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要学会用第一人称反思
最近，对传统文化、百年近现代史，改革30年等，都有人在从新的视角进行思考、研究，反思热正在兴起。反思主体是各类文人，这对促进中国的社会转型十分必要，但文人们的第一人称反思，即自我反思甚少。
在社会转型的关口，中国文人肩负着传承与创新的历史重责，自身素质的转变和提高应首当其冲,才能荣当此任。
近现代，中国文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在体制内，一类在体制外。基本分工是内帮外骂。共同点是自认为都是“精英”。要么是统治管理民众的，要么是为民请命的。总之，都是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凡人物。其结果正如近日《南方周末》登载的一文指出：这种家国天下的怀抱，不仅支撑着古代的专制主义，也为现代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基本预设。
中国历史上有孔子、董仲舒和程、朱这样本是文人，但被统治者御用的大学者，也有“我自横刀朝天笑，肝胆去留两昆仑”的志士文人。中国历史上各派学说林立，但其价值大小均与治国效力有关，小说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红楼梦”“水浒”等名著，无不围绕皇权、官府之斗展开。
难怪一些史学家干脆把中国古代社会定义为：中国古代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不仅与政治系统密切相连的文化显示出政治化价值取向，同时在宗教、教育、伦理，甚至社会物质文化等方面，均无一例外地显示出明显的政治性价值取向。使中国文人与政治、统治阶级联系甚为紧密，具有泛“政治化”的特点，基本上属于“法术之士”。
所以，中国缺少洛克、培根、罗素、黑格尔式的纯学者，文学中也缺少像巴尔扎克这样，以写小人物看透历史而见长的大作家。也少有卢梭这样把自己的丑闻、恶习当成批判的靶子，写出《忏悔录》供人警醒的“自残式”思想家。
究其客观原因，与中国长期专制封闭、官本位、以及清王朝覆灭带来的心理自信失衡不无关系。毕竟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口，中国文人自身素质的转变和提高具有先导性和示范性。否则，带有深深专制印记的“精英”，是无法号召众人走向自由与民主的。
文人有“报国”之大境界并非坏事，但长期陷在政治文化漩涡里，被其所困所熏，就容易不把自己当常人、小人看。会在思维方式上，立场观点上形成唯我独尊、唯我独大、唯我独醒的“救世主”情节。哲学上讲，就是总把自己当认识主体，不当认识客体，思维逻辑上只会用第三人称，不善用第一人称，反思自我的能力差。
长期生活在专制氛围的中国文人，虽然嘴上钟爱自由、民主，反对专制，但是对己不对人。文人之间的同性相斥、讥讽、谩骂、批判、诋毁、斗争直至迫害甚于其他群体。一旦攀附或当上权贵，更是妄自尊大，恶治异类为后快。中国式的内耗在文人圈子里最甚。
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中国文人的这一特点膨胀到极致。“五四”以科学、民主为大旗，最后却演绎出反右、文革悲剧。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如果用第三人称分析，可以归到统治者的人格缺陷、中国人素质低、社会专制历史长、帝国主义侵略等等，但很少有人用第一人称分析中国文人自身的局限和恶习在其中的作用。
近现代不少当政者也是从这批中国文人中成长起来的，不少人也有大学问，但他们对文人也最狠。所以，1百多年来，中国的“民主”“宪政”的口号时间喊得最长，但效果甚差，至今也未完成起码的构建。
中国文人爱在不断地批判、砸烂中创新，缺少平等看待其他学说的意识，缺乏对人类普世文明的了解和敬畏感，喜欢以反传统自居，总是在寻找“唯一正确的理论与道路”，这种思路从“五四”到“文革”一直如此。一旦找到，其他学说立刻封为异类。近现代中国文人大体就是用“言行不一”“专制情结”对待同类与其他学说的。于是，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严重断裂，与现代文明接轨也最差。
治理国家的政治领域，一山不容二虎，不能政出多门。但在文化、学术领域，必须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一领域，没有民主、自由的氛围，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无论是传承还是创新，都将无从谈起，现代化也只能停留在文人的嘴上和纸上。
历数中国近现代文人的弱项和恶习，可归纳出以下几项：
1、精英情结。自认为占据了道德和智慧高地，居高临下，以不同凡人为荣耀。总觉得自己比老百姓甚至执政者更懂得什么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垂青用“精英”替代老百姓进行决策的社会角色，缺乏包容心态与宪政精神。成为中国专制色彩的政治和知识传统的卫道士。
2、泛政治化倾向。学说、观点过于向“治国”方向倾斜，总是寄希望于统治者，或自己成为统治者来实现“救国、救民”的方略。信奉“政治决定论”，对其他领域的实证研究缺乏足够地关注，相关人才匮乏。直至今天，政治理论、学说仍旧超强。
3、民主、平等精神匮乏。将学问等同政治，必然导致文人之间的民主、平等精神的匮乏，同时也会漠视民生“小计”以及民众“自治”“自理”的创造性。中国缺少费孝通、温铁军式的学者。
4、“窝里斗”。文人之间的民主、平等精神的匮乏，必然导致“窝里斗”，泛政治化必然导致“棍子、帽子”满天飞，沦落为专制体制的帮凶。
5、世俗化倾向。地位、面子大于使命。甘于寂寞、久坐冷板凳、以平民为伍的文人不多。喜欢出人头地，一鸣惊人，依附权势与他人卵羽之下的大有人在。职称、级别、收益等要比真实学术水平重要的多。“官本位”体制与文人世俗需要相互支撑，严重扭曲了中国文人的人格独立性，亵渎了学问的本来价值。这也是“诺贝尔”奖与中国无缘的重要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讲，文人身上的这些毛病，正是中国人“低素质”的集中体现，所以，欲改造国民，先改造自己，欲发展民主，先学会平等，欲贡献社会，还是多做学问，少参政为好。
完
2008年1月25日星期五
最近，对传统文化、百年近现代史，改革30年等，都有人在从新的视角进行思考、研究，反思热正在兴起。反思主体是各类文人，这对促进中国的社会转型十分必要，但文人们的第一人称反思，即自我反思甚少。
在社会转型的关口，中国文人肩负着传承与创新的历史重责，自身素质的转变和提高应首当其冲,才能荣当此任。
近现代，中国文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在体制内，一类在体制外。基本分工是内帮外骂。共同点是自认为都是“精英”。要么是统治管理民众的，要么是为民请命的。总之，都是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凡人物。其结果正如近日《南方周末》登载的一文指出：这种家国天下的怀抱，不仅支撑着古代的专制主义，也为现代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基本预设。
中国历史上有孔子、董仲舒和程、朱这样本是文人，但被统治者御用的大学者，也有“我自横刀朝天笑，肝胆去留两昆仑”的志士文人。中国历史上各派学说林立，但其价值大小均与治国效力有关，小说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红楼梦”“水浒”等名著，无不围绕皇权、官府之斗展开。
难怪一些史学家干脆把中国古代社会定义为：中国古代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不仅与政治系统密切相连的文化显示出政治化价值取向，同时在宗教、教育、伦理，甚至社会物质文化等方面，均无一例外地显示出明显的政治性价值取向。使中国文人与政治、统治阶级联系甚为紧密，具有泛“政治化”的特点，基本上属于“法术之士”。
所以，中国缺少洛克、培根、罗素、黑格尔式的纯学者，文学中也缺少像巴尔扎克这样，以写小人物看透历史而见长的大作家。也少有卢梭这样把自己的丑闻、恶习当成批判的靶子，写出《忏悔录》供人警醒的“自残式”思想家。
究其客观原因，与中国长期专制封闭、官本位、以及清王朝覆灭带来的心理自信失衡不无关系。毕竟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口，中国文人自身素质的转变和提高具有先导性和示范性。否则，带有深深专制印记的“精英”，是无法号召众人走向自由与民主的。
文人有“报国”之大境界并非坏事，但长期陷在政治文化漩涡里，被其所困所熏，就容易不把自己当常人、小人看。会在思维方式上，立场观点上形成唯我独尊、唯我独大、唯我独醒的“救世主”情节。哲学上讲，就是总把自己当认识主体，不当认识客体，思维逻辑上只会用第三人称，不善用第一人称，反思自我的能力差。
长期生活在专制氛围的中国文人，虽然嘴上钟爱自由、民主，反对专制，但是对己不对人。文人之间的同性相斥、讥讽、谩骂、批判、诋毁、斗争直至迫害甚于其他群体。一旦攀附或当上权贵，更是妄自尊大，恶治异类为后快。中国式的内耗在文人圈子里最甚。
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中国文人的这一特点膨胀到极致。“五四”以科学、民主为大旗，最后却演绎出反右、文革悲剧。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如果用第三人称分析，可以归到统治者的人格缺陷、中国人素质低、社会专制历史长、帝国主义侵略等等，但很少有人用第一人称分析中国文人自身的局限和恶习在其中的作用。
近现代不少当政者也是从这批中国文人中成长起来的，不少人也有大学问，但他们对文人也最狠。所以，1百多年来，中国的“民主”“宪政”的口号时间喊得最长，但效果甚差，至今也未完成起码的构建。
中国文人爱在不断地批判、砸烂中创新，缺少平等看待其他学说的意识，缺乏对人类普世文明的了解和敬畏感，喜欢以反传统自居，总是在寻找“唯一正确的理论与道路”，这种思路从“五四”到“文革”一直如此。一旦找到，其他学说立刻封为异类。近现代中国文人大体就是用“言行不一”“专制情结”对待同类与其他学说的。于是，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严重断裂，与现代文明接轨也最差。
治理国家的政治领域，一山不容二虎，不能政出多门。但在文化、学术领域，必须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一领域，没有民主、自由的氛围，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无论是传承还是创新，都将无从谈起，现代化也只能停留在文人的嘴上和纸上。
历数中国近现代文人的弱项和恶习，可归纳出以下几项：
1、精英情结。自认为占据了道德和智慧高地，居高临下，以不同凡人为荣耀。总觉得自己比老百姓甚至执政者更懂得什么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垂青用“精英”替代老百姓进行决策的社会角色，缺乏包容心态与宪政精神。成为中国专制色彩的政治和知识传统的卫道士。
2、泛政治化倾向。学说、观点过于向“治国”方向倾斜，总是寄希望于统治者，或自己成为统治者来实现“救国、救民”的方略。信奉“政治决定论”，对其他领域的实证研究缺乏足够地关注，相关人才匮乏。直至今天，政治理论、学说仍旧超强。
3、民主、平等精神匮乏。将学问等同政治，必然导致文人之间的民主、平等精神的匮乏，同时也会漠视民生“小计”以及民众“自治”“自理”的创造性。中国缺少费孝通、温铁军式的学者。
4、“窝里斗”。文人之间的民主、平等精神的匮乏，必然导致“窝里斗”，泛政治化必然导致“棍子、帽子”满天飞，沦落为专制体制的帮凶。
5、世俗化倾向。地位、面子大于使命。甘于寂寞、久坐冷板凳、以平民为伍的文人不多。喜欢出人头地，一鸣惊人，依附权势与他人卵羽之下的大有人在。职称、级别、收益等要比真实学术水平重要的多。“官本位”体制与文人世俗需要相互支撑，严重扭曲了中国文人的人格独立性，亵渎了学问的本来价值。这也是“诺贝尔”奖与中国无缘的重要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讲，文人身上的这些毛病，正是中国人“低素质”的集中体现，所以，欲改造国民，先改造自己，欲发展民主，先学会平等，欲贡献社会，还是多做学问，少参政为好。
完
2008年1月25日星期五