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上海的大规模整治群租行动，引起了社会各方广泛的关注。我的总体感觉是：群租长期存在于居民小区是不合适的，早晚是要整治的；但是，有关部门先整治群租现象，进入居民小区把群租客赶走，然后，再考虑制定有关群租的立法，再在立法的基础上考虑给需要租住便宜宿舍的打工者们，建一些大宿舍，这个思路搞颠倒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新民网上有关此次整治群租行动报道的几个片段：

    9月7日清晨7时，上海普陀区“群租整治小组”进入上海中远两湾城，对55套、近6000平方米的“群租房”进行突击整治。据介绍，这是沪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整治“群租房”行动。有关部门计划，在11月前把该小区“群租房”全部清理完毕。
   25岁的小可半年前来到上海，目前月薪2000多元。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月伙食费约五六百元，公交花费需二三百元，“上班要注意形象，还得买一些必备的衣服和化妆品”，加上手机费、基本生活用品消费等，每月支出最低也在千元以上。“所以，房租高了，我根本承担不起。”小可租用的这间小房子月租金为550元，加上水电费用共约600元。
   上海市消防部门对闸北区、浦东新区、闵行区、普陀区的一项调查发现，1/3以上的小区存在“群租”现象。普陀区中远两湾城里的“群租房”有520余户，共分割成3500余间，居住着3800余人。
  “群租客”的去处也受到人们关注。“群租客”大多收入较低，整治之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表示，无力承受当地较高的房屋租金。还有人甚至跟整治行动打起了“游击”。
  “整治‘群租’必须疏堵结合。”浦东新区房产管理署署长李敏认为，由于低收入人员的大量存在，市场有低价租房的需求，所以政府部门不应当一味地禁堵。她告诉记者，浦东正在进行有关探索，“在劳动力密集的地区寻找废弃厂房，改建成员工宿舍”。比如，金桥镇有个沪东造船厂，外来工人多。“我们就找了一个闲置厂房，投入4600万元，改建成集体宿舍，如今1.1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内可以安放近2200个床位，还计划配置文化和医疗中心。”

  据悉，相关部门正在制定《关于闲置非居住房屋临时改建宿舍的暂行规定》，待正式下发后，将集中审核一批闲置的非居住房屋，改建为宿舍，供低收入者租用。

    我们可以看到，改建大宿舍的规定还没有正式出台，目前还没有普遍意义上的大宿舍这样的去处，先把群租者赶出了居民小区，让他们上哪儿去找住房呢？这一点，管理者们已经想到了，但做得并不到位。整治那一天，有关部门专门请来了一些法律界人士，做现场的法律咨询；也请来了一些房产租赁中介公司，让群租客们重新选择租房。可是，我们在电视镜头上，看到那些租房的月租金，差不多都在二三千元以上；基本达到或超过了租客们的工资水平，群租客们如果能接受的话，也不会群租了。因此，有关部门请来这样的中介，让我们觉得表演的成分更多一些。只不过是想向大家表示：我们已经为群租客们介绍了合法的租房，他们不去租，那是他们的事，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有关部门在治理群租问题上的做法过于简单了。早就发现了群租，早就知道了居民们有反映，就应该想出兼顾各方利益的办法来，而不是先整治起来再说。居民们的利益要维护，来上海打工的群租客们的利益也要维护。现在，已经整治过了，才想着用一些旧厂房之类的建筑，改造成大宿舍，提供给外来打工者们；我们难免会想：这个步骤的思路是不是可以倒过来呢？也就是先立法，再建大宿舍，然后再去整治群租现象。现在这样，法还没立出来，大宿舍也没建好，而群租已经在整治了，那些被赶出群租屋的人，该住到哪里去呢？

    我记得在这之前，上海为了整治乱穿马路的现象，曾经搞过一段时间的严格执法活动。淮海路上，一位归国的辽宁籍女留学生，由于乱穿马路，被交警劝说时还推搡了交警，结果被处以治安拘留15天的处罚，工作也丢了。至于吗？我们做很多事情，出发点是好的，可管理的思路和执法的手段显得太落后了，没有考虑当今社会人们的民主意识和人性化的需求。现在，那种对乱穿马路者的严厉处罚已经很少了。群租治理也让我想到了同样的问题。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被国人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它在经济发展上领先了一步，最好也能在社会管理上给全国做一个文明执法又科学执法的表率。几个部门一大帮人，搞大规模的行动，确实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怎么样才能更人性、更全面地考虑执法效果，让被执法者更能接受，却是一个需要有关部门认真考虑的现代社会管理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