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六中全会上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个重大的战略命题，目的是要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平等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
和谐的基础在于社会的公平，但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以为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群体之间已经积怨不浅。尤其是长期以来，农民、民工等群体被排除在福利保障体系之外，被当成社会底层的「另类多数人」，如何让他们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并非是一句口号就能解决的。
五十多年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理论上一直追求平等的理想，但现在的现实与此距离很遥远。在发展经济的初级阶段，基本的指导思想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没有想过没有富起来的大部分人该怎么办。
处在现代文明边缘的群体
由于地区差异和规划不协调，加上财富再分配的机制不健全，导致财富和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分化，激化着社会矛盾。这一方面加剧了「仇富心态」，另一方面也导致「虐贫」事件层出不穷。
比如，各地「血汗工厂」对工人的虐待、煤矿里的草菅人命，还有因业主欠薪而激起民工报复事件，都在不停地提醒各级当政者，虽然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没有合理的再分配机制，结果一定会是不和谐。
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分析城市社会不平等现象时指出﹕「对居住在洛杉矶的穷人和底层群体来说，城市已经变得无法生活。巴士站的长凳被设计成圆桶形，是为了防止人在上面睡觉；公共卫生间的数量比北美任何城市都少；多数公园里都安装了洒水设备，这是为了防止无家可归者在公园里露宿。然而，通过定期清理和没收临时棚屋，他们已经有效地制造了一批城市游牧民。」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各地，包括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和特区同样存在。
一边是享受着高度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市民，一边是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贱民」。这两个群体虽然近在咫尺，但实际上却相距天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互不往来，互不信任。那些有着优越感的城市人，那些有一点权力的当政者，永远把这些社会底层人当作「入侵者」来防范。这样的社会如何迎来和谐？
在重庆，在同一条街，搭乘同一辆三轮车，三名中学女生同遭车祸丧生。三个家庭体味着同样的悲痛，但其中一名农村家庭所获得的赔偿，却不及城市同学的一半。同人不同命，命价居然成了商品！
在北京顺义区，正在看色情光盘的民工为了逃避警方检查，二十余人跌入六米深的化粪池，二人死亡。警方查处民工的非法行为，当然没有错，可是这座城市的管理者，是否关心过这些民工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有政策歧视就无和谐社会
民工们出门在外，吃住都非常简陋，能赚的都是一些血汗钱。而且，就是这一点钱也经常被克扣。能带妻儿老小租房同住的是少数，相当多农民工都处于一种性压抑状态。社会和政府若真正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行事，来善待社会底层人，关心他们的生活，那才算得上真正用行动构建和谐。
在深圳，笔者参观过一些不种地的农村和不打鱼的渔村，在宅基地和农田上建成的厂房使居民们成为新兴的「地主」、新时代的「食利阶层」。除了坐收房租或地租，很多人已经一无所长，没有技能、没有文化。一些富裕起来的居民不思进取，只顾打牌、嫖妓、吸毒和纵容子女享乐，精神空虚，无所寄托。
而与此同时，本地人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性政策，是引起外来人口反感和敌视的主要原因。小小一个村落，数万名外来工只有每月七百元最低工资的保障，生存环境恶劣，没有平等参与公共事务、接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如此，和谐如何来？
笔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是公民权利的平等和社会的正义与民主。有些人，包括官员在内，抱怨农民的素质低，但他们又何曾给过农民和农民工向城市人看齐的机会？
因此，打破户籍制度的约束和局限是当务之急。让城乡居民和不同地区的人口都有平等的权利，特别是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这样才能使他们融入到自己所在的小区，才能消除人为的隔阂，才能消弥社会发展不均所造成的裂痕。
无论任何人，其诚实的劳动都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中国应该从法律、政策和施政等层面，对每一个劳动者的基本人权负起责任。这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
此文原载于《联合早报》二○○六年十一月二日
和谐的基础在于社会的公平，但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以为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群体之间已经积怨不浅。尤其是长期以来，农民、民工等群体被排除在福利保障体系之外，被当成社会底层的「另类多数人」，如何让他们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并非是一句口号就能解决的。
五十多年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理论上一直追求平等的理想，但现在的现实与此距离很遥远。在发展经济的初级阶段，基本的指导思想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没有想过没有富起来的大部分人该怎么办。
处在现代文明边缘的群体
由于地区差异和规划不协调，加上财富再分配的机制不健全，导致财富和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分化，激化着社会矛盾。这一方面加剧了「仇富心态」，另一方面也导致「虐贫」事件层出不穷。
比如，各地「血汗工厂」对工人的虐待、煤矿里的草菅人命，还有因业主欠薪而激起民工报复事件，都在不停地提醒各级当政者，虽然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没有合理的再分配机制，结果一定会是不和谐。
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分析城市社会不平等现象时指出﹕「对居住在洛杉矶的穷人和底层群体来说，城市已经变得无法生活。巴士站的长凳被设计成圆桶形，是为了防止人在上面睡觉；公共卫生间的数量比北美任何城市都少；多数公园里都安装了洒水设备，这是为了防止无家可归者在公园里露宿。然而，通过定期清理和没收临时棚屋，他们已经有效地制造了一批城市游牧民。」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各地，包括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和特区同样存在。
一边是享受着高度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市民，一边是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贱民」。这两个群体虽然近在咫尺，但实际上却相距天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互不往来，互不信任。那些有着优越感的城市人，那些有一点权力的当政者，永远把这些社会底层人当作「入侵者」来防范。这样的社会如何迎来和谐？
在重庆，在同一条街，搭乘同一辆三轮车，三名中学女生同遭车祸丧生。三个家庭体味着同样的悲痛，但其中一名农村家庭所获得的赔偿，却不及城市同学的一半。同人不同命，命价居然成了商品！
在北京顺义区，正在看色情光盘的民工为了逃避警方检查，二十余人跌入六米深的化粪池，二人死亡。警方查处民工的非法行为，当然没有错，可是这座城市的管理者，是否关心过这些民工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有政策歧视就无和谐社会
民工们出门在外，吃住都非常简陋，能赚的都是一些血汗钱。而且，就是这一点钱也经常被克扣。能带妻儿老小租房同住的是少数，相当多农民工都处于一种性压抑状态。社会和政府若真正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行事，来善待社会底层人，关心他们的生活，那才算得上真正用行动构建和谐。
在深圳，笔者参观过一些不种地的农村和不打鱼的渔村，在宅基地和农田上建成的厂房使居民们成为新兴的「地主」、新时代的「食利阶层」。除了坐收房租或地租，很多人已经一无所长，没有技能、没有文化。一些富裕起来的居民不思进取，只顾打牌、嫖妓、吸毒和纵容子女享乐，精神空虚，无所寄托。
而与此同时，本地人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性政策，是引起外来人口反感和敌视的主要原因。小小一个村落，数万名外来工只有每月七百元最低工资的保障，生存环境恶劣，没有平等参与公共事务、接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如此，和谐如何来？
笔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是公民权利的平等和社会的正义与民主。有些人，包括官员在内，抱怨农民的素质低，但他们又何曾给过农民和农民工向城市人看齐的机会？
因此，打破户籍制度的约束和局限是当务之急。让城乡居民和不同地区的人口都有平等的权利，特别是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这样才能使他们融入到自己所在的小区，才能消除人为的隔阂，才能消弥社会发展不均所造成的裂痕。
无论任何人，其诚实的劳动都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中国应该从法律、政策和施政等层面，对每一个劳动者的基本人权负起责任。这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
此文原载于《联合早报》二○○六年十一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