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70年代，安东尼奥尼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外国导演。

在我作为“毛主席的红小兵”的童年里，没有安徒生，有高玉宝；没有小王子，有刘文学；没有灰姑娘和白雪公主，有草原英雄小姐妹和戴碧蓉；没有毛毛，有黄帅；没有动漫，有连环画；没有电视，有露天电影；没有伯格曼，有安东尼奥尼。

1972年，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

1973年1月，安东尼奥尼在罗马举行《中国》的放映发布会。他对新闻界说： “我的影片不只是一个关于中国的电影，而主要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我选择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建设和风景——作为影片的主角，是一个当机立断的决定。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这更是一部电影笔记……在中国，我问了我的陪同：你们发动了革命，并用革命来建设了这个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什么是最能象征业已发生了变化的东西？他们回答道：人。那么，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1973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的一名干部，就电影《中国》问题给江青和姚文元写信：“意所谓《中国》长片，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立场观点上，极恶毒地诬蔑我国的反动影片，整个影片通篇把我国描写成贫穷、落后、愚昧、灰暗的样子，完全歪曲了我们伟大中国的形象，令人非常气愤。……这一坏影片为世界上帝国主义和右派反华提供了宣传依据资料，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抹黑，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我们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还出现了这样一件严重的问题，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但也绝非偶然。……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认识新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线索。”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开头便抨击安氏说：“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中国》被定性为“一个公开反华、反共、反革命的作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阴谋”，安东尼奥尼被斥为“反华小丑”和“帝国主义的文化特务”。一时间，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军队、商店等地，一场全民批安氏的运动蓬勃展开。仅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作者来自全国各条战线。

各条战线中，怎么少得了身穿小军装，头戴小军帽，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手里拿着小红本的红小兵？这样，1974年，我们的童年便在齐声高诵的“安东尼奥尼，是个大坏蛋”的儿歌中悠扬度过，便在安东尼奥尼大头朝下、颠倒黑白看中国的讽刺漫画书页里缓慢翻过。

运动虽然轰轰烈烈，可是谁也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广大人民都凭《人民日报》评论的批判口径，来口诛笔伐安小丑的反华行径。因为这缘故，安东尼奥尼成了我第一个知道的国际性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