
让文凭成为迁入城市户口的根本条件，固然是国家重视教育和知识的一种表现，但文凭一旦在国家层面成为获取户口的特权，不仅与宪法相冲突，而且更重要的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不相符，严重阻碍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市场经济是依靠价格机制运行的，说到底，是通过金钱来调节和配置资源的。人力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人力所有者的流动无疑也应该主要通过金钱的驱动来调节，如此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
然而，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文凭作为非金钱的行政性措施，仍然是我国政府调节人口流动的主要手段。对平等观念相当欠缺的大多数国人来讲，他们心里不仅接受文凭作为入户的主要条件，甚至认为这是国家对“人才”的真正重视。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是，文凭却成为各个地方政府阻止外来人才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并借此不断提高户口准入的文凭要求。从中专文凭提高到大专文凭、本科文凭、硕士文凭、甚至博士文凭，以至于人为地提高“人才”的文凭档次，演变成唯文凭人才论，而不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通过文凭门槛阻碍外来人员的入户，固然迎合了原户籍居民的部分利益诉求，但从长远和整体角度来看，对城市和原居民的利益其实都是一种更大的损失。人口聚集虽然会产生一些成本和副作用，但是它将给城市带来更快的经济发展和繁荣。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道理，而且人类实践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很多中国人被狭隘的利益模糊了视线。上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放以来，不仅吸引了大量外来资金，而且同时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如果没有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和推动，上海不可能取得现在这样大的经济成就，上海人也不可能有现在这么高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我是90年代中期来上海的，见证了前后两个不同的上海，90年代之初和之前的上海人的生活之尴尬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住房和挤公车这两件事就足以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虽然现在上海的开放和宽容要比很多内地城市强很多，但通过交谈发现，甚至大多数文化层次很高的上海人，也不认为外来人口对上海经济发展和自身生活改善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外地人迁入上海户口更是持反对意见。
然而，作为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简单迎合原居民和户籍居民的狭隘利益是不太恰当的，我们国家已经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比如，城市化进程缓慢，城乡差别扩大，以及人口难以控制等问题。拿人口问题来说，如果多数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能转移城市并获取城市户口的话，计划生育工作就会好做很多，很难想象他们会象父辈那样依靠多生孩子来解决养老，因为在城市里多生育基本上是一件亏本的事。粗略估计，如果我们国家从90年代初就开始深入改革户籍的话，到目前至少可以少生一亿人口。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改革我国户籍制度，我的大概设想是，通过《户籍法》在全国强制推行“购房入户”和“租房入户”，并对居住面积和时间作出相应规定，在此基础上设暂住户口和永住户口，两者有一定的福利差别。符合最低购房面积并达3—5年的，可以申请转为永住户口；符合最低租房面积并达到8—10年的，同样可以申请转为永住户口。暂住户口在福利待遇上要低于永住户口，只有取得永住户口的人才能有资格申请廉租房，不过廉租房要小于最低居住面积。没有达到最低居住面积的人，不能申请转为当地户口（包括暂住户口和永住户口），这些人员构成流动人口。最低居住面积不能太高，以略高于廉租房面积为限，如人均15平方米，并由全国人大决定是否调整。
“购房入户”和“租房入户”政策无可厚非，这不仅仅在于户口本来就应以合法固定住所进行登记，而且还在于它是一项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调节政策，因为市场经济主要是通过金钱来配置资源的。因此，设置一定的金钱壁垒是可以允许的，相反，设置行政壁垒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左的，比如我国目前所设立的文凭等限制条件。可以相信，如此的户籍改革一定能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使我国经济更能增强持续发展的潜力。
虽然我国部分城市已试点过或正在试点“购房入户”政策，但这些城市大多是把这项政策当作权宜之计，在推高房价和遭到部分户籍居民“反对”之后，往往又会把它取消掉。而且，几乎所有城市对最低购房面积设置太高，如90甚至120平米，并存在不断加码趋势。部分城市所推行的“购房入户”政策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门槛太高，远达不到有利于人口合理流动和迁居的目的。因此，希望中央政府不要再陷入试点的怪圈，任由地方政府随意裁决，而应尽快使“购房入户”以及“租房入户”法制化。
当然，在通过法律保障公民的入户权利和维护全国统一性的同时，还应允许地方政府拥有自决权。但是，这种自决权不能与《户籍法》相抵触，即任何城市不能享有提高法定入户条件的特权，只能根据自身情况放宽入户条件。比如，对于那些持有高文凭和紧缺专业的人才，在获取永住户口上可以给予优惠条件，即对居住面积和时间不作要求或降低要求。这样的话，就做到了以经济手段调节为主和行政手段为辅，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既能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又能发挥地方政府发展城市经济的主动性。
毋庸置疑，文凭是很重要的。除天赋外，书本学习和工作实践是获取能力的两种途径，两者结合可更有效提升能力。因此，几乎所有单位都重视文凭和工作经验，把它们作为员工加薪和提职的重要考量。唯文凭论的错误，就在于它抹杀了其它增加能力的途径，从而严重限制了人口流动的速度。以文凭作为迁入城市户口的根本条件，不要说基本上断绝了低学历农民定居城市的希望，而且还毁灭了许多城市人迁居所向往城市的梦想。
尽管市场经济是依靠金钱配置资源的，但它本质上是能力经济，能力高一般薪酬也高。因此，相比文凭来讲，金钱是一个衡量能力的更有效的标准，尽管它并不完全。虽然“购房入户”和“租房入户”还存在一定的金钱门槛，但能更大程度上驱动中国人通过迁移改变命运。比如在上海打工的近600万外地人口中，有学历较高的研究生、本科生毕业者，也有初中毕业出生于农村的人，研究生一般年薪6万左右，本科生4万左右，初中生一般1.5万左右，这样的话，研究生5年左右、本科生10年左右就可以获得上海永住户口，如果能力强或有父母资助的话，本科生也可以5年左右获得永住户口。5到10年，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讲一般是等得起的，因为从结婚到孩子上幼儿圆恐怕也要10年8年的吧。然而最关键的是，他们能在5—10年中看到希望，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基本上看不到希望，即使你在上海买了房。
当然，对于出生农村的初中生来讲，除少数能力强和有父母资助外，基本上没有获得上海户口和定居上海的希望，因为他们没有独居一室的能力。但是，当他们在上海工作5—10之后，就可以有能力回内地小城市买房了。对他们来讲，来上海工作的关键恐怕不是想要定居上海，而尽早脱离农村和定居某个城市恐怕是他们最渴望的梦想吧。
有了梦想，才有动力，才有希望，扼杀梦想是残忍的。不要再以各种理由推托，要尽快启动户籍改革，出台《户籍法》不仅可以圆亿万中国人迁居城市的梦想，而且无疑也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