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期，在2007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对于“迈向新增长方式的中国”的讨论，成为与会政府官员、中外学者的关注焦点。尽管转变增长方式的话题，已经在主流舆论中荡涤经年，在政界和学界中也并不鲜见，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这一议题的再次闪亮，依然炫目。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论坛上的演讲，道出了经济增长转型的紧迫性。一连串平常但不普通的数字，让闻者看到了中国经济巨人成长所付出的惨痛代价：2007年，中国GDP增长达到10.7％，占全世界GDP总量5.5％左右。同年，中国消耗的能源约占世界的15％，消耗的钢材和水泥分别约占全世界的30％和54％。
站得更高，走得更远，是东方巨人和平崛起的理性选择。而这也是需要多少代人反复思考并认真实践的一个选择——如何珍重现世，惠及将来。
时不我待。如果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虽然一时可以增长很快，但走不好，也走不远。”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评论，已经道出了化言说为行动的紧迫性。而行动的关键，也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是“依靠科技进步”，“更加高效地配置各种生产要素”。
如何优化现有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简而要之，中国经济必须逐步改变现有的投资和外贸依赖型的增长型式。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东方巨人需要改善自身的支持系统。这一改变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要有重大调整——其中特别要提高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还意味着中国经济将更加重视人的作用——中国需要以劳动力的创新而不是物质资本量的增加，来推动经济可持续地增长。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为要义的中国医疗卫生产业，更将扮演历史的重要角色。
第一篇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医疗卫生如何成为动力？
作者 赵志龙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要逐步改变现有的投资和外贸依赖型的增长型式。这一改变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要有重大调整——其中特别要提高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还意味着中国经济将更加重视人的作用——中国需要以劳动力的创新而不是物质资本量的增加，来推动经济可持续地增长。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为要义的中国医疗卫生产业，将扮演重要角色。
有人给记者描绘了这样一幅漫画：一列高速行进的CHINA火车中，工人们正加紧增添燃料。这些工人可不普通，个个都身着白大褂，而他们扔进锅炉中的每一块燃料，都打着红十字的标志。这副漫画的寓意很明显：卫生产业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健康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发达以后的事”，这是很多人现实的想法。不过，这种想法似乎越来越站不住脚，以至于必须颠倒过来：经济发达必须有赖于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这意味着必须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发展中的恒久话题，只是对于现时的中国，这一话题多了几许紧迫。不能满足民众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更多依赖人，才能更为稳定、更为持久。
“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温总理在今年“两会”闭幕前夕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评价，坦率而尖锐。温总理的分析指出，导致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的根源，主要是中国经济对投资和外贸的依存度高，三次产业发展不均衡，以及能源利用方式不尽合理，等等。
积水成冰，非一日之寒。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传统增长模式积弊日久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国经济仍然蕴含着巨大活力，在这一点上，众多研究者是能够达成共识的。例如，世界银行2月份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依然对中国经济的中期前景表示了乐观预期。
问题在于，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大量研究结论均认为，中国以往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物质资本增量驱动产出扩张实现的。然而，面临诸多刚性约束条件，这种增长方式似乎已经接近了扩张的边界。
新增长模式要求中国经济更依赖“人”的驱动力。中国需要以劳动者的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不仅仅是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来推动经济可持续地增长。那么，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为要义的中国卫生产业，必须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考验公共财政
“Finance follows expenditure”（钱服从于做的事），中央财大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公共财政的钱到底该花在什么地方？乔院长从政府的角度，认为“看病贵”、“看病难”现象的发生，也和现行的政府绩效考核标准有关。由于卫生、教育等的投入很难直接反映GDP的指标体系中，所以地方政府并没有很强的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探讨公共财政问题，以及医疗卫生产业在公共财政中的地位问题，必须首先界定政府的职能。
一些舆论往往愿意讨论医疗卫生产业发展对政府支付能力的压力，这种分析思路，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从国际经验和卫生产业的特性来看，医疗卫生产业必须成为政府的职能。所以，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而是怎么做和怎么做得更好的问题。乔宝云这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按照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乔宝云等人曾对中国政府的卫生支出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公共财政中卫生事业的支出比例偏低。2003年左右，中国卫生产业的总支出占GDP的5.5％。在这5.5％的构成里，国家支出部分为17％，个人支出高达54％。根据中国的人均GDP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参照其他国家的情况，乔宝云等推算，即使在这5.5％的构成里，政府支出部分也应该至少达到50％左右。也就是说，在现行财政收支水平下，政府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做得更多。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加大卫生投入以后，如何管好钱、用好钱？乔宝云坦言，相关机制的设计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过也有根本原则，那就是必须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监管与市场竞争的功能。
“管好钱”的问题，要求首先划清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所要承担的公共卫生责任。乔宝云认为，我们现在的医疗卫生市场是“垄断市场化”，并没有形成充分竞争。所以政府必须制定、完善相关规则，鼓励有序的市场竞争，通过有序竞争提高医疗行业的供给质量。
“用好钱”的问题是，要考虑如何实现有限财政支出的效用最大化。这其中有个“moral hazards”（道德风险）——可能出现老百姓没病也去看病拿药的问题。化解这一矛盾，也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例如，可以考虑公共保险与商业保险相配合，对不同的病种采取不同的保险方案，以减轻公共财政的压力。
向劳动者健康投资推进国家创新力
向劳动者投资，也就是要把劳动者视为可以增值的资本，我们通常称之为“人力资本”，健康则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车伟指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才是发达国家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之一。与传统的主要靠物质资本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不同，现代经济增长主要靠人来实现——不是单纯讲人的数量，而是要依赖人的创造力。
显然，提升人的创造力，正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所在。而相关研究认为，健康水平的提高与人的创造能力的提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贝汉卫（Henk Bekedam）博士向本刊记者介绍，在返贫的中国人中，有30－50％主要是“因病致贫”。他说：“因此，基于需求而不是支付能力，是提高中国卫生支出水平的关键。另外，脆弱的卫生体系意味着中国经济更容易受伤（比如面临传染病或食品安全的威胁）。所以，中国经济增长更需要发达的卫生体系保驾护航。”
即使是国际主流的观点，对于健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认识上，也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传统观点认为，健康水平的提升只是经济增长的成果，而健康水平也只是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度量指标。这种认识已经被现代观点完全颠覆了——健康水平的提高程度，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及国民收入的增长水平。
实际上，人的创造力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并不是一个新鲜观点。在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中，这一观点早已得到普遍认可。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如何提升人的创造力，却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而这也是中国经济遭受诟病的主要原因所在。3月份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与会的政府官员与学者等一致认为，中国经济正以极高的代价支撑着前行的脚步。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2007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5.5％，但是当年消耗的能源却占世界的15％。尽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技术进步或者是创新的滞缓，让中国经济背负了本不应有的重担。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所长蔡昉坦陈，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推动增长的动力不同。中国以往主要靠丰富的劳动力和高速的资本积累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才能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
全民保障：解放高额储蓄，激发内需消费
投资与消费比例不合理，是一个始终困扰中国经济的顽症。对于如何降低过高的储蓄率，存在有多种意见，而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卫生保障制度的观点，则被广为接受。
据新华网报道，诺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认为，中国的高储蓄、低消费问题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是不利的。因为高储蓄会导致高投资，而国内的低消费水平，却无法完全消化高投资带来的产出扩张，所以高投资的结果是，产品大量向国外市场流动，由此导致国内经济更深程度地依赖出口。
按照斯蒂格利茨的思路，如果没有国内市场消费能力的改善，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越陷越深的泥潭。于是，答案是明显的——如何改变中国民众依靠储蓄防范家庭风险（特别是疾病）的传统习惯——成为解放高额储蓄、激发内需消费的关键之一。所以，国家必须加大卫生和教育的投入，以增强普通民众的心理安全。通俗的说就是，解决后顾之忧，降低普通民众的储蓄需要，让他们放心消费。
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世界银行2月份《中国经济季报》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持续下降，今年还不到GDP总量的50％。而美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近60％。世行的这一分析意味着，中国的平均工资收入并没有和国民总收入保持同步增长。由此就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国内消费的长期低迷，可能与普通民众的工资收入较低有关。这就是说，不是老百姓不放心消费，而是老百姓的实际购买能力不足。
无论怎样，有两点是确定的。第一，一个能够惠及全民的卫生保障体系的建立，将大大降低普通民众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激励他们购买更多产品和服务，例如老年人会更多地选择旅游而不是呆在家里。第二，全民卫生保障体系的建立，也在实际上增加了百姓的收入。这就相当于国家给全体公民买了保险，相比涨工资而言，这种买保险的增加收入的方法，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更持久的正向激励作用。
实际上，早有经济学家建议，不能单纯用GDP测算国家收入，国民健康也应该成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如果用“全收入”（预期寿命＋GDP）的标准衡量，现有意义的GDP只是国民总收入中很小的一部分。
化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红利”作为中国过去人口增长的积极效应，特别被学者们津津乐道。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余年中，由于抚养比（被抚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持续下降，所以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所长蔡昉估计，“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25％。
而人口老龄化是继“人口红利”之后，一个主要的负面人口问题。据相关预测，在2013年左右，中国的“人口红利”形式将开始发生逆转：2013年，抚养比将降到最低点，此后将有更多人口进入退休年龄，国家人口抚养的压力将会加大。这意味着，我们尚有10年左右的时间调整国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增长可能形成的挑战。
毫无疑问，卫生产业的发展将担负起更多重任。有业内人士认为，提升国内消费和化解人口老龄化这两个问题，虽然都与卫生产业有直接关系，但是相比拉升国内消费而言，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如果说消费问题是一个短期问题，那么人口老龄化则是一个中长期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宏观上，医疗保健体系积极效用的大幅显现，可能存在“时滞”。现期医疗保健领域财政投入的增加，可能意味着未来财政支出的减少，因为一个有效的全民医疗保健体系，必然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从而相应减少未来因可能发生的疾病而造成的损失。
此外，从卫生产业角度看，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程度，也将影响国民消费水平。因为抚养比的升高，意味着退休人口的消费总量将占据更大权重。那么，退休人口消费什么、如何消费，就不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问题。
第二篇
劳动力复杂格局与医疗卫生投入
作者 张利刚
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下，人的因素和科技创新被列为最主要的因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创新也是由人的因素决定的。由此，与人密切相关的劳动力成本也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一个关键。
劳动力成本涉及的范围很广泛，仅从定义看就包括劳动力的工资、社保、福利等因素。如果把劳动力成本既是劳动力个人的问题，也是影响劳资矛盾、劳动矛盾的主要因素；放在国家的大环境里，它则是关系到国家政策的制定、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乃至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因素。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通过劳动力成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医疗卫生就是一件很复杂的问题。如何通过中国医疗卫生的发展带动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就是，一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了。
面对如此庞大的话题，本文选择了与劳动力健康相关的成本部分，从卫生产业的角度进行主要阐述，侧重于劳动力健康、福利的角度探讨此问题。
劳动力成本与贸易壁垒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GDP每年都以10％左右的速度递增，其中，外贸占的比重已经接近70％。可以说我国的外贸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外汇，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7000亿。从宏观的数字来看，这种增长的形式十分喜人。
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我们的外贸更多依赖的是以低价格竞争来获取利润的。在对外贸易中，我们的产品技术含量还是很低。由此，我们的低价格竞争经常会被其他国家认定为倾销。近年来，中国被诉讼为倾销的案件数量显著增加，涉案的国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这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在中国被指责为倾销的过程中不排除对方有贸易壁垒的嫌疑，除此之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过低也是其他国家用来指责中国倾销的常用手段之一。在美国等把中国列为倾销的国家看来，中国产品是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获得了商品的低成本，进而造成了低价格不正当的商业竞争，对其国家的产品造成了行业侵害。
表说：各国单位小时的劳动力成本比较（单位美元）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的确与这些国家相差巨大，不过这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是符合的。在中国的目前状况下，劳动力成本不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二者之间不存在可比性。从这种角度看，美国把中国的产品列为倾销是不合理的。
可是为什么中国被指责倾销会成立哪？我们不妨从劳动力成本的构成角度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在国际惯例中对劳动力成本的核算，劳动力的工资约占劳动力成本的80％，其余20％主要是从与健康相关的福利待遇以及劳动力的教育成本等方面进行评估。针对工资问题，世界贸易组织曾经尝试制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最低工资标准，不过最终由于困难太大没有实现。在劳动力的工资标准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与劳动力健康、福利相关的20％的劳动力成本就成为了其他国家指责中国倾销的主要依据。
从这个角度看，与劳动力健康相关的各种福利待遇已经不再是劳动力个人的问题，而是变成了影响国家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之一。与健康密切相关的卫生事业也就不再是关注劳动力身体健康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在提高劳动力成本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的情况下，通过加强对劳动力的健康投资和福利待遇，已经不再是一个企业的个人行为。在国际贸易的视角下，中国医疗卫生产业也已经具有了增加本国经济在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减少遭遇贸易壁垒的作用。中国医疗卫生也已经成为国家发展、企业进步的一种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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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是指各企业（单位）在一定时期内为雇佣一定数量的社会劳动力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工资和社会保险、福利、职工住房、培训机会和工作条件等因素。
新增长模式需要提高劳动力成本
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下，中国增加对医疗卫生产业的投资，不但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来影响到中国的外贸经济，还能够直接改变国民的消费观念，进而带动内需的增长，这使得中国卫生产业成了新增长模式得主要动力之一。
在以前的发展模式中，国家在社会发展方面，特别是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等公共服务方面，政府投入不足。居民在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较高。国家对与劳动力健康相关的投资成本低下直接造成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下。在中国的劳动力成分中，各种保障最低的应当属于农民工，数量最大的也是农民工。如果农民工的保障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么劳动力成本提高的一大障碍将不再存在。
国务院政策研究办公室一位不愿意透漏姓名的司长对本刊记者说：“要想通过提高与农民工健康相关的福利待遇来提高农村的劳动力成本，关键在于改变农村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问题。”该司长指出，城乡分割，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这对农村劳动力来说，公平性很不够；而制度设计过于复杂，制度的弹性和适应性差，管理和运行成本却非常高造成了国家政策的执行到达率低下，严重的妨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成本提高。
此外，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太窄，真正意义上的保障对象不到全体国民的1/5，这严重的影响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中除了工资之外的成本核算。针对目前医疗保障所存在的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
温总理指出，“为了更好地推进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国务院已经组织力量抓紧制定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努力解决好广大群众关心的看病就医问题。”从温家宝总理的工作报告可以看出，国家在2007年为解决农村医疗在财政拨款方面增加了近60％，覆盖范围几乎达到全国。这表明政府要下决心让医疗保障覆盖到农村这个以前医疗保障的空白区域。
增加农村医疗保障的资金，不仅仅是解决了农民看病就医的问题。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来看，政府的资金投入等于直接的增加了中国劳动力的成本，尽管目前的投入资金分配到每个人身上，其附加值不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飞跃，但是这种投入是连续不断、持续增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不能飞跃式上升，但是这种渐进式的增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会逐渐改变中国劳动力成本被他国诟病的局面。
我们可以看出通过提高农村的各种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进而提高国家对农民工的劳动力成本是符合中国新发展路径的。可以改变旧的增长模式过分依赖资源的消耗和人力资本的廉价。
通过对医疗卫生的投资，不但可以直接的提高对劳动力的成本投入，还能逐步改变过去单纯突出城市、工业发展，牺牲农村、农业发展的模式；对促进精神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加速经济模式的转型具有推动的作用。
在国家已经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之后，如何才能够确保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得以合理、有效的进行才是此问题的关键所在。面对这么艰巨的任务，中国的医疗卫生产业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开端。
企业博弈利益取舍
针对如何改善与劳动力健康相关的福利待遇问题，记者走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室院中贸研究部的金柏松研究员。金柏松认为，中国要彻底的改变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现状，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和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政府能作的只是做出宏观的决策和引导，企业作为政策执行的主要环节，在提高劳动力成本的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企业在此时的决策也会对医疗卫生格局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国家宏观政策已经转变的情况下，是片面的追求商业利润，还是与政策呼应进一步增加对劳动力成本的投资已经成了企业的一个必须面对的选择。国家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合理、更科学，从依靠资源和人力成本等旧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依靠科技、人才和资源相互平衡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劳动力成本和增加员工的社会福利，不仅仅可以增加企业的凝聚力，还那提升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研发水平，使企业的发展能够尽快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相符合。
然而，在国家努力尝试提高劳动力成本，改善劳动力待遇的同时，作为与劳动力直接存在雇用关系的企业要想提高劳动力的成本却面临利润的损失。面对利润和国策，企业应该何去何从?作为资本持有者的企业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哪里呢？
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低下之间，企业家应该有足够宽阔的视野，国内和国际视野相结合，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调整自己对待劳动力的各种待遇。通过渐进式的发展逐改变我国对外贸易中技术成本低下，劳动力成本为人诟病的现状。
其实，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企业，我们不需要列举例子，他们中几乎每一个企业的成功都没离开过人——劳动力的因素，尽管许多企业最初的发展阶段基本都是通过“价格竞争”来占有市场。但我们应该借鉴的是，在价格竞争的同时要兼顾到“人”的因素。面对严酷的商业竞争，国内企业只是把尊重人才，激励科研创新作为战略。然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即便拿出一小部分投资放在改变与劳动力健康相关的福利待遇上，也有可能会导致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情况下输给竞争对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应该对为此作出表率的企业予以一定的鼓励。金柏松指出，目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有一些不足。在大家共同趋利的客观情况下，面对残酷的竞争，以低价劳动力进行竞争似乎成了企业家决策的首选途径。面对残酷的经济竞争和市场压力，企业很难把自己有限的资金放在对自己盈利几乎没有影响的劳动力身上。他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那么最可能的后果就是你被市场淘汰，你被其他人淘汰，你无法在经济竞争的大潮之中把稳自己的舵。如果国家不能很快的树立榜样的话，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企业对待人才和科技的态度。”
需要企业注意的是，在企业选择如何对待劳动力的同时，劳动力也有选择企业的权利。广东发生的“民工荒”现象已经为不尊重劳动力的企业敲响了警钟。同样在中国的大环境下，同样处于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国家，为什么广东地区会出现民工荒？而其他地区则没有类似现象，值得许多企业家深思。
在未来的5到7年，中国的人口将会达到最高峰。从劳动力的角度看，劳动力的最高峰将会出现在2013到2015年。在这段期间，劳动力的供需比例将比较稳定。作为资本的持有者，应当在这段时间内以低成本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人才和声誉，只有这样在国家劳动力供需持平的情况下才会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而且，长期的投资对企业形象、科技研发、人才吸引等方面的影响决不是临时抱佛脚所能比拟的，企业家应该具有更长远的战略目光。
与此同时，近几年来浙江在全国的百强县中牢牢占据了第一的位置，这一现象也值得所有的企业深思。不可否认的是浙江地区是经济发展的比较迅速的，与此伴生的是对人才和员工的尊重。对人才的尊重是否是浙江经济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企业需要深思的问题之一。
漫长的过程痛苦的等待
金柏松认为，要谈提高劳动力成本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中国的现状。只有根据客观的情况，才能提出有效地解决途径。
中国的国家大环境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化的经济正处于初级阶段。在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工资和各种待遇没有得到相应比例的增长，导致许多国家以此为依据来指责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下。在中国的现阶段能够使劳动力工资的增长比例与经济增长的比例相符合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原动力下，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指望资方主动提高与劳动动力相关的健康福利待遇还不是很现实的。中国现实状况决定了劳动力成本不可能得到快速提升。最根本的状况是中国是一个世界公认的人口大国，劳动力相对过剩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处于一个过剩的状态，用工单位有绝对的选择权，不担心在用人方面存在竞争，这直接导致用人单位对劳动力不会很重视，在不担心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用工单位在趋利的心理下，一般不会主动为员工的各种福利。用工单位在不需要为员工提供更多的福利待遇和人文关怀的情况下，会把更多的目光放在如何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上面，以其相对低廉的成本投入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
其实，企业家在看到全国劳动力总量过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细分化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里虽然总量过剩，但是能够真正为企业生产提高劳动效率的熟练工人、为企业经营带来更多利润的“精英”、能够为技术创新贡献力量的高科技人才却是相对匮乏的。这部分劳动力也往往是各大企业竞争的对象。有责任感的企业不应该单纯的依靠社会产生高效率的劳动力，在市场化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对自己的员工进行培训、提供进修、深造的机会不仅可以增加企业的生存和竞争能力，还能够通过逐步改变本企业的劳动力构成提升企业对员工的劳动力成本投入。
此外，中国正处于市场化经济的初级阶段，与市场化经济相关的制度和法规还很不完善，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资方很难主动把资本投放在关怀低成本劳动力的健康上面。
中国正处在市场化经济的初级阶段。由于从计划经济转型时间还不是很久，企业在市场化模式的运作下还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象西方发达国家的各大企业一样经历过坎坷和波折，没有从失败的经验中吸收教训的机会，也没有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归纳出科学对待各种劳动力成分投资的标准。这导致用工单位没有能够自发形成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对待自己的员工。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有政府出面对劳动力的健康做出相关的立法，通过法律途径来强制资方对此做出投资；二是在中国的劳动力供需比例达到供需平衡或者供小于求的状况下，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普遍解决。
但是，由于劳动力的成分复杂，很难确切的对在各种不同经济成分企业工作的劳动力做出一个统一的立法标准来衡量劳动力的健康状况。所以，无论那条途径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对于劳动力来说他们损失的不仅仅是应该获得的健康和日后生活的必要保障；企业损失的是利润、企业形象和核心竞争力乃至部分市场；而国家损失的是民众对国家的信任感和对政府的认同度乃至是牺牲社会的和谐和社会公正。
同样，对于中国卫生产业来说，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卫生产业的使命则是要尽量缩短这个过程的时间，并努力争取让国家、企业和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减少损失；为新得经济增长模式提供更强大得动力。
第三篇
探秘社会心理成因——
医疗卫生缘何保障社会和谐？
作者 张利刚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今年医疗卫生事业的主要工作，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国家对于改变目前的医疗卫生体制如此重视的目的是，为了使更多的人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不仅如此，医疗保障的提高对于增加社会稳定，提高精神文明程度、构建社会和谐、促进经济持续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中国卫生产业在这次中国的经济模式转型中有着特殊的作用。
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达20万亿元，而全国保险公司总资产仅有15296.3亿元，用于寿险和医疗险的资金估计仅有1万亿元，只占居民储蓄存款的1/20。从这一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庞大的保障资金还在体制外。国家如果要担负起全社会的保障任务，便必须整合现有储蓄资源，将体制外的资金进入体制内。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实际上的任务在于如何实现这场转变。
国务院政策研究办公室某司长接受采访时指出，目前医疗卫生体制的根本问题是结构失衡、公平性不够。主要表现为：卫生总费用花的钱多，用于看病就医的钱少；城市花的钱多，农村花的钱少；个人花的钱多，政府花的钱少；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太窄。也就是说，除了结构失衡之外，现有的医疗保障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性——而这种不公平作用到社会心理上，将在一定程度上激化各种转型期的客观矛盾。
医保不公的“相对剥夺感”危机
针对目前国家医疗保障的不公平性会带来哪些负面的社会影响，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专家
据
这种相对剥夺感会导致相对挫折感，有挫折感会导致一种愤怒的情绪，这种情绪如果得到很好得化解可能没什么问题。如果这种心理没有得到很好的化解，就会被以行为的方式释放出来。目前医患关系恶化、病人仇视医疗工作人员等现象都是最直接的表现。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愤怒会导致沮丧，愤怒在一定得条件下，特别是在有环境暗示的条件下就导致侵犯行为，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全。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的医疗保障相对于其他人被剥夺了，那么最有可能引起侵犯行为的环境因素就是与医疗相关的环境，而医院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选择。
当大多数人的在分配医疗资源时，都产生了这种“相对剥削感”的时候，这种个体心理意识就会在单独的个体之间产生“同病相怜”的感觉。这种感觉会使单独的个体很快产生一个群体，进而会出现“群体感染”的现象。随着群体感染的发生，会形成一个具有群体意识的社会群体。这种群体由于群体意识的形成会进而表现出群体行为，这些群体的行为也会具有明显的相同性，除了上述的医患矛盾之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仇富心理”。
当群体产生以后，群体的力量会产生一种放大效果。一个100人群体的力量会明显大于100个个体力量的简单相加，这时，随着“相对被剥夺感”产生范围的大小会产生成员数目不等的群体。进而成为社会问题的时候，这种力量会被进一步放大。此时出现的群体意识就上升为社会意识，而问题则变成社会问题。如果这种社会意识是负面的就会影响到社会关系，主要是使社会阶层之间产生抵触和矛盾，不利于实现社会和谐。夏学銮说，构建和谐社会，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减少社会矛盾，竭力避免个别的局部利益冲突转化为整体的社会冲突。
改善民众的医疗保障条件，能够很好的化解和调节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民众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只有及时化解和调整这种民众内部矛盾，各社会利益群体的关系才能融洽协调，人们的心情才会舒畅，各社阶层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整个社会才会和谐稳定。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看，改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直接增加社会稳定，减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国卫生产业在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一个全新的使命，而中国卫生产业也必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作出无与伦比的贡献。
建立社会公平
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改善民众的医疗保障条件，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能够更快的实现社会和谐。
社会公平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社会公平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
当民众的医疗保障不能同少数人相比较的时候，处于弱势群体的人就会产生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感觉。这种被排斥的感觉会直接影响这些人的工作热情和生活态度。这时，社会排斥就产生了。而实现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减少社会排斥的过程。
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一个社会要具有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而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主要是通过减少社会排斥心理的产生得以实现的。
当一部分人因为维持健康和治疗疾病而产生被排斥在外的感觉时，就不会感到社会正义的存在，认为社会在排斥自己。这部分得到相对较少得人就属于相对排斥的范畴，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只有消除这部分人的被排斥感才能逐渐使社会和谐。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较少的群体就会对获得较多的群体乃至政府产生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如果常时间不能得到排解，最终会上升为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团结，甚至导致影响政府形象、破坏政府信誉，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
目前正在进行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举措以及国家通过中央财政拨款来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的举措都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有力手段。除此之外，国家还从药品流通、药价制定等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举措。
例如，国家发改委公布，从
从这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仅仅是关系个人身体健康，治疗疾病这么简单了。中国卫生产业还具有化解社会不满情绪，理顺社会利益关系的历史使命，也对促进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贡献了力量。
新增长模式的主要途径
截至2005年12月，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4万亿元，比上年新增2万亿以上，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10年来，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按照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是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
温总理在谈及今年的政府工作原则时说：“更加注重社会事业建设，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其实过去，中国在社会发展方面，特别是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等公共服务方面，政府投入不足。此使得居民在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支出较高，成为新三座大山。
针对这种情况，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可靠的医疗保障体系最终会导致个人消费不旺，个体性的消费性为不旺会导致群体性的消费性为不旺，最终成为社会消费行为不旺，导致内需直接停止或者下降。国家增加对于医疗卫生、教育、社保等方面的投入，会逐渐消除这种不利的社会心理，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使得最终消费率提高，从而有利于经济获得长久持续的增长。要转变经济的增长模式，就要改变医疗保障的环境，即改变民众的保障依赖对象，逐渐变“自我保障”为“社会保障”——由此逐步激发国家经济的内需来动力，进而彻底改变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
目前我们面临的困境是，要想扭转目前的现状还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有赖于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以及投资力度和宣传途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提供有说服力和有成效的案例，让人们逐渐对这种体制的产生信任感和归属感，逐步消除“相对剥削感”。只有这样，民众才会主动解除被排斥的感觉，逐步取消自我保障的意识和行动，这时才能真正的达到拉动内需的目的。
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其实就是逐渐消除社会负面心理的一个过程。只有逐步理顺了社会矛盾，消除了社会负面心理，才能建立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最终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医疗保障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卫生产业一个行业的事情，它还是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途径。
第四篇
制度的意义不在于完美无缺，而在于效用最大。闵行医改的经验价值在于，政府有力地介入了医院的药品管理，并发挥了有益作用——在新经济增长模式下，政府如何发挥作用成为再解闵行模式的意义所在。
闵行医改案例再解
新增长拷问药品流通
作者 赵志龙
药品流通，作为医疗机构寻租的主战场，“激励”、“动力”、“可持续”、“利益链”……这些当下医改讨论中的关键词，多少反映了各方论辩的激烈程度。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孰是孰非，如何划定两者的边界是医改的关键问题。而现行药品流通体制，是医改需要突破的一大关隘。
无论是“以药养医”，还是“以药补医”，一个不争的现实状况是，“看病贵”、“药价虚高”已经成为一个备受议论的社会现象，更使部分医院、医生的高尚形象逐渐褪色。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充分竞争能够增加社会福利，例如，可以降低商品价格。但是，中国国内制药企业过度竞争的结果，却是医院用药价格的居高不下。
现有药品流通模式的探索，其实质是通过重新分配对药品收益的控制权，帮助患者补上钱袋子上不应有的“窟窿”。然而，要在纠结重重的格局中获得公益与功利的平衡，意义固然重大，难度也可想而知。
据权威数据显示，如上海闵行区医改前的2004年，区内医疗机构的药品收入占其业务总收入的49.4％，而药品毛利润占药品总收入的1/4，占业务总收入的12％。闵行的情况，仅仅是整个中国卫生产业的冰山一角。西部的宁夏，也在进行着名为“三统一”的医药流通的改革——由自治区政府主导，对医疗机构用药施行“统一招标、统一价格、统一配送”。改革的目的是减少药品流通的中间环节，降低药价，但这显然也改变了传统的利益分配格局。据央视《中国财经报道》调查，由于遭到一些药品经销商的抵制，现有的药品配送商陷入无药可送的窘境，面临出局的命运。
“路漫漫其修远兮”，这句人所熟知的名言，很可以表达当下中国医药流通改革的青涩滋味。
谁切蛋糕？怎么切？
“好钢用在刀刃上”，在一些学者看来，政府的适当、适度介入是必要的，但必须同时培育医疗环境内的充分竞争。通过有序竞争来根除弊病，才是治本良策。引发这一议论的，是国内烽烟四起的、主要由政府主导的“收支两条线”改革。
“收支两条线”改革的重点是，化解医院（包括个人）由于“以药养医”而获得不合理收入的问题。当卖方（医院和医生）垄断了绝大部分交易信息的时候，势必发生对买方（患者）正当利益的侵害。此时，对于市场的治理，就是完全必要的。对于这一点，存在相当的共识。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何治理？是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管制型的医疗卫生市场，还是以医院为主体，在规则优化的前提下，鼓励竞争，从而汰劣存优？政府干预的范围和角度，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并反思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困扰全世界各国政府的难题”， 北大医学部
“要通过制度设计，保证患者能够在社区医院和大医院之间良性流动”。北师大的
制度设计必须同时满足激励与约束的功效，马谢民这样看医改的大原则。他说，在就医制度设计方面，单病种定额收费就是很好的试验。目前有三种付费方式：开单付费（医生开多少，病人交多少）、限价付费和定额付费，限价付费只是一种过渡，定额付费则是医收费制度改革的大趋势。
在
闵行医改，权力易位
上海人务实的风格，某种程度上烙印于闵行区的医改。似乎没有太多理会关于政府或市场的争论，政府从一开始就成为闵行医改的主导力量。2006年，在接受《社会观察》采访时，闵行区卫生局副局长夏红就指出，政府必须加强对医疗市场的控制和引导。
对药品流通权和收益权的再分配，是闵行医改的核心。政府对这些权力的掌控，彻底改变了政府主管部门与医院的话语地位。由于“利润最大化”的动机被有效抑制，所以医院更像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相应地，医院的公益、服务色彩，被大大强化。
始于2005年夏末的闵行医改，已经经历了近两年历程。改革的操刀者许速，闵行区卫生局局长，一个往返于手术台和政府办公室间的技术型官员。由于深谙医院内部药品流通的种种规则，许速改革伊始，就在医、药分家问题上发力。而上海闵行区的医改正是由于许速等在操作细节上刻意为之，才获得了难得的成效。
和很多地方一样，中间环节也是闵行医改的重点，据闵行区卫生局的提供统计数据显示，药品从制药企业流通到患者的过程中，药品营销企业、医院（和医生）等中间环节的所得，占药品销售总价的30－40％。而闵行的做法是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实施医院药品“收支两条线”，力图从各个节点遏制权力寻租的发生：在药品采购目录中对单一药品确定独家供应商，以弱化制药企业对临床用药进行促销的动机；确定后的采购品种实行独家配送，弱化了药品营销企业对医院进行促销的动机；同时，取消医院的药品采购权和药款支付权，改为政府财政统一管理，医院和医生的权力寻租空间被压缩到最小。
从相关统计数据看，闵行医改已经初步达到了目的。政府的强势介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院和患者的药品支出费用。“闵行区收支两条线效果图”显示，医改以后，闵行区门急诊人均费用和出院病人人均费用都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门急诊药品人均次费用下降了12.75％，出院病人药品人均次费用下降了7.09％。
表：闵行医改有效降低了患者的药品开支
政府为什么有效率？
作为监管一方，闵行区政府的强力介入，是促使医改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在该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涉及医疗卫生管理的各个政府职能部门，一并被整合进入“闵行区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领导小组”，改变了从前卫生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的弊病，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出多门、令不行禁不止的情况。
“我们进行了半年多的准备”，闵行区药品采购办主任吴东晖向记者介绍说，改革之前的头脑风暴是相当重要的，对于改革的关键环节，以及改革所可能触发的矛盾，需要各个部门反反复复地磋商、交流。
政府角色和功能的定位问题，历来是议论的一个焦点。从纯粹的理论层面考虑，闵行医改并不符合市场主义者的逻辑，因为政府的作用被人为放大，而不是被尽可能地缩小。市场主义者倾向于认为，闵行医改虽然能促进合理用药并降低患者的药品支出，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主导的管制型体制会导致医院的低效率。
这种抑扬图象更像是跷跷板的两端运动，一端是医疗机构，一端是患者，而政府是居中调节的支点。实际上，医院原本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如何在经济效益与社会公益方面实现平衡，本身就是医院管理者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
“我们只是进行了有限的管理”，吴东晖这样评价闵行的改革。另外，对于药品的招标采购管理也是有技巧的。“招标和采购是一回事吗？”当记者拿闵行的成功和个别地区的不成功做对比时，吴东晖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对于商家而言，进入药品采购目录只是第一步，但却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在于采购交易的实现，采购量的大小才关乎药商的命脉。在吴东晖看来，一些地方的改革简单认为招标就能解决问题，而闵行成功的关键，则在于有效控制了采购。
闵行模式具有普适性吗？
转型的中国需要各种模式，特别是那些来自地方实践的经验总结。比较明显的“计划”色彩，是闵行医改的突出特征。政府作用的放大，又似乎与卫生产业的公益性质合拍。然而，现实总是这样充满戏剧性，西部地区宁夏由政府主导的“三统一”改革，就遭到了利益损失方的强力抵制。
同样都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但博弈的结果却喜忧参半。政府在医改中如何作为？目前尚不能定论。
闵行医改有他的特殊性。
“收支两条线”的改革，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积累智慧。马谢民指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切断医生收入源的同时，又能够保持医生的工作动力？此外，由于药品收支金额每天都有变化，面临变化频率高且数目巨大的现金流，如何实现高效管理，也是对政府行政能力的考验。“政府应该重新定位自身角色”，马谢民认为，一方面，要制定规则，落实规则，鼓励竞争；另一方面，政府要把干预重点放在低收入人群上。例如，由政府出面建立服务于低收入群体的医疗机构；再如，现在一些地区试行的单病种定额付费试验。
市场与政府的争论并不是孰轻孰重那么简单，关键在于，如何在现有条件下，确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医改制度，并逐步谋求该制度的完善。正应了那句“行话”：没有完美无暇的设计，只有真正适用的制度。
无论怎样，闵行医改对于政府之介入医院管理，提供了有益思路。不过，也正如中央财大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乔宝云院长所分析的，医改相关制度的设计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还是需要因地制宜”，吴东晖坦陈——闵行的改革初衷只是为了解决闵行区医疗机构中的一些问题，而各地的实际情况并不相同，所以闵行模式之于全国的意义，并不能过分扩大。
相关链接：
各地新出现的药品采购模式
四川模式：“挂网限竞价，阳光采购”，始于2005年。主要特点：对所有愿意参加挂网的生产企业的所有药品实行差比价（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企业自主定价）竞价、限价规则，制定最高采购限价。主要优势：挂网限价程序化，减少人为操作误差；企业和医疗机构直接登陆互联网交易，大大降低中介费用。
广东模式：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二统一”，即统一招标评标采购平台，统一招标文件。主要特点：政府硬性规定，要求所有医疗结构必须从入围品种中选择所需采购的品种，必须按广东省医药采购管理中心平台公布的价格支付采购价格。
闵行模式：“一药一厂一规一配送”。主要特点：政府主导集中采购，医疗单位的药品采购权收归政府的药品采购小组所有，药品收入全部上缴区财政，即药品“收支两条线”。
宣威模式：捆绑竞价。主要特点：由市卫生局药品配送中心领头，把全市所有医疗结构的常用药品捆绑在一起招标竞价，并要求医疗机构全部使用中标药品。
南京模式：药房托管。主要特点：由中标的大型医药营销企业代管医院药房，实行药房的“二权分离”（所有权归医院，经营权归医药公司）以及“三不变”（药方的产权、药剂科的职能和药房工作人员的身份不变）。
湖州模式：集中采购，药品收入分权管理。主要特点：在药品统一采购目录的基础上，全区医疗机构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采购；医疗机构的药品收入除原有差价部分外，要全部上交。
第五篇
在新经济增加模式下，为什么要讨论金寨？在举国探讨实现全民医保可能性的时候，安徽金寨这样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却率先尝试全民医保。金寨县全民医保目前取得的成效，与金寨县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以及财政支出顺序密切相关，金寨全民医保的发起者、操作者作为先行者，他们的经验值得深思——本刊记者采访了当事人。
全民医保试点——安徽金寨县
作者 张利刚
而这个“全民医保”图景却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金寨县提前实践了。每年5.9亿的该县财政支出中有4.3亿依靠转移支付。就是在这样一个依靠财政转移维持生计的贫困县，在2006年11月将农村成员和全部城镇居民纳入基本医疗保障，率先实现了全民医保。
2006年10月上旬，金寨县人民政府印发了《金寨县城镇居民合作医疗实施办法(试行)》，决定从
在全国都在关注医疗体制改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方案》的时候，这个经济困难的贫困县却却已经实现了全民医保，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探讨和深思。
财政不是问题
在这个如此贫困的，深处大别山的县城，实现全民医保的钱是哪里来的哪？本着好奇的心态，记者采访了金寨县全民医保的发起人——金寨县财政局局长孙学龙。
孙学龙很坦率的告诉记者，金寨县虽然是贫困县，每年的财政支出为5.9亿元，其中4.3亿元靠财政转移，本县的实际收入只有1.6亿，但是实现“城镇非职工合作医疗”的钱还不是个大问题。
在农民被纳入基础医疗保障体系之后，社会上只剩下对于那些既不是农民也不在单位就业的人群。金寨县全县65万人口，除在职职工和农民外，还有9万多名城镇居民游离于医疗保障之外。按照《金寨县城镇居民合作医疗实施办法(试行)》政府每人补贴20元，总支出才160万，即便只是依靠本县的财政收入拿出这部分钱也不是很难。对于年财政支出达5.9亿的金寨，这决不是能影金寨财政根本的一个数字。事实上，2007年的预算中，县里已计划代50多万农民支付他们个人应缴纳的农村合作医疗费用，数额达500多万元。
孙学龙认为，能不能实现社会保障的全覆盖，只是一个支出结构和优先顺序问题，在绝对财力上不存在障碍。
实际上，金寨铺开城镇合作医疗时，完全依靠的是县级财政，没有取得中央或者省市财政资助。实现全民医保的财政支出属于财政的应有职能，与此关系密切的是财政方面的一系列改革。
自从2003年以来，金寨县做了19项财政改革。政府采购、专项资金县级报账等，让金寨县的财政更加集中、也保障了县里对资金的灵活使用。而调整财政支出，减少基本建设、调整其他机关的公用经费和减少业务费等措施为本次城镇合作医疗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2006年，金寨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300万元。孙学龙告诉记者，虽然金寨县也有开发区，但是开发区建设了好几年到现在还是没有建成。财政部本的主要改变是由过去的“被动付帐”变为现在的“主动买单”。在本次的城镇合作医疗过程中，便是由财政方面主动提出，其他方面积极配合和支持才得以实现的。“单纯的大病统筹已经不能完全解决城镇居民看病难，因病致贫的问题”，则是他提出建立城镇居民合作医疗的初衷。
城镇非职工居民的医疗保障在各地财政上是否可行？在金寨，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答案。虽然，城镇非职工居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较低（最高的补偿水平只有1.8万，低于农村合作医疗的3万），但是由于针对的特殊群体，这部分钱对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和经济困难城镇居民来说却是能保障健康和维持生命的最坚实的保障。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超过4亿的城镇无业、无收入人员，低保人群，老人和儿童，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如果这部分人的医疗保障问题得到解决，无疑对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将促进中国卫生产业的发展，推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金寨模式
金寨县的全民医保是建立在农村成员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的。早在2005年1月，金寨县就启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县共有48万农民参加。至此，农民和城镇职工的医疗都有了保障。除了城镇职工以外，还有9万处于医疗保障“真空地带”的城镇居民。金寨县城镇居民合作医疗是以城镇居民的家庭为单位的，除了已经已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人员外，其他城镇居民均可自愿参加。
在对全县城镇居民的基本情况、健康状况、医疗支出水平等情况进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较为科学的实施办法，本着“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办法和“政府组织、群众自愿”的原则进行的。未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城镇居民，每人每年缴纳30元钱，政府财政补助20元钱，合计每人每年50元，形成城镇合作医疗基金，封闭运行。
在参加了合作医疗之后（当地居民简称参合），一旦生病后在指定的32家医疗机构住院，其间发生的药品费、手术费、材料费、住院费、化验费、检查费等，均可以享受20%－60%的补偿。住院医药费用起付线为300元，每人每年最高补偿额为1.8万元。除了大病统筹外，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11种慢性病也纳入补偿范围。对参合年度内发生慢性病的，如果治疗费用不足500元，给予100元的定额补偿；超过500元的部分，按25％的比例进行补偿，最高补偿限额不超过5000元。金寨县还将根据今年的运行情况，逐步将门诊费用纳入报销范围，最大限度地让城镇参加合作医疗的居民受益。
金寨县的城镇合作医疗之所以能够顺利的进行，与其特殊监督管理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金寨县的医保已经实现全民覆盖，针对不同的参保人员有不同的监督管理部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按照全国统一模式由劳动部门监管；农村医疗和城镇合作医疗则分别由农村和城镇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产生的合作医疗管理中心监督管理。这两个中心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管理机制完全相同。
金寨的合作医疗管理中心是由县长、分管副县长牵头、财政、民政、卫生、农委、宣传等众多部门组成的合管会，不直接隶属于卫生部门。并有独有的管理架构：合管会的办公室主任由卫生局局长兼任，合作医疗管理中心虽然人、财、物独立，却只是卫生局下属的一个副科级单位，但合作医疗管理中心主任安朝玉，并非来自于卫生局，而是来自财政部门。
财政局设立基金专户将基金封闭运行，防止挪用；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则负责对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料、用药和费用等进行审核，防止医疗机构与参合人员违规套取资金，如果审核无误，则通知财政给各个医疗机构付出合作医疗应报销费用。
建立这套独特的复合模式目的在于保证基金的安全和合理使用，定点医疗机构在行政上不隶属合作医疗管理中心，不是合作医疗管理中心的下属机构，这使合作医疗管理中心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地实行监管职能。
相关链接
“城镇职工制度没有覆盖”的人群是指，涉及城镇个体工商户、无业人员、职工家属、农民工、在校学生等处于医保制度“真空地带”的人群——《试点方案》给出的界定。对这部分人的医疗保障基金《试点方案》给出的筹资原则是：“国家补助一点、地方安排一点、个人掏一点。”方案提出，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将按一定的比例，补助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和经济困难城镇居民参保。
金寨试点造成的“四多”
金寨县实行了城镇合作医疗之后，出现了“四多”，即参合人数多、就医患者多、医院收入增加和对医院的罚款数量增加。
首先是参合人数多。在金寨县全县城属于参加城镇合作医疗范畴的8.8万居民，有8万多才主动排队报名交钱参加城镇合作医疗。赶来稍晚的居民在当天都没有拍上队，看着几十米的队伍，许多居民只能第二天再到社区办公室缴纳费。这种现象持续了将近一周的时间。与当初农村合作医疗所作的说服工作相比，这次参合的动员工作几乎没费什么力就使城镇合作医疗的覆盖范围达到了91％以上。这说明本次的城镇合作医疗是成功的，深受百姓喜欢和拥护的。
其次是参合之后到医院就医的病人增多。许多许多家境困难、原先患病无钱医治或者早先知道新制度即将实行的城镇居民，都想等到新制度实行、可以报销之后去就医。据统计，金寨县城镇合作医疗从2006年11月正式启动以来，全县城镇居民因病得到补偿71.5万元，受益651人次，人均补偿1098.3元，治疗总费用335.9万元，补偿额占治疗费用的21.29％。
由以上的事实和数据可以看出，在本次试点中受惠最多的还是参合的居民。而且试点方案的实行也真正起到了服务于民的作用，为这部分没有经济能力就医的居民解了燃眉之急，毕竟谁都知道“养病如养虎”。
患者的增加直接导致了医院的的经济收入的增加。在金寨县的32家定点医院中有3家处在县城的医院，其余29家属于乡镇医院。在实行城镇合作医疗以前，29家乡镇医院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处于关门的边缘，在参合以后，好一点的乡镇医院的人年均业务收入能达到7万元以上。医生的年收入也达到2万以上。在农村、城镇合作医疗推行前的2004年，县医院的总收入只有1700万元。农村合作医疗实施的2005年，县医院收入就增加了近50％，达到了2500万元。
从医院的角度来看，全民医保为其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伴随医院经济增长的是对医院罚款的增多。
前文说过，在参合病人住院结账时，医院必须为患者垫付住院应补偿费用。只有这些费用通过合作管理中心的逐项审核认为合理后，才能从财政专户拨付。这种支付程序和核算机制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医疗机构通过患者从医疗合作基金中“赚钱”，以保证医疗机构把医疗合作基金最大限度地用在患者的疾病治疗上。
即便如此，在农村合作医疗刚开始不久，百姓就反映合作医疗之后医院的医药费用上涨得厉害。为此，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在2005年8月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中发现诸如部分收费项目明降暗升、检查费和药品价格随意等诸多问题。为了遏制住这种趋势，在2006年开始合作医疗管理中心的监管更为严厉。2006年5月，他们对县人民医院的不合理收费处以两倍的惩罚性罚款，罚款直接在垫付费用中扣除，到年底，类似的罚款已达约10万元。
对于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和医院主管部门的卫生局来说，这种状况造成了双方都存在不满的情绪，但是由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权力的制衡保证了城乡合作医疗的顺利进行。采访的最后孙学龙告诉记者，金寨今年已经实现了医疗保障全覆盖，随着全省试点的推开，人均保费将提高到80元。
2007年是中国经济转型重要的一年，也是中国医疗卫生产业面临选择和转变的一年。在新的增长模式下，如何看待一系列发生在新的增长模式下的事件和现象，是中国卫生产业的从业人员需要沉思的。无论是闵行模式还是金寨现象，都是值得关注中国经济、关注中国卫生产业者探讨和思考的。
背景资料：
安徽省金寨县充分借鉴农村合作医疗的办法，在全省率先实施“城镇非职工合作医疗”制度，帮助广大城镇居民中的弱势群体摆脱就医难和因病致贫等问题。自2006年从
作者说明：本组文章由5篇文章组成，其中第1、4篇作者为赵志龙，第2、3、5为张利刚。为保持文章的整体性，现统一发在一起。文章首发《中国卫生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