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是相安无事的睦邻还是别有用心的威胁?这个疑问从1947年印度独立之初就盘踞在印度决策层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判断左右着对华政策的走向。

    上世纪50年代：印中人民是兄弟。尽管意识到印中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尼赫鲁仍然认为两国将“继续友好下去”。印度需要团结亚非国家，孤立已经与美国结盟的巴基斯坦。这一判断促使印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相互作用，形成了50年代被称为“蜜月期”的两国友好关系。

    1950年4月，印度作为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建交。1954年10月，尼赫鲁作为第一个外国政府首脑访问北京。印度还放弃了在西藏享有的特权地位，与中国签订了关于西藏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还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时间两国充满了“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的亲密气氛。印度政府为中国驻印使馆提供了新德里面积最大的一块土地．中国政府协助印度修建了玄奘纪念堂；印度向中国提供朝鲜战争需要的麻袋，而中国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仍多次向印度出口大米，这样体现友好情谊的小事数不胜数。

    上世纪60年代：“把中国人从印度领土上赶出去!”西藏和边界问题是印中交恶的根源。随着印美关系好转、中苏关系恶化，印度对华态度发生微妙变化。从英印殖民政府那里继承来的“西藏缓冲区”战略开始回潮，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更是要求全面继承英印遗产，强硬坚持“麦克马洪线”，认为“无须谈判”。

    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印政府容留外逃的达赖等人，尼赫鲁公开称中国对西藏只享有“宗主权”。1960年周总理亲赴德里，提议以实际控制线为基础签订边界一揽子协议却遭到拒绝，而印方实施“前进政策”，尼赫鲁要求印军向“边界”持续推进，“将入侵的中国人清除掉”。

    尽管l962年的武装冲突持续时间不长，却深刻地改变了印度的外交战略。印苏接近，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动摇，开始扩军备战，秘密研制核武器。同时两国召回了各自的大使。在印度的数十万华人被搜查、监视甚至投进监狱，幸存者纷纷移民他国，在印仅余不足万人，甚至对华友好的印度朋友也受到牵连。没有人再敢提及“印中友好”，中国变成了恶魔的代名词。

上世纪70年代：“印中需要接近”。美巴结盟、中巴关系不断巩固，促使印度认识到对华关系冷淡并不利于自身利益，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多次表示要与中国会谈寻求解决争端，改善关系，两国关系开始缓和。印中两国互致友好信号的特殊方式可以与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媲美。1970年五一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偶遇”印驻华临时代办米什拉，对他说：“我们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这么吵下去。”英迪拉·甘地对此采取了特殊的回应方式：多次观看来访的中国艺术团的演出并接见演员，这在一贯宣传反华的印度足以表达新动向了。1962年冲突后的首任驻华大使纳拉亚南后来成为印度总统，而米什拉则官至国家安全顾问兼中印边界谈判特别代表，在两国关系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世纪80年代：“印中不发展就不是亚太世纪”。中美、中苏关系的改善消除了印度发展对华关系的外部障碍，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成为印中两国的共同目标。l988年，拉·甘地力排众议，实现了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他非常同意邓小平关于“印中不发展就不是亚太世纪”的说法，希望两国关系能够恢复到50年代那样的友好气氛，自此两国关系进入稳步持续发展阶段。

上世纪90年代：“印度的最大威胁是中国”。进入90年代后，两国之间一系列的高层往来迅速将中印关系推进到了较高水平。尤其是关于中印实控线地区的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等，极大地改善了两国关系气氛，有利于边界问题的解决。然而，印人民党政府1998年的核试验将印中关系再次拉入低谷。总理瓦杰帕伊在致西方某国的信中称核试验“针对中国”，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称“印度的最大威胁是中国”，以此为核试验开脱。这波印中关系的小挫折却是印度对华深层思维的大暴露。尽管右翼的人民党政府仅代表印战略界部分意见甚至少数意见，却将长时间存在，不时为两国关系制造麻烦。

21世纪：“亚洲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印中两个大国”。与中国对抗并不符合印度利益，平衡的大国外交需要稳定的对华关系。2000年印总统纳拉亚南访华，表示“中国不是威胁”。2003年，瓦杰帕伊访华，双方确立边界谈判特别代表机制。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印，两国确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印，辛格总理称：“亚洲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印中两个大国”。在中国杂技团访印演出时，索妮娅·甘地与拉胡尔、普里扬卡以及甘地家族的第三代们一起亲临观看。当新一代小甘地们为中国杂技惊呼、喝彩的时候，人们感到：新的友好的种子已经埋下，未来必定会长成参天大树。（尹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